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遵照这个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长江以南大片土地。为了适应新解放区的工作,党中央决定从华北等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参与新解放区的政权接管和恢复建设工作。
早在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定》,要求各解放区党委必须把准备足够的干部,当作一项迫切的战略任务来实现,各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都要大量轮训、培养、选拔各级干部,随时准备随军南下,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山西各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晋绥、晋察冀等)向全国所输送的大批南下干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南下福建的“长江支队”

61年前,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从太行、太岳两大根据地选调了4500多名干部,组建了一个南下区党委。他们当中有参加过北上抗日的红军干部,有做过地下工作的白区党员,有在抗日战争中做过敌占区工作的干部,有参加过人民解放战争的将士,他们绝大多数都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工作,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工作的实践经验及良好的组织能力。
太行、太岳两区4500多名南下干部,是在1949年春先后到达河北武安集结的,并在此组建了南下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等领导机构。区党委由冷楚、刘尚之、刘裕民、叶松、陶国清、侯振亚七人组成;原太行区党委书记冷楚担任书记;行署主任刘裕民,军区司令员陶国清,政委冷楚。区党委下属6个地委、专署编为6个大队,30个县委编为30个中队,105个区级机构编为105个小队。为了保密和便于行军,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
长江支队在武安集训时,中共中央在北平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了进入新区应遵循的方针、政策。同时研究了南下干部所要去的地区。会议决定,长江支队随第三野战军渡江,预定去接管苏南,组建中共苏南区党委,并要求长江支队过江后,到丹阳集结待命。
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长江支队的组建。北平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长江支队主要领导冷楚、周壁和新任的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毛主席与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党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毛泽东主席向长江支队主要领导就如何执行我们党的经济政策亲自做了交待,这对于南下干部到新区接管政权、开展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1949年4月24日,长江支队开始沿平汉线徒步南征。5月12日,当长江支队到达南京时,由于胜利的形势发展迅速,苏南已被接管。很快,华东局通知长江支队继续前行到苏州城外待命。5月23日,就在长江支队到达苏州的前一天,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野战军的电报中部署:“着三野十兵团,你们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六、七两个月间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27日传来上海解放的消息。
长江支队在苏州待命期间,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福建是东南海防,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十分需要干部,建议派长江支队到福建去。后经中央及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意,决定长江支队继续南下,转到福建开辟工作。同时,从华东地区调来部分干部,充实了长江支队的力量。接着,华东局又从长江支队抽调一批骨干,到上海与华东局共同组建“华东随军服务团”(即南下服务团)南下福建。
7月13日,长江支队随叶飞领导的三野十兵团冒着酷暑向福建进发。当时,因沪杭甬铁路还未正式通车,大队人马只得水陆并进。15日,长江支队与张鼎丞率领的华东干部在浙江江山县兴塘边汇合。张鼎丞在听取了长江支队的情况汇报后,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组建以张鼎丞为首的中共福建省委的决定。同时宣布长江支队(南下区党委)建制撤销,对南下区党委主要领导干部作了重新安排,确定了南下区党委所属的六个地委入闽后所要接管的地区。
8月初,原长江支队陆续到达建瓯。11日,福建省委在建瓯召开了南下干部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大会。张鼎丞对党中央派众多南下干部,行军几千里来解放福建、建设福建,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革命胜利形势发展很快,华东各省都解放了,福建形势和全国一样,形势很好。福州不日即可解放,全省解放也指日可待。我们的任务是:认真接管城市和农村,向全省人民宣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安定民心,开展借粮筹款工作,支援前线,保证人民解放军吃饱饭、打胜仗。
根据福建省委的统一部署,原长江支队所属的六个地委分别进入建瓯、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等地区开展工作。建瓯为一地委(太岳),地委书记陈贵芳、副书记郭述尧;专员郭述尧;建瓯地区所辖9个县。南平为二地委(太行),地委书记贾久民、副书记黄禹;专员侯国英;南平地区所辖9个县。福安为三地委(太岳),地委书记王毅之;专员康润民;福安地区所辖7个县。闽侯为四地委(太岳),地委书记郝可铭;专员陈享源、副专员温附山;闽侯地区所辖8个县。晋江为五地委(太行),地委书记张慧如、副书记常化之;专员郭良;晋江地区所辖8个县。龙溪为六地委(太行),地委书记卢叨、副书记李伟;专员丁乃光;龙溪地区所辖10个县。截至1950年,原长江支队的80多名妇女干部也相继抵达福建。
至此,长江支队历时半年时间,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8省63个县,行程2000多公里,终于完成了进军福建的壮举。从1949年8月起,在福建省委的领导下,他们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担负起接管旧政权,建设新福建的重任。

南下入湘的“晋中南下工作团”

1949年2月前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据此,中共中央于2月3日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东北局除一部分城市工作干部外,华北局除8000干部外,中原局除皖西及豫皖苏分局的一部分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体干部,均应准备随林彪、罗荣桓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三月集中,并训练完毕。”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晋中区党委为主,动员组织大批干部成建制南下,支援新区政权建设和生产恢复建设。
与此同时,南下中共湖南省委在天津组建完成,黄克诚任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任副书记。
晋中南下工作团即晋中南下区党委,书记为武光,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周小舟,行政公署主任牛荫冠,副主任张干丞。区党委共配备了6个地委、36个县委和200多个区级班子,各级均配备了工会、农运、青年、妇女和武装干部,还有医务、炊事、通信和警卫人员,共计3000余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干部都是从解放太原前线刚刚回来,就接到南下通知的;有些则本人还在前线,就已确定南下;更有许多干部没有来得及向父母、亲人告别就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晋中南下区党委是在1949年3月20日前后到达石家庄集结的。在石家庄,南下工作团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进行了组织动员和整编;重点解决了干部思想上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南下干部对农村工作是比较熟悉的,但如何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好城市,接管生产,加强治安,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是他们急需要熟悉和解决的问题。为此,石家庄市市长柯庆施专门给他们做了关于城市工作经验的报告,他说,进入城市后要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以无产阶级思想影响资产阶级,不要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与此同时,区党委还安排南下干部在石家庄进行调研,组织他们参观炼焦厂、纺织厂、小型铸锅厂,使每个干部对城市和产业工人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从而提高了认识,转变了思想。此外,晋中南下工作团多为工农干部,缺少知识分子干部,为此晋中南下区党委报请华北局,从华北大学抽调了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补充到南下干部队伍中,一同随军南下。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便于行军,南下工作团在南下途中实行军事编制;为了保密,各队实行了番号制。5月初,南下队伍开始分批出发,中旬到达河南巩县,并在此进行了重新整编,明确了晋中南下区党委的任务是进入湖南省的长沙地区、衡阳地区和会同地区等。整编后设置南下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及一、二、五地委合并进入长沙地区,地委书记为武光,副书记罗其南,专署专员张干丞;三地委和六地委合并,进入衡阳地区,地委书记为傅生麟,副书记谢竹峰,专署专员刘君实,副专员刘耀夫;四地委进入会同地区,地委书记葛琛,副书记刘昌,专署专员孙国治。经过艰难的长途行军,南下工作团分别于8月、9月和10月进入湖南。
湖南是一个革命老区,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在军事上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它是支援两广和整个西南解放战争的大本营。然而,由于国民党长期盘踞这里,使这里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当地老百姓称这里有“三多”:一是土匪多,他们与地主武装结合在一起,抢掠烧杀,对老百姓的危害非常大;二是国民党特务多,而且组织非常严密,潜藏较深;三是国民党的退伍兵多。面对这一情况,南下干部并没有畏惧,他们表示,我们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迎接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战斗。于是进入新区后,他们首先着手建立各级政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恢复生产,征收公粮,为支援两广和大西南前线服务;同时抓紧清匪剿霸,维护社会治安,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从此,他们扎根湖南,担负起了巩固新政权,建设新湖南的光荣任务。

“南下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贡献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南下这一重大史实,南下福建和湖南的干部,无论是在接管政权和巩固政权,还是在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反霸剿匪、土地改革、民主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各个时期,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许多人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福建和湖南,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岁月倥偬,往事依依。长江支队和晋中南下工作团,他们所传承的革命精神已在八闽大地和三湘大地开花结果。当年的南下干部有许多人已离开了我们,健在的也已是两鬓如霜。值得欣慰的是如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已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在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