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于沛先生指出：“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因此，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做出回顾，审视其经验与教训，对今后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热。“文革”期间，史学理论研究乃至历史研究受到严重摧残。唯物史观被曲解为阶级斗争论，历史学也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影射史学泛滥。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一时间出现了理论研究和讨论的热潮。借着理论热的东风，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也获得大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西方史学理论相继被介绍到国内来，为理论热推波助澜。
这一时期的理论热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理论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建设获得大的发展。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历史学规划组的推动和组织下，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取得卓著成就。其二，在涉及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展开大的讨论，涉及到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发展阶段划分问题、史与论关系问题、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等，取得丰硕成果。其三，西方史学思潮的涌入也为80年代的理论热增添了助力。但这一波的理论热在涉及如何认识和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产生的争论中并未能求得比较一致的共识；加之，西方多元史学传入国内形成的无形冲击，这些都为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低迷埋下伏笔。
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研究低谷期。有关上世纪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评价，存在截然相反的认识。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瞿林东先生认为，90年代是一个史学理论全面进取和发展的时期。这种乐观的评价，是与9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热相关的。而主要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李振宏先生则对9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给出较低的评价。李振宏指出：“十年来，史学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确实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没有提出过激动人心的课题，没有过激烈的交锋和讨论，没有多少值得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引为自豪的东西。”从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90年代的确是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低潮期。而追溯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第一是苏东剧变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笃信产生动摇。加之，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与全球发展的现实状况严重脱节，当今世界的许多新发展，都是我们的话语系统所不涉及和无法解析的。因之，唯物史观的影响力降低，它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受到动摇。第二是随着西方史学理论思潮和方法的输入，需要一个消化和应用、检验过程（应该说这一时期对西方史学思潮的介绍和评价工作在继续推进，有一批成果面世，而且深度有所增加，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于沛主编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等），而最时新的西方理论思潮———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反对宏大理论研究和建构的思潮。加之，西方史学理论思潮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难于形成较为集中的论题，所以很难出现热点理论问题的讨论。一时间出现了一个理论研究的低潮期。
新世纪开始后的理论回潮。新世纪的到来激励着史学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做出思考和预断。而中央又及时向学术界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严肃课题。又一波新的史学理论研究热逐渐显现出来。一是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总结历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经验与教训，并由此而展望史学理论发展的未来的研究纷纷出炉。二是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争论重新展开，诸如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问题、怎样看待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怎样评价后现代主义和其他一些西方史学思潮的是非得失问题，等等。
看来可以预期的是，第一，唯物史观的研究将会走向新的繁荣。因为，人们面对越来越复杂而深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总要设法寻求具有较高解释力的理论去破解那些复杂而深层的难题，而唯物史观就是这样的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对唯物史观的解读范式受苏联的强烈影响，中央及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目的正在于通过正本清源地厘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必将通过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厘清而加强。第二，在唯物史观的导向下，对西方史学思潮流派的研究也必将走向深入，并做出取舍。新世纪来临后，随着全球史和后殖民思潮的影响逐渐扩大，学者们对西方史学思潮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更为警惕和更具批判态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我们坚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西方史学流派的介绍和运用会更为科学、会更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特点、会更多地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接受检验，由此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真正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史学理论建设。
总之，历史研究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而唯物史观是唯一成体系的、经过长期检验的科学理论。我们无疑有责任和义务去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解释工作，提高其科学性，发挥其社会功能，从理论角度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有责任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做再解读，澄清对其有曲解的认识、清除附加于其中的错误观点，从而进一步巩固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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