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为接管、巩固新解放地区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军南下。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山西抽调数万名干部南下去接管政权，分别是：太行、太岳抽调4000余名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福建，晋绥抽调4000余名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入川工作团前往四川、西康，以晋中区党委和太行区党委为主抽调3000余名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晋中南下工作团开赴湖南。这些南下干部别离故土，别离父母妻儿，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闯过思想关、艰苦关、语言关、生死关，与当地干部一起建立人民政权，为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3月太岳直属机关欢送部分南下干部留影

接到南下通知时，根据地干部的思想主要有4种：一是在全国胜利形势鼓舞下怀着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兴奋心情，考虑个人、家庭较少，这占大多数；二是随大流，大家都南下，自己也不甘落后，想一起出去开开眼界见世面；三是有少数同志忧心忡忡，怕南方艰苦怕打仗，也怕到南方适应不了气候；四是一些同志觉得好不容易打败日本和国民党，惦念妻儿老小，想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等。虽有实际困难但当时大家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养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只要党一声令下，即坚决服从、随时出发。

晋中的动员工作从1949年2月开始。绝大多数同志都愉快接受调动任务，仅少数人思想有波动。于是，不少谣言流传开来：“湖南很热，太阳像一团火球，人们出门头上要顶上铁锅，否则头发会被太阳晒得着了火”,“湖南蚊子有马蜂那么大，叮一下就和被蝎子蜇了差不多，疼的要死。”“湖南土匪多如牛毛，遍地都是，外地人去了一个也回不来。”针对以上谣言，组织上专门进行辟谣，请人介绍湖南的情况，稳定了大家的思想。晋中区党委作动员报告时说，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南下过长江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这是当前头等重要、也是最光荣的任务！要解放全中国，每位党员都应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这次动员会给大家鼓足了劲儿，一时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南下光荣”等成了舆论中心。大家都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长江支队南下福建中思想波动最大的一次出现在苏州待命时。原定南下接管苏杭地区，但因革命进程发展很快，他们还未到达时苏杭已解放且由其他解放区的干部接管。党中央根据新的部署，安排他们“继续南进，进军福建”。大家一时间都难以接受。福建山高路窄，天无三日晴，路无三里平；还有三多，即老虎多、毒蛇多、蚊虫多。不少同志对入闽顾虑重重，对继续南下有抵触情绪。党组织便开会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要求服从革命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在动员大会上讲：“福建话难懂，工作不好做；福建穷，是事实。但福建山清水秀，山上有木材、竹子、茶叶，是富山。福建人民坚持红旗不倒，盼到了解放，热切地欢迎你们去。”同时，号召大家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一名党员要明白自己的责任，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通过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进军福建，解放福建，绝不辜负党的希望，以实际行动为新中国的成立添砖加瓦。

在思想问题解决后，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各工作团立即出发奔赴南下第一线。整个行军的艰苦过程无法想象，睡觉时，走到哪睡到哪，没有床铺，只能背靠背一起取暖。生了病，没医少药，只能自己硬抗。

1949年3月，长江支队队员离晋一路东进，前往河北武安集合。出了东阳关进入河北涉县。从涉县乘上开往武安运煤的小火车，车小人多，挤得水泄不通，更无卫生设备。北方的3月，晚上气温很低，人们并未因又冷又挤而埋怨，反而逗趣地说“挤一点好，不会冷”。火车开得很慢，一夜才走120公里，人们硬是又挤又憋到天亮才到武安。在武安整编学习一个多月后继续步行南下。行军不久便突遇大雨，大家都被淋得全身湿透。道路泥泞坎坷不平，不少同志滑倒爬起来再走，毫无怨言。同志们苦中取乐地说：“春雨贵如油，下得满地流。今年好收成，支前不发愁。”

南下的长江支队走了一个月后终于抵达浙江，休整月余后继续南下。酷暑难耐，山高林密，闷热多雨。这群从北国初春走来的同志，初尝南方三伏天的厉害，好多人都得了痢疾、疟疾，但没人叫苦叫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前行。沿途铁路、公路大多因战乱被损坏，只有少数路程可以坐车，其余时间都只能靠步行前进。长江支队队员、后任福建省副省长温附山的妻子吴克勤怀孕也得坚持步行，后来因过度劳累流产了。她说：“流产了那也照样要走，不能因为一个人而耽误革命进程。”沁水县南下干部郭世恒回忆说：“从山西黄土高原一下子来到南方沿海，气候不适、生活不习惯，三天两头下雨，潮湿难忍，有些同志不吃海味，有的闻到虾油味就呕吐，一时适应不了常生病。但我们共产党员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曙光初照，越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岭，终于进入福建境内。这支队伍从1949年3月出发，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8个省65个市县，行程3000多公里。尽管途经种种困难，但他们不怕艰难，无所畏惧。1949年8月，胜利到达南下的终点——福建省。

西北入川工作团于1949年11月1日从临汾等地出发，10多天艰苦行军后达到西安，一部分乘火车、少部分步行抵达宝鸡。再往前，就是翻越秦岭。这时，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向胡宗南集团发起的秦岭战役已胜利结束，工作团得以继续向前行进。时值严冬，天降大雪，寒风凛冽，行军中许多人走得脚底磨出了水泡，有的还因路滑摔坏了腿，但仍咬牙坚持，没人叫苦掉队。由于胡宗南部队破坏了公路桥梁，埋设地雷阻碍我军追击。这种情况下，工作团不得不按照扫雷部队指定的路线迂回前进。道路艰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触雷身亡。

西北入川工作团翻越终年积雪的秦岭

西北入川工作团行军途中

同样，晋中南下工作团在途中也异常艰险。1949年6月，他们到达南京并接到新组建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通知，要求在6月底乘船到达汉口进行入湘准备。为完成这次重要的入湘任务，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安排“江汉”号客轮运送他们。因人多船窄没条件烧饭，每天只能供应一次开水。出发前，后勤人员在南京金兰饼干公司为每人加工了10斤饼干，以供途中充饥。殊不知“江汉”号客轮的大副是个国民党潜伏特务，早在客轮起航前就向国民党情报部门通风报信，因此客轮被国民党残余势力列为重要空袭目标。南京市军官会截获此讯后立即逮捕了此人，同时为确保南下干部的安全，当即决定如期开船并采取如下对策：重新选派了政治上可靠的大副；航行安排在阴雨天或晚上，使敌机难以寻找目标；抽调一连兵力部署在轮船顶部，一旦发现敌机立即痛击。工作团也制定了相应的一些纪律：如遇到敌机轰炸即使受到伤亡也不准在船上乱跑、中途不准随便下船、晚上不准向外打手电、不准在船上抽烟等。为了完成这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航行，大家都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克服一切困难，接受党的考验。

晋中南下干部乘坐的“江汉”号轮船

6月23日，“江汉”号客轮载着千余名晋中南下干部按时从南京起航。因人多，条件所限，大家只能静坐或和衣而卧。入夏后的天热、蚊叮、船闷使人很难入睡，尤其是一天三餐光啃饼干，且每天只供应一次开水，大家嘴里都起了泡，但没人叫苦叫累，也没人违反组织纪律。经过5天5夜的航行，由于组织的正确果断决策且恰逢阴雨绵绵，敌机无法起飞袭击轰炸。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能克服一切困难，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终于28日顺利抵达汉口。

中国地域广阔，南、北方语言差异极大。尤其是福建省山高林密，历来交通不便，保守封闭的状况造成隔座山头就是一种方言的特殊环境。语言不通，交流困难，给初到南方的干部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极大不便。对于南下干部而言，要想在当地群众中顺利展开工作，突破语言障碍成为与其他工作同等重要的事情。

刚到福建时，同志们听不懂当地方言，常因语言不通闹误会和笑话。原壶关县干部赵沧海回忆说，1951年初，他在闽北山区顺昌县五区当区长时，有一天，区委干部正在屋内开会，突听屋外有妇女大喊“老虎来了”，大家十分紧张，条件反射地拔枪冲出门外，本地干部也不知所措地跟着跑了出来，朝喊叫方向望去，只见妇女们并未因“老虎来了”四处逃散，而是正在紧张地收晾晒的衣物。经本地干部解释才明白， 当地方言“下”念“落”，“雨”念“唬”，所以“下雨来了”听起来和普通话“老虎来了”极其相似。

南下干部语言不通，不能与群众直接对话，影响了工作的迅速开展。南下罗源县的干部贾吉庆回忆：“我们南下苏州后听人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福建人讲官话’。我们到后才知福建方言确实很难懂，竟达12种之多。而语言不通不仅影响人们的感情、知识的交流，也严重影响社会的进步。我们到罗源县后深感语言不通是开展新区工作的最大障碍。记得初到福建第一次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宣读中央、省委文件，让南下干部读，地方同志听不懂。换地方同志读，南下干部又听不懂，最后只好分两次传达。后来到了农村，困难就更大了，广大农民群众没读过书也没离开过家，只会讲方言不会说普通话，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福建的南下干部积极应对，依靠地下党干部和民运宣传队帮助翻译的同时，经组织批准成立青年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有志青年补充到干部队伍中做翻译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志们悉心学习，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从会听到会讲，有的甚至能用方言作报告。此外，还从娃娃抓起普及普通话，在农村扫盲教育中也都用普通话教学。这样两头推进，共同扫除了语言障碍，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南下干部的到来，也为福建普及普通话做出了贡献。

由于当时部分地区还未解放或是刚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虎视眈眈，与当地土匪相勾结，伺机杀害我南下干部。因此，南下干部处处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

西北入川工作团到达四川后，派往温江地区的征粮工作团50多人在崇宁县被土匪杀害，其中晋南干校19人，还有南下四川支队的杨瑛、李全文、冯贵英、杨茹青、孙自有、张卓民、张凤林、何自美、李向科等10人。1950年2月，川西10多个县的土匪发动反革命暴乱，山西籍南下干部高巨才、鱼世全、赵潘龄、王清道、赵林等5位同志在和叛匪的激战中牺牲。1950年4月3日，湖南岳阳地区发生“四三”惨案。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头目胡坤为首的一伙匪徒勾结内奸窃取了一区区中队的枪支后，于下午4时许窜至康王桥，将区公所机关所在的李家大屋团团围住并切断电话线路。那天阴云密布，下着蒙蒙细雨，吃过晚餐的区干部们刚返回各自房间，对匪徒的突然袭击毫无知觉。在这个惨案中，据不完全记载，南下干部牺牲的有7人，其中能确定是山西籍的有3人：孙锁成，盂县人，1921年出生。时任岳阳县一区区委副书记。3日上午他去距区公所5公里远的西塘镇与农民协会骨干研究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因下大雨便在西塘镇上一家缝纫店避雨。五六个持枪匪徒径直朝店里冲去，他发现后正欲拔枪抵抗，却被土匪连发数枪击中，献出了29岁的生命。侯国珍，盂县人，1932年出生。时任岳阳县一区区委宣传委员、团委书记。3日下午他和区长杨仲英、区妇联主任赵林青正在区公所住地研究工作，突然听到楼下枪声大作，便知情况不好。杨仲英的手枪仅有两发子弹，侯国珍的手枪已没有子弹，情势十分危急，大家商定突围出去。侯国珍为掩护其他同志，踢断窗户木栏越过窗户，从4米多的高处跳下，因雨天路滑脚受了伤。他咬紧牙关忍痛向西塘方向跑去，将土匪引到距区公所1公里远的地方。眼看将被土匪追上，他转身躲进路路边厕所，被预先埋伏在此的土匪杀害，年仅18岁。王良玉，五台人，1924年出生。时任岳阳县公安局特派员。那天下午土匪直冲区公所，正遇到他从房内出来。他机警地意识到情况有异，正欲掏枪，却被冲在前面的内奸开枪击中，当场牺牲，年仅26岁。

惨案发生后，岳阳县委和县政府专门派人把山西籍烈士遗骸送回故土。为纪念在惨案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岳阳县人民政府在康王桥黄峁山修建了烈士陵墓和纪念亭以供后人瞻仰。

山西干部南下新解放区，他们带着巩固新生政权的使命而来。他们是党在新区执政的第一批干部队伍，体现着党在全国执政的能力和形象。他们和当地干部、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完成了政权的接管、筹粮筹款支援前线、剿灭土匪、平定叛乱、稳定社会秩序及开展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成功地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站稳了脚跟，是共和国新生政权的巩固及社会发展进步的中流砥柱。

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为长江支队题词

从1949年到2019年，当年离开山西故土的南下干部有许多人已离开人世，在世的也已是耄耋老人，但拂去岁月的尘沙，我依然被他们当年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循着他们的人生足迹，我依旧能触摸到他们那时铸剑为犁、改天换地的心跳和脉动。山西，因他们而骄傲；新中国，因他们而安宁。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为建立新中国做出的奉献，不会忘记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做出的贡献。70年过去了，我们再度回首那段特殊的年代，南下干部那种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品质，已化作一座座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本文原载于2019年第4期《党史文汇》）

责编：燕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