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南征

在宁德城区北岸有一座长江支队纪念园。触动心灵的那一幕幕石刻、浮雕、碑记等场景，仿佛承载着许许多多人物和故事……
我们肃穆地瞻望巍巍的纪念碑，我们回首打量那一段“南下干部”的往事，有一种缅怀，历经时代的风雨，越发沉重。
长江支队，一个特殊的部队番号。她不仅是特定的历史节点上的红色标志，更是一种用鲜血和汗水凝结成的荣誉！
忆往昔峥嵘岁月，想当年血火征程。红色的记忆，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界面上定帧。

1948年初秋，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进攻逐步转向战略决战。就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会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这一伟大的战略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组成17个区党委架子，随军前进，到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工作。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为了落实《决议》的精神，决定从由太行、太岳两区抽调一个完整的区党委架子的干部，即:一个区党委、六个地委、三十个县委，一百多个区委的党、政、军、区各级干部及后勤人员共约4600多人。整体调出。

任务确定后，太行、太岳两区党委专门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区干部的情况和抽调南下干部的有利条件及困难，要求各地在对干部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自愿报名和服从组织决定相结合的方法，争取在2月中旬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在进行宣传、动员、座谈和讨论中，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很快传遍了各地，并变成了两山老区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领导带头，自上而下，各级干部纷纷报名南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华北局分配的调干任务。
1949年初，随着辽沈战役、淮 海战役、平律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基础。形势的迅速发展，调干南下工作的时间提前、步伐加快。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指示确定华北局担任的1.7万名南调干部于2月底集中，加以训练，交华东局领导，随中野、华野向江南前进。
太行、太岳两区党委遵照华北局的指示，由太行区组织一至三大队(一个大队为地专级架子 ),太岳区组织四至六大队。太岳区决定,第一专署组成第四大队,第二专署组成第五大队,第三专署组成第六大队。在各地召开盛大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欢送南下干部大会;两区已确定南下的全体干部，先后于3月中旬集结河北武安，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由冷楚担任党委常委、书记，刘尚之（常委、组织部长），周壁（常委、宣传部长），叶松（常委、社会部长），刘裕民（委员、行署主任），陶国清（委员、军区司令员），侯振亚（委员、组织副部长），七人组成“长江支队”党委。

这一批长江支队队员，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各级领导骨干多，年龄较轻，办事能力强。他们中有的参加过北伐和土地革命；有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大多数队员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工作；还有不少队员经历过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土改运动的锻炼和考验；是一支生力军。

在支队党委领导下，全体队员在武安集训，一面进行编队，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和时政学习。在编队方面，陶国清任军区司令员，分区司令或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大队政委，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中队政委，区委书记、区长任正副小队长。军事训练方面，如列队、防空袭、遭遇战、打被包、训练口令、警戒方法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南征之前，支队领导人冷楚、周璧到北平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4月15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双清别墅，接见了冷楚、周璧。毛主席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籍贯等基本情况，以及太行区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朱总司令询问了手工业方面的情况，冷楚等人分别做了简要汇报。接着，毛主席与他们畅谈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四面”是指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有双方，故称“四面八方”。这是针对新解放城市的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盲目、片面思想，甚至“左”的错误倾向而提出的，希望他们能够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主席向长江支队主要领导面授机宜，这对于南下干部到新区接管政权、开展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4月24日，长江支队在军号声中向南开赴，武安县城党、政、军、民、学生，从城里到城外列队欢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4月25日，队伍冒雨步行50多华里,前进夜宿邯郸县羊井村，休息一天。27日过平汉线,入住磁县的南城村。28日突破安阳敌人据点。29日经汤阴县,参观了岳飞庙。30日住淇县城内,5月1日在汲县休整，欢庆“劳动节”并做好过黄河的准备。在平汉线上，长江支队和四野南下大军会合前进。5月3日凌晨五时出发，徒步疾行130多华里，于4日晚9时赶到詹店镇老田庵火车站。当天深夜即乘火车装货车厢,通过黄河大铁桥到达郑州，又转向陇海线。5月5日中午到达淮河北岸，夜宿徐州火车站。6日到达安徽省宿县。7日由于淮河大桥被敌人破坏,只好步行过浮桥抵蚌埠。支队纪律严明，情绪高涨。此时，上海被我军重重包围，华东支前任务繁重。华东局指示，长江支队准备抽调一个大队支援前线战勤工作。

5月8日，第六大队从蚌埠乘火车开赴嘉山县，宿住明光车站。10日陡步120里行至滁县待命。为躲避敌机的轰炸，5月15日夜晚急行军110余里达到长北岸浦口，连夜轮渡至下关码头，乘公交车进“艳江门”,于16日拂晓前进入南京古城，进驻原国民政府交通大楼。
此时，我们第六大队番号取消,改任支前任务,归华东支前司令部领导,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支前委员会干部大队”。每人发给黄色军装,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五角星“八一”军帽徽、配备军用品。并在“行政院”大礼堂,听了南京市领导宋任穷和华东支前司令部、第二野战军有关领导同志关于财政、粮食、交通运输等工作报告。(第六大队在南京待命整整26天。)

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此时，华东局通知长江支队继续前进到苏州城外待命。原定长江支队接管的苏南新解放区，已由华东局“华东南下纵队”第四支队接管。24日，长江支队除第六大队之外，奉命抵达苏州。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5月28日，三野十兵团下达进军福建的行动命令，以二十八军八十四师、军侦营、工兵营组成先遣部队，很快完成了在福建建瓯、南平一带为大部队开辟“前进出发线”的任务，为三野十兵团以及长江支队入闽，打开了北大门。

当时，二野兵团司令员陈赓、陈锡联在上海参加军事会议，曾要求长江支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华东局张鼎丞同志认为，福建是东南海防，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十分需要干部，长江支队还是去福建。最后，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决定：长江支队去福建。
6月12日，第六大队从南京坐火车,当晚到达苏州，在火车站等到天亮,于13步行7里,来到兹口镇。

6月16日王毅之政委传达了原华东局指示精神：一、长江支队7月随十兵团进军福建；二、因接管福建干部不够用，同时从华东地区再抽调一批干部随长江支队进福建；三、原从长江支队调给华野后勤支前的第六大队回归长江支队；四、从长江支队抽调一批县主干以上干部去上海，带领上海知识青年随军南下福建服务团。

7月17日下午，长江支队到达浙江江山县贺村车站，在与福建接壤的塘边村，张鼎丞同志宣布中共福建省委成立，张鼎丞担任省委书记。会议确定长江支队六个大队入闽后接管的地区。8月11日长江支队到达建瓯，12日，福建省委在建瓯召开长江支队与福建坚持地下斗争的地方干部胜利会师大会。

9月1日，第六大队步行130余里，到达南平后轮乘船至福州。 9月13日，第六大队由台江码头乘船到馆头，正遇狂风大雨，经丹阳、罗源到达宁德飞鸾，再从飞鸾乘船溯水而上。一路冒着风雨，踏着泞泥，艰难前行，于9月19日抵达赛岐。

9月24日在福安赛屿镇天主教堂，长江支队六大队与闽东地下党的同志胜利会师。

至此，长江支队第六大队全体队员在冒着战火硝烟，跨越8省，65个县，胜利结束6500多里的南下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