1949年3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下，122位优秀儿女从济源启程，踏上南下征程。在河北武安，他们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六大队第三中队（另有24位济源籍干部编入长江支队其他大队）。历时207天，行程6000余华里，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8省65县、市，于1949年9月到达福建霞浦、柘荣等地。他们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带着父老乡亲的期盼，带着艰苦奋斗、坚强不屈、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愚公移山精神，从济水之源到东海之滨，扎根福建，建设福建，把一生献给了千万里之遥的闽疆。

会师福建

从苏州南下福建，正值盛夏，烈日当空，炎如火炉。

7月13日，长江支队第一至五大队从苏州原国民党青年司令部及陆军监狱出发，第六大队从苏州蠡口镇出发，进军福建。第六大队第三中队在蠡口镇北栅头村新解放区群众家里住了约一个月，出发时，当地群众自发出来送行，军民深情让南下干部们倍受感动。长江支队几次从命运的转折地出发都会遇到下雨，这一次又刮起大风，行军之难可想而知。

13日当夜赶宿苏州吴江县城，15日到达浙江嘉兴县城，16日改乘运货的火车从浙赣铁路南下。行经浙江杭州长安镇附近时，遭遇敌机疯狂扫射。子弹打到露天的车厢上乒乓作响，飞起的尘土溅在脸上，第五大队张振业当场牺牲，多人受伤。火车一时难以行进，全体同志迅速下车离开铁路隐蔽。杭州外围的驻军用高射炮猛烈还击，敌机带着白烟向南飞去，火车继续运行到杭州，在车站举行了悼念仪式，将牺牲的烈士安葬在杭州公墓继续前行。一路躲过敌机轰炸扫射和特务土匪骚扰，几经曲折，行程800余里，17日下午到达闽浙交界的浙江江山县贺村车站。

火车行进到江山县附近时，敌机又来空袭骚扰。有了前面的教训，火车发现敌机时停得快，大队人马下车疏散得快，敌机只把江山车站周围炸了些坑。全体人员太阳落山后步行20余里到达江山县，各队分别在江山县附近村庄宿营，有驻市上村，有驻贺村，有驻塘坂，第六大队驻在达梗村，支队部驻在新塘边。这一带是军统特务戴笠、毛森的家乡，政治情况复杂，国民党军散兵、土匪多，为了大队人马的安全，各大队都组织有战斗经验武装连，负责行军保护和巡逻检查。

浙江江山县新塘边是长江支队入闽前的最后一站，这个叫做新塘边的小山村，曾经见证了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长江支队在此与张鼎丞所率领的福建省委干部队伍汇合，张鼎丞听取了长江支队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尚之、宣传部长周璧、南下行署主任刘裕民的情况汇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已经组建以张鼎丞为首的中共福建省委的决定。同时宣布，长江支队南下区党委建制撤销，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均归中共福建省委统一领导，并对南下区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做了重新安排：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在南京养病回来后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尚之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区党委宣传部长周璧任福建省委副秘书长，南下行署主任刘裕民任福建省实业厅厅长。同时确定了南下区党委所属6个大队入闽后所要接管的地区。

在江山县停驻时，正值三伏天，气温高达38到39摄氏度，有时还要更高。骄阳似火，闷热难耐，使人喘不过气来，生活、气候也不习惯，不少体质虚弱的同志病倒了。由于入闽在即，交通已被破坏，从江山县进入福建必须全程步行。这里已属武夷山区，山高路险，森林密布，人烟稀少，要翻越仙霞岭、枫岭关等几座大山，加之这段路程匪特活动频繁，随时都要做好战斗准备，福建省委做出决定：第一，迅速抽干部到江西上饶设留守处，后行经江西随既定路线入闽。生病的干部同志送上饶十兵团医院治疗，身体不好和怀孕的女同志送留守处；第二，进入福建要翻越几座大山，为了减轻行军负担，规定每人行李不超过10斤，自带米5斤，其余交留守处保管，待福州解放后由组织交还本人；第三，进入福建山高林密，国民党散兵土匪多，各队要组织武装，保护行军宿营安全。

新塘边汇合后，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张鼎丞、方毅等先行出发，向闽北前进。各大队增发了长枪和手榴弹，派出有军事常识、身强力壮的同志负责警卫，进行军事演习和财粮接管方案的学习，轻装简从，做好行军准备。每个大队都有数量不少的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整个留守大队约有100多人，第六大队第三中队就有李岳、张文恒、赵嘉斌、李喜荣等10多位同志留在留守大队。病弱队员及轻装下来的行李物品，由李岳负责乘汽车经上饶留守处修整之后再到福建。

在江山县驻军12天。7月28日开始，福建省委干部队伍和长江支队大队人马分别先后从江山县新塘边出发，第六大队7月31日从江山县达埂村驻地出发，步行军浩浩荡荡向福建挺进。

从苏州经浙江，再翻越闽浙交界高耸入云的仙霞岭进入福建，是长江支队南下途中最艰苦的一段历程。这一段是三野十兵团先遣部队刚刚杀出的血路，匪特猖獗，时有敌机在头顶轰炸，由于天气炎热，也为避开国民党飞机的扫射，此段行军多是天没亮就起身，匆匆忙摸黑吃了饭就上路。为保护南下干部安全入闽，解放军护送部队一路上多处与小股匪特遭遇。仙霞岭海拔1400米以上，山峦连绵，道路崎岖。天气闷热多变，一会儿是阳，一会儿是雨，衣服湿了干，干了再湿，酷热和疾病一路伴随着长江支队。“日行须防敌扰攘，夜宿时有匪逞狂。忍饥耐渴染疫疠，淫雨浓雾湿履裳。”这是长江支队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也是后来的首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尚之的诗，真实地写出了南下福建途中的种种艰难与险阻。克服了水土不服和疾病困扰，战胜了敌机扫射和散匪袭扰，长江支队艰难地翻越仙霞岭，踏上了八闽大地，看到了福建的第一缕晨光。

经浙江峡口、二十八都，翻过仙霞岭，再经福建仙阳，长江支队五天急行军220余里，8月1日后陆续到达福建边界县浦城，在浦城稍作休息，向闽北重镇建瓯城前进。第六大队8月3日到达浦城，在浦城停留8天，8月11日继续步行，经临江、石陂、马岚、水吉、安口、建阳、丰乐，行程又约340里，8月19日到达闽北重镇建瓯县城。

此前（5月初），在三野十兵团未向福建进军前，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和五兵团十七军已从江西打到闽北，在闽浙赣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崇安、建阳、浦城、水吉、建瓯、政和、南平、顺昌、沙县、尤溪、古田等县，用缴获的武器弹药，进一步装备了坚持地下斗争的游击部队。张鼎丞等福建省委主要领导离开浙江江山县，先行到达建瓯，听取了福建地下党坚持斗争的情况，宣布了福建省委的成立决定。

8月5日，长江支队第一、第二大队最先到达福建建瓯。8月11日，福建省委在建瓯大戏院召开了长江支队和福建地下党干部的第一次会师大会。省委书记张鼎丞首先对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艰苦奋斗几十年直到全国解放，表示十分感谢；其次对党中央派几千名南下干部行军几千里来到福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表示热烈欢迎。张鼎丞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华东各省都解放了，福建和全国一样，形势很好。敌人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了，福州市不日即可解放，福州一解放，大军即要迅速推进闽南，去解放泉州、漳州、厦门等城市，福建全省解放也指日可待，形势十分鼓舞人心。张鼎丞还分别介绍了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的领导同志，鼓励大家在新省委领导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为伟大的革命事业，为建设新福建贡献一切。张鼎丞布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任务：认真接管城市和农村，向福建人民宣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开展借粮筹款工作，支援前线，保证人民解放军吃饱饭，打胜仗。同时开展剿匪、反霸，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福建省委要求闽北地区的建瓯、南平两地委、两专署立即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8月11日，三野十兵团向福州发起全线进攻。8月17日，福州宣告解放，8月20日，福建省委于进入福州。8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和福建军区在福州宣告成立。张鼎丞任省政府主席，叶飞、方毅任副主席。各大队加速向福州前进。

9月1日，第六大队分别乘船和步行从建瓯出发，行程130余里，9月2日先后到达南平。在南平休整3天，9月5日从南平集体乘船400里水路到达福州，住齐鲁大学。一同到达的还有长江支队第五大队。9月7日，福建省委在福州英华中学礼堂召开欢迎大会，欢迎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入闽工作。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鼎丞，副主席方毅，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等领导同志作了报告和讲话。张鼎丞之前曾会见过各地委的领导干部，这一次是与两个大队的全体干部相见。张鼎丞十分了解南下干部的艰辛与不易，赞扬南下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南调干部的决定，同志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经过了千山万水，胜利地来到祖国东南沿海城市福州。张鼎丞要求南下干部发挥优势，团结福建地下干部，完成当前的四大任务：一是把粮食征集起来，吃饱饭打胜仗；二是协助解放军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三是打垮散兵、土匪、特务，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四是打垮地主恶霸势力，建立农民优势，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叶飞希望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精诚合作，共建福建。

福建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成立之后，福建省团委、农委、总工会筹委会等也相继成立。根据福建省委的统一部署，原长江支队所属的6个大队改为6个地委和专署，分别进入建瓯（一地委）、南平（二地委）、福安（三地委）、闽侯（四地委）、晋江（五地委）、龙溪（六地委）等地开展工作。此外，福建省还设立永安为七地委，龙岩为八地委，另设福州、厦门两个直辖市。八地二市分别由长江支队和福建地下党组建福建省委、地委（直辖市）、县、区各级政府。按照福建省委的统一部署，各大队迅速开赴各自的接管地区。

长江支队第六大队接管的福安地区为三地委。地委书记王毅之，组织部长李步云，宣传部长董奥林，专员康润民。福安地区所辖七县，福安县委书记郭林、县长杨杰；宁德县委书记杨浩林、县长黄垂明（地下）；福鼎县委书记贾镛、县长邓超；霞浦县委书记王安珍、县长赵守训；寿宁县委书记郭人建、县长许威；周宁县委书记兼县长刘清源；柘荣县委书记兼县长李俭。各中小队都分配了具体的工作岗位，只待分赴各地、县会师后，相继建立地委、专署、军分区和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县农会以及区委、区公所、区武装部、区农会等党、政、军、群机构，逐步开展各项工作。

9月13日，长江支队第六大队离开福州，向闽东北进发。此时福建最大的困难是交通不便。仅有的几条公路也多年失修，加上国民党撤退时桥梁大部被破坏，无法通车；河道也因水急、土石壅塞，大多不能利用，就是能利用的几条河道，船只载量也很小，大队人马只得水陆并进，艰难前行。13日在台江码头乘船到琯头，下船后步行到连江县城。14日从连江出发，气候突变，又遇台风大雨，有的雨伞被风吹跑了，有的鞋子陷入泥里，大家顶风冒雨前进，15日天黑在丹阳宿营。17日经丹阳、罗源到达宁德县飞鸾镇，18日从飞鸾乘船，19日上午到达福安县赛岐镇。

9月24日，长江支队第六大队与闽东地下党游击队在赛岐天主堂召开了会师大会。这是闽东人民艰苦斗争和南下干部艰难行军的伟大胜利，是豫北山区王屋山和闽东海滨太姥山的第一次热情相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地委书记王毅之宣布闽东为福建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康润民，军分区司令员陈挺，地委名称为中共福建省第三地委。地、专机关设福安县城，地委书记王毅之，组织部长李步云，宣传部长董奥林，秘书长刘哲，公安处长苏奋，农会主席李力。福安地下党代表陈邦兴、黄垂明热情欢迎南下干部的到来，盼望福安地下党和南下干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闽东。

9月25日，第六大队进行了机构调整和人员配备，对所属各中队工作地区和任务进行了具体分配。由济源县南下干部组成的成建制干部队伍，第六大队第三中队原县长杨杰调福安县任县长，原农会主席董杰和第七小队为主的16个同志留地、专机关工作，原组织部长李检、原区委书记商建中和第六小队为主的14人调柘荣工作，其余81人到霞浦县工作。

在赛岐镇的几天里，第三中队各小队对所接管县区的情况更加熟悉，对本境的方针任务更加清晰，接管准备工作已经十分充分。9月29日，第六大队第三中队分水、陆两路前往霞浦、柘荣和福安地委。赴福安地委的步行当天到达。赴柘荣的14人由柘荣地下党詹其道、黄祖恭陪同经福安当天抵达。赴霞浦的人员由霞浦地下党林登第、陈侃陪同，分水陆两路，水路主要是物品、文件和病弱的人员，由赛岐镇雇乘民船直达霞浦县盐田登陆；陆路的人员继续翻山越岭，经盐田步行40余里，水陆两路均于9月30日到达霞浦县城。当到达霞浦城关时，等候在街道两旁的地下党干部和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南下干部的到来。

长江支队第六大队第三中队的济源干部与原霞浦地下党的同志会师后，与1949年10月3日正式成立了霞浦县人民政府，组建了霞浦县、区两级党、政、群、武机构。县委书记王安珍，组织部长史光华（从其他中队调来），组织干事孔繁忠，宣传部长常建业，宣传干事冯德明，县委秘书杨力进；县长赵守训，副县长林登第（地下党干部），秘书成毅，民政科长于晋来，财粮科长李纲，司法科长郑毓秀，文教科长王建勋（地下党干部），税务局长张子亨，公安局长王维恒；农会主席李岳。县级机关下设五个区，一至五区区委书记分别是黄存忠、罗效良、宋斌、杜森华、郭家宽；区长分别是林彬（代）、王贵谦（副）、王绍忠、赵维天、张战元。

到柘荣的人员先以李检为中共柘荣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成富物、詹其道为副主任，商建中为工委副书记。不久，政务院批准建立柘荣县，李检为县长，商建中为副县长，詹其道为秘书，成富物为民政科长，王文科为财粮科副科长，一至三区区长分别由成富物（兼）、原家祥、沈玉山担任。

从1949年3月8日济源出发，到1949年9月30日到达霞浦、柘荣，组建于济源的长江支队六大队三中队行军共计207天，行程共计6400余里，其中步行47天2500余里，乘车船12个昼夜3900余里，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8省65县市，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天，顺利到达东海之滨的福建闽东。一同进军福建的，有三野十兵团十万大军，有华北太行太岳南下干部4000多人，有华东南下干部2000多人，有上海南下服务团2400多人，还有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福建地下党。由这五路大军组成解放福建、接管福建的统一体，可称为山南海北，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接管旧福建，建设新福建。

每一位长江支队南下干部的胸前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带有长江支队番号的胸标，这个番号从武安一路伴随，在福建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值得回味的是，这个胸标标注的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正是这一年，正是这样一支主要由农村干部组建的干部队伍，汇入中国人民解放大军的洪流后，一起改写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写在胸标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