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史；发展主线

[摘 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在五四之后其刚萌生为一个学科时就有不同观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有新的变化，50年代曾出现相对集中的讨论。改革开放30年间的讨论则较过去有较大的拓展：一是时间长，参加人数广；二是涉及到近代史许多重大事件和关系全局的问题；三是提出了十几种不同观点，产生了新的史观，还触及研究方法等。通过这场讨论，过去那种单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得以纠正，比较自由、包容、多元的学术环境初步确立。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在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值得传承的成果。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3—0005—08

The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 Xi-suo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Keywords：modern history；main trends

Abstract：On the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different ideas appeared when it became a research field shortly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re were some change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and som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discussions in the 1950s. But the major fruits are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irst, it lasted 30 years and had many participants. Second, it involved many major events and key issues. Third, it resulted in more than a dozen new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s. Now we are in a free, tolerant, multilayered academic atmosphere thanks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tarting from 1978.

和30年前相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生了根本变化。且不说涌现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论著和能够传之久远的档案、文献史料专集，就是研究领域、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乃至审美取向、价值判断、史观这些带根本性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革”和“文革”前那种单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渐渐淡出，多元、自由、开放的近代或曰现代的历史审美观逐渐形成。这种转变的社会原因和学术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和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主线讨论有较多的联系。这场讨论既涉及到以什么样的理念来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关系到鸦片战争后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变革的评价与定位，同时触及研究方法、史观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问题。回顾和总结这场讨论，对如何深化和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一 缘 起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时期文化变革和“史学革命”思潮的推进下，才开始有学者运用“近代史”或“近世史”这一概念去表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进程。而一旦对一段历史进行整体阐述的时候，不管意识到与否，必然会提炼出一条可以概括其全貌的主线，同时会用一种总体观念去作为宏观的思想指导，也就是用特定的历史观去做历史的价值判断。所以主线问题，说到底是“史观”问题。20年代前后，在探讨中国近代史主线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史观。一种是“民族运动史观”，就是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核心问题是民族问题，即对外反对殖民主义列强侵略的民族独立，对内反对清朝满族贵族腐朽统治的民族平等，最终实现民主共和。最有代表并最有影响的是萧一山在《清代通史》里关于晚清史的评述。①第二种是“文化史观”。1923年梁启超为纪念《申报》创刊50周年，发表了一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勾画了一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即甲午战争前引进西方器物文化；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效仿西方制度文化；新文化运动后则重点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②第三种是坚持“混合主线”论的李鼎声所提出的“社会文化史观”，也就是将“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之事变与运动皆冶为一炉，作综合的叙论”。③这些情况表明，早在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观点。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史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五四时期初露端倪后，在30年代已强劲崛起。一些学者或政治家，包括毛泽东，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概述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1939年冬，毛泽东组织人力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明确将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历史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其发展主线清晰地揭示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过程。以这种“革命史观”为理论指导，历史学家范文澜撰写了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成为近代史领域的经典著作。此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代史学界基本按照毛泽东所倡导的、范文澜所实践了的“革命史观”来研究和论述中国近代史。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进一步将“革命史观”简化并概括为“阶级斗争史观”。该文认为分期问题的核心是找出一条发展主线，然后“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变脉络”。这条主线就是在近代中国几乎无处不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胡绳明确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要探讨“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发展的”。④从阶级斗争引发革命、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逻辑推理出发，胡绳具体将三次革命高潮作为中国近代史主线的标志：这就是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胡绳这些经过长期思考，并凝结着深厚革命理论基础的观点，立即在近代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从1954年到1957年，围绕中国近代史主线和具体分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发表的论文有近百篇。这些论文基本上是重复和完善胡绳的观点，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有所歧异。个别文章虽然也提出以主要矛盾或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变迁来确定发展的主线，但实质上是胡绳阶级斗争观点的另一种表述。因为按照参加讨论的学者的理论推导，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终都会激化为阶级矛盾，引发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也以阶级斗争为根基。所以，这场学术讨论在客观上扩大、强化、传播了胡绳的“阶级斗争史观”，并使“三大高潮说”成为近代史学界所公认的权威观点，被普遍采用。⑤

1957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逐渐走向“极左”。阶级斗争理论日渐被泛化和绝对化，直至“文化大革命”发展成空前的社会灾难。反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就是将三大革命高潮的发展主线简单化、政治化，甚至由于批判改良主义，第二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变法也被砍掉，仅把义和团运动作为其代表。学术研究已经进入死胡同，僵化而毫无生气。诚如黎澍所指出的：“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是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⑥这种大批判式的教条主义的所谓学术研究，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走到了尽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学术界带来了生机无限的春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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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一山：《清代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

②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9、43页。

③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编辑凡例》，光明书局1933年版。

④以上引文见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⑤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⑥黎澍：《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三联书店1980年版。

的推进下，近代史学界开始反思“阶级斗争史观”，展开了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全面而深刻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近30年，发表的论文从狭义上讲有二百多篇，广义则近千篇，涉及的问题有十多个，同时对不少带全局性的重大事件和理论问题也有所涉及。思想的活跃，讨论的深入，方法的更新，学术的建树，都是前所未有的。①

二 概 说

1980年和1984年李时岳先后在《历史研究》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基本否定了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并把洋务、维新、辛亥革命看作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巨大的挑战。首先，李时岳将洋务运动纳入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不仅涉及到如何评价这场运动，而且关系到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起点和进程等关键问题。其次，义和团运动被剔除出了主线，戊戌变法被单独看作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二级标志，显然是提升了维新变法的地位，贬低了义和团的作用，这自然引申出如何给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以科学的定位。第三，将洋务、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联为一线，等于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其政治上的表现看作左右一切的主流，这和胡绳的“三大高潮说”有本质的不同。它涉及到对鸦片战争后80年历史的总体把握，究竟是革命压倒一切，还是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占据主导；究竟是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中心，还是其他；近代中国是在沉沦中上升，还是仅仅向半殖民地沉沦。对这些关乎从整体上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伴随着李文的发表，各种讨论十分热烈，不仅推进了学术研究，而且逐步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诸如：

洋务运动。如果按学界多数认同的说法，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启动到90年代结束，有30多年，几乎占了中国近代80年历史的一半。这场运动从本质上讲是清政府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用资本主义的“用”去维护封建专制的“体”。所以习惯上将洋务运动的方针概括为“中体西用”。为实现这种自相矛盾的变革，清政府仿效西方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同时在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有所变革。但是，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既没有达到清政府所标榜的那样实现“求强”、“求富”，也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达到缓解，反而是半殖民地的步步加深。对这样一场十分矛盾的运动，由于角度不同，史观有别，出现了各种截然相反的不同观点。“文革”和“文革”前的10多年，在阶级斗争和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基本上认定洋务运动是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的产物，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主要理由是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实际效果是中外反动派相勾结，把中国推向了残酷竞争和无情剥削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从这样的认知出发，胡绳没有将洋务运动列入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面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进程的客观现实，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观察洋务运动，立足近代化史观去仔细思考，其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使中国产生了现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催生了民族工业，萌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新的知识分子，改变了古老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挖开了中国历次农民起义都无法挖开的封建专制的墙角，向近代化迈出了艰难而并不理想的一步。有的学者形象地称其为近代化或现代化一小步。②为了推进洋务运动的研究并给予较准确的历史定位，80年代初期，近代史学界先后在长春、上海、兰州、汕头等地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对洋务运动的地位以及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出现了不少立论有据、见解新颖的新观点。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学术水准的提升，大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这为李时岳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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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对这场讨论系统而深入的全面总结可参阅梁景和所著《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书还对1954年至1957年的主线讨论作了详细概述，同时对革命与改良的论争有客观的评析。

②参阅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章。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戊戌变法是企图通过和平手段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典型的改良运动。对其分歧也就主要集中在革命和改良的评价问题上。在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年代，把武装革命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和平改良则是延缓革命到来的腐蚀剂。所以总是批判和揭露改良的破坏性与虚伪性。即使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在略作肯定中批判其软弱和反对暴力革命的一面。这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看法理所当然在主线的讨论中受到批驳。到80年代末，史学界基本认为改良和革命一样，同样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其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依存。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戊戌变法的评价也逐步较客观公正。李时岳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标志之一，就是为了给这场维新运动以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胡绳把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合起来作为第二次革命高潮，也并没有过分贬低维新变法。只是有的学者认为变法本身根本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胡绳一定要将其纳入革命的范畴，显然有些牵强。至于义和团的定位问题，则又是一个讨论的热点。民国时期的多数学者包括鲁迅，对义和团一向评价甚低。自从范文澜等有影响的史学家将此案翻过来后，随着“阶级斗争史观”的普及和现实政治生态的恶化，义和团的地位越来越高，“文革”中甚至简单地将义和团比做红卫兵，大肆张扬，即使在学界也有很多学者将戊戌变法剔除，只将义和团作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标志。李时岳等学者之所以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义和团只是一场对外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并不是推翻封建政权的农民武装起义，丝毫不具革命性质，且不讲义和团那样迷信落后、组织涣散、盲目排外和实际活动中的一些破坏作用。不少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和三元里抗英斗争性质完全相同的反侵略的爱国运动，是近代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并不是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又一次农民战争。在1980年和1990年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上，赞成和反对李时岳这种观点者皆有之，但说义和团是近代中国的又一次革命高潮者较难寻觅。

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和上升、下沉。一般来讲，历史发展主线应紧扣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中心，以承载时代使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的走向去概述历史的进程。按习以为常的历史推理，所谓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资产阶级当然就是近代历史的时代中心。中国因为不是原发性的，而是移植过来的嫁接式的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仅发展缓慢，而且力量很弱，资产阶级究竟是不是时代的中心就出现了分歧。胡绳的“三大革命高潮说”，是按农民革命、农民和资产阶级的不协调的联合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来描述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并不单独把资产阶级看作时代中心。李时岳的观点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衍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追求视为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重心，资产阶级当然成了时代的中心。为了活跃和强化对资产阶级的讨论，1983年和1988年在上海、南昌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资产阶级是否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成了争论的焦点。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力量薄弱，具有妥协性、软弱性等弱点，但其是近代中国进步力量的集中代表，把握着近代化的前进方向，一部中国近代史理应以此为中心。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不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实际，前期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运动为中心，中经戊戌变法和义和团那样的资产阶级与农民同时活跃于历史舞台，后期才转化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为主轴，还是胡绳的看法比较准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说到底还是因为史观的不同。革命史观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将革命条件的逐步成熟和革命的进程作为研究的重心；近代化史观更多的着眼于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变，即生产力、社会结构以及新兴政治力量的政治表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如何近代化。按前者的思维去观察，太平天国的农民大起义和义和团的农民反帝斗争当然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阶级也自然是近代前期的时代中心；按后者的逻辑去推理，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变革，始终是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不是近代社会的时代中心是根本讲不通的。这两种史观还在近代中国的上升与下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革命是在各种矛盾积累发展，逐步尖锐，其他任何和平方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被逼无奈，所必须采取的用武力反抗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这种史观较多的是研究社会矛盾、社会衰败、阶级斗争，具体到近代社会，对半殖民地的形成、发展和社会衰落就注意的多了一些，所以总是把中国近代史概括为向半殖民地下沉的历史。在主线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从近代化史观出发，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只讲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的一面，并不完善和准确，因为这只反映了衰败和下沉的一面，而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相关的政治变革，则是上升和走向进步的另一面，却没有得到充分反映。按一般常理讲，上升和进步的一面就应该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种观点提出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李时岳尤其认为他的洋务、维新、革命的主线有利于弥补传统看法的不足，更符合近代中国向近代化前进的上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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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总之，主线问题的讨论涉及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近30年来近代史学界所讨论的一切问题，几乎都和主线问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1987年和1989年于湖南召开的两次专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都指明了这一点。正由于此，围绕主线问题，近30年来相当多的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各种新观点。不过仔细排查，无论有多少观点，追根索源，基本都是胡绳和李时岳观点的延伸或进一步解析。可以讲总根没变，枝节有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参加讨论的学者基本是以“革命史观”或“近代化史观”来思考问题和发表看法，并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更新的史观。为了全面把握这场讨论，有必要从关于主线问题讨论所提出的十几种不同观点当中，择其要者，略作画龙点睛式的评析：

1．“新三大革命高潮”说。有的学者将1840年到1949年110年的历史进程统一起来思考，提出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三大革命高潮，这条主线恰好反映了农民革命让位于资产阶级革命，再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提升。陈旭麓则著文提出了不同于前者的另一种“三大革命高潮”：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国共合作打倒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伐战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这样承先启后的三次革命高潮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①这两种观点从具体论述上看，似乎有一定差异，也和胡绳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上基本和胡绳一致，都是以革命史观为指导，千方百计去寻求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亮点。

2．“四化”说。崔志海在1992年著文提出中国近代史有并行的四条线索，简略为“四化”。他认为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国家的独立化、思想行为的近代化构成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基本内容。这四条线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则变化不定，有时是平行的，有时是单一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有一条却始终在起主导作用，这就是工业化，任何时候都左右着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方向。这实际上是将近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线，是从更广阔的领域发挥了李时岳的观点。其难能可贵之处是试图从主观上突破“以点带面”、“以点带线”的思维定势②，试图用四条线索代替一条主线，只是论述中又回到了起主导性的一条。

3．“两个过程”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曾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被一些学者简称为“两个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主线的讨论中，有的学者继承和发挥了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并批评和驳斥那些坚持资本主义近代化为主线的学者。基本理由是：(1)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把发展资本主义视为主线就抹杀或模糊了反帝反封建这个根本任务；(2)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有进步的有反动的，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可以肯定，像洋务运动就不可列入进步潮流；(3)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与之相关的政治运动并没有救了中国，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救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救了中国。③这些观点显然是在重复和拓展胡绳的看法，但更具“革命性”和“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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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崔志海：《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的再思考》，《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

③张海鹏：《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4．“近代化”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近代化或者现代化是世界潮流，是人类社会演进到近代后的发展方向。中国虽然不是英国、美国那样原发性的近代化国家，但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也必然向近代化也就是现代化迈进。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由封建社会逐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这既包括反帝反封建，也囊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政治变革和思想文化的更新。徐泰来撰文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重大事件无一不和近代化联系在一起。用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不仅明确说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内对外的所有方面。①这种观点将李时岳的洋务、维新、革命作了更全面系统的阐述，本质上一致。

5．“民族运动”说。章开沅1984年发表文章，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的混合的民族运动而展开的，包括农民起义、兴办工商业、政治改革、武装革命、文化更新、风俗改良等。所以，民族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潮，即1900年之前的第一阶段，出现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两次民族解放高潮；1900年之后的第二阶段，则以更具近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为民族运动高潮。这三次高潮体现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进步线索。②显而易见，这是沿着胡绳阶级斗争理论的又一种思考，和“三大高潮”说异曲同工。

6．“三维空间”说。在1987年湖南举行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曾提出基本线索可以是一条，也可以是两条、三条，或多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历史的画面是由多色彩、多线条所组成，所以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也不可能是一条，应由多条来建构。李双璧在1988年具体提出了“三维空间”说：这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社会生产力的近代化过程和中国近代政治结构与思想文化的裂变及再生。这三者交错互动，形成了一个起伏不定的“三维空间”。但这三条主线并非始终是平行的，一成不变的，它们往往成交织、耦合状态；任何一条都不是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反而是时隐时显，有时在这一阶段是主要的，而在另一阶段则变为次要的。而且，其表现层次也不一定局限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方面，而是整体社会。③这种多主线论的确别出心裁，超越了胡绳和李时岳，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主线讨论的必要性。

上述6种观点，前5种虽然见解不同，但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去观察，则基本一致，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线性思维，即试图从纷繁复杂、变化不定的历史进程中寻求出一条几乎可以牵动一切的主线，也可叫抓主要矛盾的研究方法。第6种观点显然突破了这种习惯思维，要从多条线索的综合运作中揭示出一个“大文化系统”。李双璧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这种“大文化系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那种难以打破的“超稳定结构”，基本是一种不平衡的、多变的、开放的、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内部外部同时起作用的多元状态。我们暂不去讨论这样的“系统性”思维是否有价值或行得通，至少其是在呼吁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研究方法，勇气难得。可见，随着中国近代史主线讨论的深入，方法论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1986年，姜进发表《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一文，对线性思维的历史研究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线性思维就是必然性的因果思维，它产生于18世纪，曾是启发创造性思维的动因，对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将其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却变成了東缚思想自由发展的绳索。对历史仅进行线性的思考，必然丧失对广阔的历史领域的关注，忽视对历史横断面的解剖，使复杂的历史研究简单化，从而失去历史的真实。按这种逻辑推理，中国近代史主线的讨论显然进入了误区。姜进进一步指出，如果按主要线索去书写历史，就会以牺牲许多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为代价。“抓主要线索的想法，又往往使研究者过分注意了历史表面的、纵向的发展，而忽视了其深层次的、横向的联系，将注意力集中在革命、战争等重大事件及少数重要人物上，却很少花力气对冰山山尖下巨大深厚的社会基础作深入的分析研究。这就使一些历史评价显得单薄而公式化，往往不能令人信服。”“近代史研究在线性发展观的束缚下，既缺乏高度的综合性，也缺乏对深层结构的微观分析。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④为此，姜进建议，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首先要从革命转到社会。这就是从抓主要线索为主的表层线性研究过渡到以整个近代社会结构的运动为对象的立体研究。同时在研究手段上，广泛引进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等研究方法，构筑多领域、多层次的历史研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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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②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李双璧：《大文化系统：观察中国近代史体系的新视角》，《求索》1988年第3期。

④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987年，沈其新也著文，反对将线性研究绝对化，并大力推崇非体系化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近30年来，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在史学研究中一直固守体系化的线性研究方法，将非线性的研究方法置之门外。今天，我们在剔除绝对化的线性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提倡科学的线性研究和非体系性的立体性研究相结合，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应如此。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历史是具有世界性广泛联系的历史。辩证法指出：世界性联系的事物，既有时间要素，也具有空间属性。近代史发展的时间一维性，决定了历史发展观的客观性及对其进行线性研究的必要性。近代历史发展的空间多维性，决定了近代历史运动的立体性、结构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发展的动态性”。只有将中国近代历史所固有的这种时间一维陸和空间多维性有机地融合起来，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才能使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不断繁荣。结合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线性的体系化研究有余，而非线性的立体化研究缺乏的实际，沈其新强调特别要加强非体系化的研究。但这种所谓“非体系化的研究并非是无体系，其含义是多学科、多模式、多体系的动态结构的综合研究(即整体研究)”。①

姜文和沈文虽然在对待线性研究的态度上略有差异，但在批评主线或主体性思维，呼唤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研究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这展示出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视角，显示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求变的学术追求。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有不少学者主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要克服主体式的单线思维，加强系统性的综合研究。他们认为，如果总是醉心于由哪几个事件或政治运动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争论，就必然忽略全景的、系统的、宏观的研究。正确的选择是：展开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进行无序与有序历史进程的探讨，揭示历史活动的矢量和变量“方程”，透过时空间隔，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大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反馈、调节机能。②总之，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主线讨论中发出的不同声音，虽然还限于理论思考层面，没有拿出过硬的研究成果，但对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却意义重大。其潜移默化的促进功能，在后来兴起的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已有所反映。在主线讨论中出现的80年代热、90年代温、最近几年冷的逐步为不少学者不大关心的现象，也和学者热心于立体陸或整体性研究有关。诸如此类，同样是主线讨论当中不可忽略的又一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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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其新：《非体系化研究方法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②何晓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张炳清：《中国近代系统分类及其方法论问题初探》，《求是学刊》1987年第1期。

三 结 语

梁启超一向认为，史学的发展靠两条：即观念的更新与新史料的挖掘。事实上，二者相比，形而上的观念变革更难，也更具决定意义。近30年关于中国近代史主线的讨论，最为显著的成果是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活跃丁思维。和20世纪50年代的那次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讨论相比，这次有了新的特色：一是讨论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多；二是涉及的领域广，提出的新观点多，问题的思考也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史学的核心价值理念有所变革，产生了新的史观。50年代的那次讨论，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但基本上都是在阶级斗争或革命史观的制约下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至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则是一脉相承，没有新的变化。这次讨论则不同，在改革开放所呼唤的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左右下，学者的创新精神得到较大的发挥，出现了近代化或现代化史观，也就是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看作一个近代化的过程，这和将中国近代历史看作一个阶级斗争或革命的过程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化，这是整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飞跃，革命以及政权鼎革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很清楚，这种近代化主线的提出，已经如一些学者所一再呼吁的那样，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由革命转向了社会，由线性提升到了立体。可以肯定，80年代以来兴起的久盛不衰的社会史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以及90年代以来引起近代史学界普遍关注的社会转型研究，都是对阶级斗争史观的超越，都和近代化史观的传播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在主线讨论中创造了一种较为自由、宽容、相互尊重、开拓进取的颇有生机的学术风气。这比提出一两个新观点更弥足珍贵。总之，这场讨论留下的学术财富和给学界的思想启迪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提出两点：

其一，通过这场讨论无可辩驳地说明，史观是与时俱进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史观。通常情况下，史观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是一定的学术水准和特定的社会生态互动的产物。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之所以引起多次讨论，根本原因是在时代更替的制约下史观的不断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史观就会凝练出什么样的发展主线。20世纪初，在进化论史观的指导下，梁启超、章太炎等逐渐创立了史无前例的新史学，使传统的历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流行了两千年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和英雄史观受到严厉的批判，史学家争相以社会进化的理论和方法去构筑历史的发展主线。那时孙中山信奉的是民生史观，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和现状，而把衣食住行这些民生问题看作社会的重心。但他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在史学界发生影响。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再次出现了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反映到史学界，就是多种史观赫然兴起。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文化史观、民族史观、唯物史观、革命史观、社会史观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构架去重新解释历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乱象”社会在客观上促使史学家去“救世”，去探讨各种新理论，引进各种新方法，多种史观的林立是大势所趋。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风潮日盛，唯物史观和革命史观为很多学者所接受，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2。年间，如果不是持久不衰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胡绳也不大可能提出“三大革命高潮说”，近代史学界更不可能将其奉为主导而不可超越。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李时岳也不可能提出“洋务、维新、辛亥革命”的发展主线，至于将洋务运动视做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更不可思议。世异时移，时移史易，是无法改变的定律。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源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

其二，通过这场讨论还可以看出，史观的变化不是否定中的递进，更多的是传承中的扬弃，往往不能用是非来评判。前面提及的中国近代史主线讨论中出现的“民族运动史观”、“革命史观”、“阶级斗争史观”、“近代化史观”等，并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就“革命史观”和“近代化史观”来讲，前者较多地去研究革命的积累、社会矛盾的激化、武装革命的成熟和政权的变更等，将中国近代史演化为一个革命的过程；后者则着眼于和近代化有联系的相关因素的积累，如近代新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新兴力量的崛起，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治的构建等，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一个不断近代化的过程。毋庸否认，革命条件的积累包含有社会的近代化因素，而近代政权的更迭也就是在构筑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如此等等，二者交会的东西并不少。实际上，不同的史观主要在着眼点、关注的重心和方法、视角上有一定的区别，新史观常常是在继承旧史观的基础上，在某些点上有所更新。没有前者很难产生后者。而且，一定的史观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合理性，代表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史家对历史的认识。过了这个特定时期，由于史家对历史又有了更新的认知，就会出现另一种新史观。革命史观在20世纪中后期是具有开拓进取意义的，是史家对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近代化史观则是改革开放时代史家的新思考，可以说是对革命史观的一种超越。从史学发展的历程看，受客观现实和特定史观的左右，在某个时期史家只能去重点关注历史的某个侧面，到另一个时期则又会转移到另一个侧面，不可能对丰富复杂的历史无一遗漏的什么都研究。不同研究侧面的变化，不仅使历史研究永无止境和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且使史学与现实沟通，显示史学的社会功能和青春活力。再从人们认识真理的历史看，一个历史时期只可以找到相对真理，不可能发现绝对真理，真理的相对性是绝对的。史家揭示历史真实，寻求历史的规律与特点，也从来是相对的。史观也只是在某个时期相对合理，相对准确。绝对可以解释一切、永远有效的史观是不存在的。因而，史家可以一心一意地信奉某种史观，不必要去千方百计地捍卫某种史观，更不必去人为地批判你认为是不正确的史观。可以断言，数十年后还会有新史观出现，还会引发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讨论。

李喜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