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西晋城人，1931年（农历11月23日）出身在一个自由职业者家里。爷爷30多岁就去世，伯父和父亲系小学教员，一家12口在祖母操持下生活过得还算可以。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晋城近2个月，没多久就占了晋城。我和家人及部分市民们被迫逃到农村亲戚家里，白天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晚上国民党来找麻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在外，妈妈是个小脚妇女，带着我们兄妹4人四处躲藏。最后落脚在大姨姨家，种了点地，没劳力、没肥料，打来的粮食不够半年吃。遇上自然灾害更使我家负债累累、无法生存，妈妈只好带着我们逃荒，幸好讨饭来到了当时刘、邓大军的根据地平顺县，当时我全家5口人，人民政府分给每人每月小米40斤。其实，当时人民政府也十分困难，干部、战士每顿饭里都掺野菜。父亲不忍心让政府负担太重，就在他曾经工作过的黄花村租了8亩地，让我们自己种地，大的农活请农民代耕，一般农活我们参加互助组下地干活。1945年，在政府的关怀下在完小读书。抗战胜利后，父亲调回晋城工作，我们家也于46年搬回。我到晋豫中学读书，这期间因为我苦大仇深，学习目的明确，书读得好、劳动积极，社会活动有成效，16岁就加入了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我被送到专署政民干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49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但因年小又是女生一直得不到批准，心急如焚。幸好出发前两天，专署机关有两同志生病去不了，我和同学何凤英填了缺，成了一名光荣的长江支队队员。我是直中三小队十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的，被称为十三妹。行军途中从未叫过一声苦，生病发高烧到40度也坚持在雨中行走，遇敌机轰炸、土匪袭击从未怕过，在中队和小队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得到同志们的好评。

到目的地福安县（现福安市），我分配到地委文工队，协助领导到学校选队员后，就抽去参加穆阳师范接管工作。50年初调团地委，参加了省委长乐土改试点任组长，后又调福安团县委任宣传部长，参加两期土改任队长。因结婚调周宁县团县委先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团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周宁县委一二届委员。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加强基层工作先后任端沅区、狮城镇委书记，后任周宁、宁德县妇联主任至1972年。经常被抽去包区和公社搞中心工作，一年几乎有10至11个月，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插秧、除草、采菜样样都会工作很出色。1966年接到婆婆病危通知，我和丈夫到县委请假，他们得知我们结婚都没有回过老家很快就就批准了。当天下午分别到七都、八都拿上行李准备第二天动身，俩人在路上讨论12号台风晚稻被沙淹没，不抢救秋后可能无收或欠收。在人民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两人选择了把人民利益放第一位，决定给家里汇款300元，让大哥处理老人的后事。县委书记、县长非常满意地说：“你俩真是好样的，春节一定让你俩回去”。谁曾想到，没过多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开始了。尤其是我丈夫是“革命”的重点对象。我自己出身好，工作一贯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文革期间没多挨整。1968年革委会成立我是“三结合”人选之一，当时派性很严重，有人诬陷我是假党员，在当权派学习班戴高帽、挂牌子，被称之为“政治骗子”进行批斗。后来，不批不斗待查一晃就是四年。刚开始我还沉得住气，四年过后就去找革委会主任问他咋回事？他讲还不知道呢。我一生气就骂他官僚主义，像我这样的女干部宁德有几个？结果，不出三天就恢复我的党籍，得到解放，地委党校有意调我去任组干科长。宁德的态度是既不用，也不放。后来，又让我去闽东医院任政工组副组长，我说职务无所谓，只要换个环境就好，就这样去了闽东医院。我参加工作以来，大部分时间做农村工作，一下子到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自认为可能不适应，但我又想只要自己怀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红心，不管到哪肯定能干好。

我是政工干部，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诊治病人是核心，医学人才是重要的资源。到院部后我兼外科、妇产科指导员，我大胆提出把在青草科抓药的原外科主任殷慕道、把在防疫站的原妇产科主任叶清芳调回科室，理由是没有这些专家，指导员再强也没用。院里按照我的要求做到了，我心里踏实多了。后来有人议论说李秀云重视“臭老九”，我不管闲言碎语，我认为在院党支部领导下，知识分子是主力，否则一事无成。并且我在工作中很尊重他们，团结教育大家，努力认真为病人治病，表现好的表扬支持，差的也大胆指出。有个医生派性严重、搞不好团结又经常出难题。有一次我通知她去周宁出诊，她推托头晕。我讲车备好了赶快走。她只好抢救好病人，回来她也高兴。有个副司令的女儿在外科进修，在手术室抢救病人把病人吓跑了。而且不听主任指挥，造成病人、科室都有意见，我大胆批评她。同时她想“走后门”入党被我拒绝。医院广大员工说：“指导员公正、公平、果断。”

我认为自己是门外汉要多学习，多深入了解情况，虚心听取意见，才能搞好工作。医学讲座科室重病号会诊我都去听去学，晚上陪护士上班，掌握第一手材料，就有发言权，避免讲外行话。有个高秀娥在外科做胆囊炎手术后高烧不退，科室没法解决。他家要求转省立医院，两个多月后就去世了。他家以手术事故为由要求赔偿，院里个别医生不明真相也支持，我们科室认为不是手术问题，坚持不赔。我深刻地体会到政治工作为医疗服务，医疗工作做得好是检验政治工作成效。还有个小孩得急腹症送外科治疗，医生开了青霉素，护士做过敏试验看没有问题才打针，结果死了，家属大吵要求赔偿。根据医学上记载，青霉素试验有千分之一至二的人反应不出，这不能算事故。后来，我去找福安县雷县长让民政局赔偿400元才把事情平息了。从此，我更加努力学习医药知识，什么病吃什么药，也懂得发现过敏要注射肾上腺素……

“文革”期间，把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陈桂芳打成“反革命”，关在福安看守所。他生病送内科治疗，晚饭后我在病区看见，问他怎么样？他说从看守所出来住院身边无家属，脸盆、茶杯、碗筷都没有，连晚饭都没吃。我到家拿了日用品，煮了一大杯汤圆送去，又交代伙房要送饭到床头，又和徐锦墩院长商量把他爱人林碧娟（主治医师）调来闽东医院工作，以便照顾其丈夫。在那个特殊年代这可是要担风险的，但我是副院长关心、照顾病人总没有错吧。

总之，在医院工作8年，学到了不少医学、医药知识，无论大事小事都干，连抬死人、晚上去太平间换灯泡的事也都亲力亲为。工作公道、正派受到大家的好评。

撰稿：宁德长江支队研究会李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