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作为太岳革命老区的干部经历了种种考验，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辉煌时刻。1949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主席亲自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为了配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区不断迅猛扩大的大好形势的需求，党中央紧急从太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选调4800多名优秀的党政军各级干部，按军事建制迅速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 长江支队的干部配备相当于省军级的建制架子，下辖六个大队31个中队，大队为军分区及地专级建制，中队为县级建制，小队为区级建制。当时太岳四地委（即晋东南）组建的是长江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是康润民同志，大队政委是王毅之同志。我当时在山西省垣曲县工作，被编入了第六大队第四中队，中队长是侯景域同志，共160余人。
此次抽调的长江支队4800名干部不仅满足了中央的数量要求，而且干部的质量也比较高，因此受到了中央的表扬。其中老红军和抗战老干部就约占40%左右，其它60%也都是参加过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和翻身解放脱产时间不太久的农民党员干部。但是他们大多数原来想的是翻身解放了，可以过上“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心日子了，应该享享福了，谁知这回又让他们远离家乡，还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要到好远好远甚至还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去，这是一个严峻的革命考验！

因此长江支队在河北武安县进行了紧急集训，主要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和《三大纪律八注意》等。严格要求在南下进军路上必须做到公买公卖，秋毫无犯，要宣传群众、帮助群众，行军一路必须是争取民心的一路，是树立我党我军良好形象的一路，夺取全国解放的一路。
经过紧急集结训练后使长江支队这批干部进一步认请了革命形势，提高了阶级觉悟，极大地增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为南下行军接管新解放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庞大气势的召唤下，我们于1949年3月9日从山西省晋城县出发，翻越了太行山、武夷山；横跨了黄河、长江、钱塘江，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八省六十三县，跋涉6450余里，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暴雨、酷暑、敌机扫射轰炸、蒋匪军散兵土匪的袭扰、破坏、枪战遭遇的恶劣环境，经受了疾病、流血、牺牲的种种考验，例如当时有一些同志得了疟疾，一路打摆子，仍坚持跟上队伍；有一些同志在敌机的袭扰和轰炸中牺牲了。就这样历时180多天的艰苦行军，最终到达东南沿海福建省。会师福建省的地下党组织，接管福建省新解放的广大城市和农村。真正开始接管时所有的困难就迎面而来了，在那个峥嵘岁月里我们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的。
一、坚定马列主义的信念，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按老解放区的编制原计划一个中队是一个县政权架构去接管新解放区的一个县，由于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新解放区面积迅速扩大，计划已经无法满足形势的变化，只得将一个中队人员再一分为二，接管新解放区两个县的政权。
1949年7月13日我们解放了福建省寿宁县，我被分配到寿宁县南阳区任区委书记，安峰同志任区长，杨克仁同志任区武委会主任，狄麟祥同志任区组织委员，马挺锋同志任区武委会委员，霍光荣同志任区农会委员，赵恒玉同志任区宣传委员，常子祚任区农会主席，车圣贤同志任通信员。这就是我们南阳区的领导班子成员，整个南下过程都是按这样编制开展工作的。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班子也作了调整了。在进入福建后我们没有进寿宁县城，而是经车岭、斜滩直取南阳区。在斜滩赵恒玉、常子祚两位同志就被分别调往县纪委和县贸易公司，离开了我们这个班子。自此，我们这7个人成为革命火种，在这贫瘠的、阶级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南阳深山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寿宁县是福建省与浙江的泰顺县、景宁县交界的贫穷的深山县份之一，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车岭地处海拔高、山势险，当地有“车岭头，车上天”之说。南阳算是寿宁最好的地方了，曾有“寿宁好南阳，福安好穆阳”的历史之说，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尤其是临近解放时期，寿宁县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用“水深火热”形容毫不过分。当地老百姓的“地瓜米当粮草，棕衣当被道，火笼当棉袄，虱子满身跑”就是真实的生活写照。贫穷仅仅是困苦，而国民党政府、地方民团、地主、恶霸、土匪等恶势力对老百姓的压迫、残害、盘剥才是真正让老百姓“民不聊生”。收成的季节本应是农民喜悦的日子，但那时每当收成的季节结束后老百姓就该过上“镰刀挂上壁，卜肚隔背脊”的艰难生活了，“卜肚”是方言肚子，意思指收成后镰刀不用了，但是反而更吃不饱了，肚皮都贴到后脊背了，原因是收成还不够给地主、恶霸交租交息的。

当时我们把南阳与犀溪合并为一个区进行接管管理。我们怀着满腔革命激情和对当地广大老百姓的无比热爱，坚守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的信念，密切与地下党组织游击队配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了解情况，审慎任用当地干部；建立区、乡政权，扩大人民武装，进行剿匪、维持治安；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减税减息工作；进行访贫问苦，开展诉苦活动，清算地主恶霸，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宣传土地大纲，进行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劳苦大众从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改善生活。总的来说，开辟新区工作是在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的。政策执行上较为稳妥，群众发动比较充分，干部团结，工作顺利，群众是满意的，城乡改革和生产都是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这期间我经历了难忘的岁月，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
我们到南阳后首先遇到的三大困难是：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气候不习惯。寿宁的地理和气候是“山多、雨多、蛇多、蚊子多”，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说。

怎么办？想办法！克服它！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我们采取的措施是：
语言不通，我们让乡长当翻译，所以当年我作群众动员报告时，常常是我和当地的干部两个人同时在台上讲话，所以报告时间会多两倍；
生活不习惯，我们习惯吃面食，南阳不仅没有面条吃，连大米饭也不能完全吃上，只能以地瓜米充饥。

气候不习惯，我们这批南下干部都是从小生活在干旱少雨的中原内陆地区，差异太大了，不少人因此生病、发疟疾等。

对这些困难我们都是咬牙坚持。我总是在想：有多少先烈已经先我们而去了，我们有责任去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同时我们抛小家，为国家，克服重重困难，不畏艰难险阻，千里迢迢地远征到了目的地了，难道还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吗！总之我们用革命的乐观主义对待这一切！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正确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南阳当时除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离间我们和百姓的关系外，还有一种独特的现象也产生了不利于我们的形势。浙江省的景宁县有一支地方游击队，队长姓郑，这支队伍没有经过很好地教育，作风极其恶劣，也祸害百姓，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甚至当地的老财们都喊出“拥护共产党，赶走景宁人”的呼声。结果一夜之间把他们赶到了县城。但也因此给老百姓造成了心理恐慌，担心我们区委会报复老百姓，所以都关门闭户，拒绝和我们接触。使我们的工作暂时陷入困境，因为没有了群众就像鱼儿没了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对外宣传群众。我们区委不断地、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地向群众宣传我党的纲领以及各项政策，让群众正确了解我们南下到福建、到寿宁、到南阳来的目的。

2、对内强化教育和管理。我们的同志无论到哪个村工作绝不允许扰民，在群众不是出于自愿时，都必须在屋外露宿，坚决杜绝任何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发生，以我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深入人心的群众工作，使村民渐渐地了解了我们，慢慢开始接近我们，实际上露宿也仅仅是两次，群众就不忍心了。甚至有些土匪都被感召了。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们在犀溪的一个庙里召开群众动员大会，主席台设在菩萨前面的供桌前。为了预防土匪的破坏和袭扰，我们事前安排了区武装班（实际上我们的武装力量很薄弱，仅仅只有七、八条抢）在会场周围架了机枪，为顺利开会造了一些声势。由于之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发动群众的基础，所以正常情况下我做报告的时候是很受群众欢迎的，我总是能够用通俗易懂的、风趣幽默的语言向群众讲明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每次大会现场总是气氛活跃、会心的笑声不断。但是这一次我发现会场现场很反常，群众都不笑了，低着头，气氛很沉闷。我们也很纳闷，但总算顺利开完会。那次大会过后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一名老百姓，他问我：“任书记，那次在犀溪的大会你在台上做报告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怎么啦？”

他说：“那天我也在会场，但是我是躲在你身后的泥菩萨的肚子里，端着枪瞄准了你的后脑勺，随时可以向你开枪打死你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没开枪呢？”

他说：“因为你讲的太好了，你把共产党的‘土匪政策’讲到我的心里去了，我原来的顾虑没有了，我有出路了，所以我没开枪。再有就是你在老百姓中很有威信，我也怕打死你我不会有好下场。”我们这才解开了那次大会为什么群众反应反常，是因为他们知道土匪要有破坏行动，所以害怕所致。

当时土匪的成分也很复杂，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有穷人迫于生计干土匪的，所以我党的政策是分化瓦解、区别对待，争取并稳定民心，扩大并巩固土改成果。由于我们落实政策比较到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的“政策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论断无比正确。但是我确实又经受了一次生死的考验。
三、敌人的残忍和嚣张激怒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
解放战争时期，福建我党组织建立了数十支游击武装，以反“清乡”和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为目标的游击战争在各地展开，为解放军南下扫清障碍。

当年的南阳也是个游击队时常活动的老苏区，阶级斗争形势十分激烈残酷。敌人的势力很强也很复杂，有国民党、土匪和地方民团几股反动力量在与我们较量。仅土匪就有五股力量经常袭扰我们，他们专门暗杀与我们接触多的农会干部或者革命积极分子，杀害后还在被害者尸体上放上字条，上写着“这就是接近共产党的下场”等。先后有3人被害。

还有一个民团团总是个十恶不赦的嗜杀成性的魔鬼，他先后杀害了我们80位农会成员并吃掉他们的心脏！这个野兽行径令人发指！
敌人的这些挑衅行为不但没有吓到我们和广大的群众，反而使我们更加理解了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于是我们抓紧创建了自己的武装，建立了民兵队伍，与各类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把西浦乡的一个已经死去的恶霸从坟墓里挖出鞭尸，以此方式向敌人发起反抗。
 
四、对敌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由于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敌人有很大的悬殊，不能硬拼，必须和敌人斗智斗勇。为了确保我们的工作和安全不受到威胁，我们采取了游击战的方式进行工作。即区公所的办公地点不固定，经常变换，不让敌人掌握我们的规律。以少胜多，用最少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
但敌人是狡猾的，面对我们的斗争他们也采取了应对手段。他们利用我们扩大革命队伍的时机，尤其是针对我们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于是他们把特务安插在我们内部，妄想随时掌握我们的情报。

有一个名叫刘斌的年轻人混进了我们的队伍，取得了我们的信任。有一次就派他单独到另一个乡去办公。因为有紧急情况需让他回来开会，就让一名通信员去通知他，但通信员称在他回来的半路被土匪截了枪支弹药，（事后也知道了这个通信员也不可靠，而开除了他）空手回来了。刘斌没有一同回来，而是在半夜12点时突然回来敲区公所的门，很急促地说：“任书记，敌人来了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快去消灭他们吧！”可是当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天，区公所没有武装班，只有我们几个人，同时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完全不了解敌情，出去是凶多吉少就没有上这个当。事后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敌人想借机把区公所一锅端掉。

我们的区公所虽然只有七八条枪，只能站岗放哨，但是我们的一个民兵却用红缨枪立了一大功。有一次，在一个大雾笼罩的临晨，能见度很低。国民党的一个俘虏在我方关押处逃了出来，被一名叫胡乃德的站岗民兵发现，就问：“谁？口令！”，对方在回答“我”的同时向胡乃德开枪，未中，胡向开枪方向刺了一枪（红缨枪），刺中逃犯致死，天亮后经落实原来逃犯是国民党征兵局局长刘泉。敌人打胡乃德的那支驳壳枪也成了胡乃德同志的战利品。他把驳壳枪交给了我，从此这支枪就伴随我渡过了那个艰苦岁月。

五、艰苦岁月的考验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的都是各种生活上困难和工作上的压力，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说实在话确实太苦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南下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因为实在坚持不住而成了革命的逃兵。例如安×同志和杨××同志就在1950年的夏季带枪逃跑回了华北。之后组织上给了相应的处分。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这一代人也从当年风华正茂的帅小伙、俊姑娘变成了白发苍苍、步履维艰的老人了，我们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献给了八闽大地，但我们回首往事时无怨无悔，并为自己能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福建的建设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

我在八十年代初调回到河南工作，之后就在郑州离休了，但是我仍然会念念不忘八闽大地，毕竟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毕竟我的人生最精彩的华章留在了福建，所以在这全国人民即将为祖国母亲诞辰60周年举杯欢庆之际，我也借此篇文章向八闽大地的父老乡亲们敬一杯欢庆的酒；向闽东地区的父老乡亲们敬一杯祝福的酒；向长眠在八闽大地或各自家乡土地下的亲爱的战友们敬一杯告慰的酒！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祖国母亲更加繁荣昌盛！祝福她的儿女们永远幸福安康！

任秉法

2009年8月17日写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