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九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和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并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城市和乡村，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所以从太行太岳两区抽调了四千多名干部，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分别组成六个大队（地委），我们太岳四地委为六大队，下属五个中队（县委）。晋城县180余名干部为一中队，下属九个小队（区委）。中队长刘清源，政委郭林，我在队部组织组。

长江支队六大队南下的女同志有20余人，有的是年轻的母亲，离开幼小的儿女，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有的是刚结婚，还有两位未婚姑娘。我那时十九岁，刚结婚。我父亲是老区的一位小学教师，母亲思想比较进步，所以他们二老能忍痛割爱送别唯一的独生女儿走上革命征途。

我们女同志行军中最困难的就是来例假。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合适的卫生纸，徒步行军时大腿被磨肿了、磨破了，我们女兵们都忍着痛坚持前进，不掉队。

我们行军从黄河北岸老田庵到南京的路程是一段徒步，一段坐火车。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所以沿途群众看到我们这些女八路都非常惊奇。在南京浦口休息时，围观的群众竟然直接问我们：“你们这些女子是不是被抓来当慰问团的？”当我们做了解释后他们都点头笑了。

在南京的大街上，我们和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烫发抹口红的妇女相遇时，很看不惯她们的打扮，而她们看到我们这些穿着黄土布军装、头戴军帽、腰扎皮带、男不男女不女的女兵也很稀奇，所以双方都是对面而过，扭头相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笑起来。时过六十八年了，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很有趣。

渡过长江以后，由于长途跋涉过分劳累，体质下降，加上不适应江南的气候和生活，不少同志患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还有拉肚子。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坚持行军，同志们发扬了互助友爱精神，用担架抬着重病号行军。拉肚子的同志可就更吃苦头了，一天无数次的从担架上下来上去的，又无力又痛苦。我是在黄河北就患上了疟疾，发着高烧。由于不想掉队一直保持行军，加上当时医药条件不好，就没治好，一路上反反复复的发作，给身心带来很大的痛苦，给行军都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我硬是咬着牙坚持着跟上大部队行军。

南下行军是艰苦的，可是大家都精神饱满，非常乐观，一到宿营地同志们就在一起说着唱着，一天的疲劳都消失了。记得有一次，中队组织文艺活动，大家围成一个圈子，田志强同志是个生性活泼幽默的女同志，她用一条白毛巾蒙在头上，盘腿就地而坐，学着山西阳城妇女哭娘的样子，放声大哭，模仿的惟妙惟肖，直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的笑疼了肚皮。

还有一次我们行军到了浙江省江山县，在此地休整时，我们为当地群众组织了一场宣传演出。我和王精才、焦鹤琴两位男同志演唱了“王贵和李香香”选段，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三月八日离开太行山，过黄河，渡长江，行程6000千多里，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八省60个县市，经过近七个月的艰难行军，吃尽千辛万苦，于九月二十五日胜利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福建省福安县，结束了这一历史历程，迎接新胜利的到来。正像我们的政委郭林同志说的：这次南下是“伟大的进军、光荣的使命”，这正是：“南下”必将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被记载下来的伟大历程！


                                      郭玉瑞

                               2017年4月1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