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瑞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前期，他曾在福鼎工作将近八年。此时，我们是他的属下或身边工作人员。他对党无限忠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居官不傲，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来深深的印记。值此，天瑞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回忆往事，撰写本文，以志纪念。

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天瑞同志对党无限忠诚。他经常对我们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有高度的党性自觉，立党为公，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天瑞同志是山西高平人，1924年10月生于农家。早年在中学读书时，他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投身抗日救国斗争。1939年3月他十五岁时正式入伍，194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随八路军转战太行山区，在艰苦条件下，坚决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与敌伪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解放战胜时期，他为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忘我工作。1949年3月，担任中共高平县委宣传部部长时随军南下。同年9月，抵闽东，积极参加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1956年秋，正当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兴起之时，天瑞同志在中共福安地委委员、地委海防部部长任上，居然打着铺盖来到福鼎县桐山区的镇西、山前、松阳等地蹲点，一蹲就是半年多。他深入实际，走村窜户，了解社情民意，打破砂锅问到底，以揭破麻雀，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对农村合作化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推动了福鼎农村合作化的发展。1957年5月，中共福安地委任命李天瑞同志为中共福鼎县委第一书记。他二话不说，旋之又卷起铺盖，走马上任。1959年7月10日至11日，中共福鼎县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李天瑞同志代表中共福鼎县委第一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7月12日，召开第二届县委第一次县委会议，选举产生县委常委及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和副书记。李天瑞同志当选为中共福鼎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撤销中共福鼎县委书记处，恢复书记、副书记建制。李天瑞同志被选为中共福鼎县委书记。1964你那10月，他升任中共福安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部长之职，因而离开了福鼎。李天瑞同志在福鼎任职近八年，是福鼎县1949年6月11日解放后一直到今天的25任县委书记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县委书记。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天瑞同志来福鼎工作开头的那几年，正式贯彻党的总路线，组织“大跃进”，实现人民公社化，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大干快上”的形势室对每个人的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他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走遍全县10个区（社）和83个乡，其足迹遍及福鼎山区、海岛、畲村。他与基层干部、农民、渔民、畲民促膝谈心，摸清实际情况，尽量地避免决策失误。他常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做好工作必须吃透两头：一头是吃透上级精神，一头地吃透（摸清）下边情况。他还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农业这个基础。我们共产党人要讲实干，干就一定要干好。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了县情，描绘出一幅福鼎发展规划蓝图：抓粮食是根本--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重点在秦屿、店下等主粮区；发展茶叶--金山银山搬也搬不完，重点在白琳、磻溪、点头等主茶区；海上抓捕捞，大力发展机帆化，并推行捕捞与养殖并举--渔区治穷致富的根本出路，重点是沙埕公社的水生、南镇、敏灶和秦屿公社建国渔业大队；山区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造福子孙后代；城镇工业、商贸流通，以及宣传、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

短短八年间，他在福鼎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1958年，创办福鼎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建立科研基地。该所有水田100亩，茶园400亩，果园50亩。配备干部11人；工人由县老区畜牧场、茶果场转入。

1958年，福鼎县农场从桐山迁往店下后埕；1961年该场迁至秦屿官村，围塘造田，成立国营秦屿农场；1962年场部移至秦屿茶塘，以种粮为主，兼钟茶果，实行多种经营。

1958年，创办国营福鼎县翁江茶场。当年组织民工1000多人开垦新茶园1500多亩。该场主要承担茶树良种培育和茶树栽培与茶叶制作新技术的实验推广，专门培育“福鼎大豪茶”和“福鼎大白茶”等名贵茶树栽种。

1958你那创办国营福鼎县小白鹭水产养殖场。全场有职工80多人。该场主要承担海带南移试养任务。当年试养海带70亩获得成功。

1959年，创办国营文渡盐场。该场原为秦屿镇办企业。同年1月，转为地方国营企业后，组织千余民工大干一年，合拢长堤1300米，留场40余人进行滩池生产。当时，滩池可供生产2617公亩。1961年，该场投产800余公亩，结晶池92㎡，蒸发池704㎡。

1963年，创办国营福鼎县良种繁育场，主要经营水稻良种繁育和茶果栽培等。该场场址设店下后埕，有干部4人，职工75人；有土地517亩，其中水田130亩，农地19亩，果园269.5亩，茶园75亩，林地23.5亩。

福鼎市闽东沿海大县，当时人口25万多，虽有秦屿、店下“米粮仓：，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十分脆弱，十年九旱，少打粮，还是一个缺粮县。天瑞同志意识到抓好粮食，确保粮食供应，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事管安民兴县的头等大事。他说，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室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想法子，为民办实事。我们做事要对人民负责，造福一方百姓。1958年秋，他带了身边一位平阳籍干部走了一趟浙南，他翻山越岭来回走了三四十里崎岖山路，来到了平阳白水，考察农田水利建设经验。他看到了浙南人民治理山河的生动现场，深受启发。看了人家却壮了自己的胆。他说，福鼎抓好粮食这个根本，必须把重点放在沿海粮食主产区--秦屿、店下、硖门的大兴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上。水是农业的命脉。只要把水库建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才能把“望天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田。他决心在短期内解决福鼎的缺粮问题。

1958年，组织千余民工支援秦屿建成巨口水库，总库容45万立方米，灌溉农田2400亩；同年5月，在店下建成后坑里水库，总库容24万立方米，灌溉农田500亩。头一年，先行先试，建成2个小二型水库获得成功后，胆子大了，决心更大，干劲更足，步子也大了。从第二年起，便在秦屿、店下、硖门3个公社再建2个小一型水库和2个小二型水库。

1959年12月，组织民工5000人支援秦屿公社建设吉坑水库，该水库成为福建省十大水利重点工程之一，属粘土斜墙坝型，坝高21.8米，1961年9月大坝建成，1963年7月1日渠道完工通水，左右干渠30公里，支渠4条总长12公里，总库容558万立方米，灌溉秦屿、店下两个公社8个大队农田1.1万亩，并利用总干渠低水头建坝后小电站1座，装机1台24千瓦。

1959年12月，组织民工2000人支援店下公社建设龟墩水库，1963年9月工程竣工，属粘土心墙坝型，坝高28米，渠道全长11.778公里，总库容208万立方米，灌溉店下公社的店下、溪美、东岐和沙埕公社的小白鹭等地农田7500亩，并建成小型水电站1座，装机1台50千瓦。

1959年10月，店下公社建成宝溪水库，坝高14.5米，总库容28万立方米，灌溉农田1000亩。

1960年10月，硖门公社建成柏洋水库，坝高15米，总库容36万立方米，灌溉农田1100亩。

至此，经过6个冬春金库奋斗，福鼎沿海一线从沙埕小白鹭经溪美→店下→秦屿→硖门柏洋主粮区的沿海线从点到面、从线连片效益链基本形成。在这一条长达约25公里的长藤上共结出了6个“瓜”--水库，连片建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农田2.31万亩。除了主粮区外，还在半山区点头公社粮食产区的观洋、龙田、柏柳和桐城公社粮食主产区的资国、百胜，以及山区叠石公社的产粮区仓边等建成6个库容量只有一二十万或三十多万立方米的小二型水库。天瑞同志在福鼎任上八年间，全县共建成小一型、小二型水库12座，实际增加农田灌溉面积达2.71万亩，为福鼎粮食夺高产创造了条件，其功不可没。

为了夺取粮食增产，天瑞同志除了发展群众大力兴修水利外，还大胆改革耕作制度，大抓种子革命，大兴科学种田，并狠抓各项增产措施落实。过去，这里的睡到种植以单季晚稻为主，单季中稻次之，且都是地方老品种。天瑞同志到任的1957年，在大力推广种植间作稻的同时，扩大连作稻试验示范点。当年，全县双季水稻面积扩大到2.82万亩；1959年，大力推广间作稻改连作稻。1960年以后，大力推行水田“三熟制”--稻稻麦、稻稻肥（紫云英、红萍）、稻稻油（油菜）、稻稻菜、稻稻豆耕作制；农地推行一熟制改二熟制，即薯菜、薯油（油菜）、薯豆；大力推广优良品种，早稻力推南特号、陆财号高产良种；中晚稻力推荷花种、晚籼9号。据有关资料显示，1960年全县推广种植“荷花种”3.5万亩，占中稻总面积的45%；“南特号”种植面积大到7.8万亩，占早稻面积的87.6%；“晚籼9号”种植7.4万亩，占中晚稻面积的49%。此后，上述品种又为珍珠矮、农垦58、农垦19、稻工稻所取代。小麦引进南大2418、碧玛1号、福清早麦。1961年后，小苗推广高产品种欧柔、华东5号、扬麦1号。甘薯推广大畦改小畦，畦宽3-3.5市尺，株距7×8市寸，亩插1800-2000株；引进高产优质品种新种花、胜利百号、港头白等。1958年，贯岭公社王乃斌生产队种植50亩双行密植、三行密植试验薯，双行密植亩插3400株，三行密植亩插5000株，获得平均亩产9960市斤的好收成。1960年，桐山公社流美大队坚持因地制宜改革耕作制作，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全队70.7%的田地实现了“两稻一麦”三熟制，普遍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比1959年增加44%，由缺粮队一跃而为余粮队。1961年2月28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作了宣传报道，并配发短评《胜利之道》。

福鼎市闽东主茶区之一，是“白琳工夫”茶原产地，产茶历史悠久。茶叶收入居县域经济总产量第三。天瑞同志说，茶树室摇钱树。福鼎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气候适应条件良好，干它几年，若把一座座荒山都换成茶林树，一定能让农民的钱袋鼓起来，长期过上幸福的日子。他在任上，不仅亲自抓，还确定一位县委书记处书记专门抓，从改造旧茶园、开垦新茶园入手，加快茶叶发展步伐。1958年，为了迎接全国茶叶现场会在福鼎召开，在改造旧茶园、加强茶园管理的同时还在全县范围内大搞开发“万宝山”--建设高标准茶园，建立了一批茶叶生产基地。据有关资料显示，但年全县老茶树台刈、修剪面积3069亩，新辟茶园3800亩，栽下茶树4500亩；短穗扦插育苗1500亩。短穗扦插育苗的试验成功，为此后茶叶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一年，由于全县18万茶区人民的艰苦奋斗，茶叶产量达到3.62万担，实现了茶叶产量翻一番的目标。福鼎县成为福建省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翌年3月，全国茶叶生产现场会在福鼎召开。来自全国16个产茶省的农业、商业、供销、外贸部门和部分重点产茶县代表共100多人参观了磻溪的黄岗、大塆头、湖林等主茶区。1959年冬，白琳公社根据县委高标准开发“万宝山”的要求，组织2200余劳力向四十座荒山进行“大围剿”，他们以土法代洋法，闯过道道技术关，经过一个冬天的艰苦奋斗，按照山地园林化的标准干，新开出高标准茶园10500亩，全部符合高标准要求，做到每座山头坪坪有便道、层层通车子、坎坎筑土坝、山山开沟渠，为今后实施机械耕作创造了条件。1960年2月26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作了宣传报道。随后，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县委第一书记李天瑞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白琳公社建设高标准茶园的现场，并给予高度评价。

福鼎是闽东主要渔区之一，海域辽阔，水产资源丰富，渔业收入居县域经济总量第二。天瑞同志任上，致力发展集体经济，依靠集体力量，大力发展渔业机械化，促进生产力发展。从1958年开始，当年购置机帆船8艘，到1963年全县渔区机帆船增加到65艘，栽种量达1940吨、马力达4420匹。有了机帆船，海洋捕捞就逐步地从近海作业走向远洋生产--从闽东渔场转向浙江渔场捕鱼。渔民说，“有了机帆船，生产长翅膀，机器轰轰响，鱼捕一大网。”这样，渔业生产就变成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在大力发展捕捞业的同时，利用天然渔港，大力发展养殖业。1958年海带南移试养和磹紫菜育苗成功后，全县海带和磹紫菜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1960年3月，沙埕公社自筹资金、自己培训技术人员、自己动手安装机械、办起了机帆船修配厂，作稻机帆船安装、修配不出公社，大大缩短了以往到外地装配维修时间，保证了海上正常生产的需要。社员说，“有了机帆船，海洋生产添翅膀；有了修配厂，正常出海多捕鱼。”

天瑞同志任上，重视宣传、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他重视舆论宣传。1958年把中共福鼎县委机关报《福鼎人民报》三日刊改版为《福鼎报》二日刊，发行量由原来3000份增加到5000份，高峰期达10000份。该报因其内容短小精悍、图文并茂、体裁多样而文明省内，1960年被评为福建省新闻先进报社。他重视新闻报道工作。1959年成立中共福鼎县委报道组，并配备专职新闻干部，积极向《福建日报》、《闽东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前线广播电台、《福鼎报》、福鼎广播站投稿，福鼎的宣传报道成果居闽东前列。他重视文化建设。1958年，先后建成中山影院、福鼎人民剧场；并在畲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前岐（今为佳阳畲族乡）双华村建成福鼎县少数民族文化站。1960年，福鼎现越剧团升格为地方国营福安专区福鼎越剧团，并附设越剧艺术学校，培养演员、演奏员30多名；1962年复为福鼎县办地方国营所有制越剧团，行档齐整，阵容庞大，艺术质量高，先后到本省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梅县、汕头及上海、浙江一带巡回演出，名噪一时。1963年底，福鼎越剧团编剧人员编写了一个以反映福鼎沙埕南镇渔民走合作化道路为题材的现代戏剧本，原名叫《走上新路》。剧本上报县委领导，李天瑞书记看后大为赞赏，他说，这个题材很好！便施展了他特有的一支笔，连续用了几个夜晚时间，亲自对剧本的每一场戏的台词都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修改，并把剧目改为《渔港风波》。这个现代戏在县城和流江不对献演后深得观众好评。1964年，该剧参加福安专区戏剧汇演，获得了演出奖和剧本奖。他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1958年，创办福鼎县教师进修学校，承担幼儿、小学教师培训和小学教学研究工作。1958-1963年共培训教师657人。1960年，创办福鼎县初等专业技术学校，共有卫生、工业、水产、艺术专业6个班，学生199人，学制两年。1962年，福鼎县总工会复办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有学员354人。他重视医药卫生事业发展。1959年成立福鼎县中医研究所；1960年改称福鼎县医药科学研究所。

心里装着老百姓

天瑞同志在福鼎工作后面的那几年，正式贯彻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精神，纠正“左”的错误，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战胜自然灾害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天瑞同志参加了中央“七千人大会”。他深刻领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包含浓厚情感说，今后我们一定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做顺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这样才能团结和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度过难关。他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党的礼仪为重，以大局为重，把带领老百姓度过生活难关作为首要任务。他坚持实事求是，从福鼎的实际出发，千方百计放宽政策，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政策，扎扎实实地纠正了“左”的错误。他对各级干部说，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失去了农民就等于失去了靠山。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深刻的教训：对农民千万不能搞剥夺。“大跃进”种我们犯了“一平二调”的错误，就是砸锅卖铁、脱裤子，也要坚决退赔。于是，县委立即成立“一平二调“退赔领导小组，狠抓这项工作的落实。经过一段清理，全县退赔金额达3474.68万元。在农村，他果断地把全县原有的10个大公社改为10个区，下辖83个”小公社“；并把”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来是以大队为一级核算单位的经济体制改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允许社员种少量的自留地，搞少量家庭副业。还允许农民”冬种自由一季“；解散了全县农村公共食堂；还调减了粮食征购任务，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在工业方面，他强调把轻工业、手工业和产品质量抓上去，关停并转了一批无效益或效益差的国营、集体工业企业，保证了重点；在财贸方面，注重商品生产和流动，开放农贸市场，促进城乡贸易市场渐趋活跃，市场供应逐步好转。对于这一系列关注民生的重大举措，人民群众打从心里拥护党的领导，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战胜灾荒，促使福鼎摆脱了极端困境，度过难关，较快地实现经济好转。据有关资料显示，1963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达2863万元，物价比上年下降48.83%，鸡、鸭、蛋、肉等20多种人民生活必需品基本接近国家牌价，工业品敞开供应。福鼎人民对县委书记李天瑞同志当时的果敢决策做出的贡献至今仍铭记在心。

在天瑞同志任上，福鼎遇到的自然灾害特别多。据《笃定县志》（2003年版）记载，从1958年至1963年的6年间，在福鼎登陆的强台风或受台风影响导致山洪暴发酿造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损失的达12次之多。尤其是1958年9月4日这次123级强台风从福鼎沙埕登陆，几人围的千年古树被连根拔起，大船驶进了田野。强台风过程暴雨倾盘，日雨量躲在200毫米以上，到处山洪暴发，田野成为汪洋大海。沿海房屋遭受严重破坏，海岛台山154户民房全部被摧毁。全县民房倒塌14144间，死亡32人，重伤252人；冲坏山塘、水库21座，流失大小船只26艘；全县被冲没中晚稻、甘薯等粮食作物3万余亩，被淹倒伏的中晚稻达6.8万亩，其经济作物（包括茶、林）和海产养殖及农业设施国家物资损失难以计数。

台风就是命令，险情就是战场。每当台风暴雨袭境，天瑞同志作为县委的第一把手，不仅要做好全面周密的防台部署，还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哪里有灾情或是重灾区，就奔向哪里。1958年“9·4”那次强台风正面袭击福鼎时，县城桐山溪十里长堤--溪江坝的中段发生险情，当时狂风暴雨夹击造成河水猛涨，涛涛洪水将要漫鼎，而堤坝内侧却多处发生漏水，堤坝危在旦夕。当晚，书记下令当即调遣二三百名机关干部、工人组成抢险队，在天瑞书记亲自带领下直奔溪江坝，或抄小路靠近堤坝漏水处，或从坝顶匍匐前进，一步一步地向漏水危险处挪动，将一袋又一袋装好沙土的麻袋运至堤坝的漏水处，把漏洞堵住。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堵漏成功，保住了大堤的安全。

在天瑞同志任上，福鼎年年有台风暴雨侵袭，他在实践中叶摸索了一些经验，除了早部署、早检查、早落实防范措施外，重点放在在建水利工程和人的安全防范上。一位水利战线上的高级工程师回忆说，李天瑞同志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和施工安全，每次台风一开始预报，他总是第一个赶到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吉坑、龟墩等水库工地检查抗台防洪措施的落实情况，以防不备。1960年的6月上旬、7月底至8月初和8月上旬接踵而来的第1号、第7号、第8号台风暴雨连续3次袭击福鼎，每次过程雨量都是二三百毫米以上。这一年，正在施工的吉坑、龟墩两个大水库才完成一个冬春的工程量，为了防范台风，在天瑞同志的直接督导下，工程指挥部工作人员和民工们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抢在台风暴雨来袭前都开出了临时泄洪道，终于排洪成功，安全度汛。1961年9月10日、10月4日分别受第22号、第26号台风影响，强风暴雨二次连接袭击福鼎。此时，福建省十大水利建设重点工程之一的吉坑水库大坝刚刚建成。天瑞同志仍然牵挂工程质量安全与周边数千百姓安危，他一次又一次徒步五六十里赶在台风来袭之前深入工地检查落实抗台防范措施落实，并组织以民兵为主体的抢险巡逻队，日夜把守大坝，以防不测。这两次台风袭境之时，天瑞同志亲自坐阵秦屿，指挥抢险，吉坑水库大坝终于经受了考验，周边数千百姓亦安然无恙。这位高级工程师动情地说：李书记心里装着老百姓唯独没有自己。这句话情真意切，实在令人感动！

天瑞同志任上，福鼎多灾多难。在三年困难时期，农业连年欠收，粮食和油料等副食品奇缺，老百姓挨过饿。为了战胜灾荒，天退同志一心扑在安民救灾上，他动员全体党员干部和城乡居民同心同德，勒紧裤带，克服暂时困难，度过极端困境，迎接美好明天。城镇居民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和职工定量供应粮食标准从原来每人每月的28斤压缩到23斤；在广大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大种蔬菜，并利用边边角角地块大种蕉芋。据有关资料显示，1960年全县共种植槟榔芋、白菜、盘菜、花菜、芥菜、榨菜、萝卜、冬瓜、瓠瓜、蚕豌豆、西红柿、茭白等50多种蔬菜40044亩；还种植蕉芋近万亩，产鲜芋5000吨，收获后加工成蕉芋粉或粉丝。这两大类的种植面积，比常年扩大了一倍多，它既可用于“瓜菜代”填报肚子，又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三年苦难时期，天瑞同志和居民一样粮食按量供应，一样降低供应标准，口粮不足则代以瓜菜，从不搞特殊化。当时，福鼎酒厂宰了机头肥猪，厂里送县委领导每人2斤肉、2瓶酒，他却婉言谢绝。天瑞同志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与福鼎人民同甘共苦，受到了福鼎人民的敬重。

干群拧成“一股绳”才会有力量

人心齐，泰山移。天瑞同志常说，干部与群众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才会有力量。他工作深入，实事求是，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倾听群众意见，特别是那些不同的意见，用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凝聚共同奋斗力量。他十分注意搞好班子的团结和干群之间的团结。凡是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工作上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县、区领导干部的任用等，都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听取全体班子成员的意见，集体决定。有的问题，他虽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但他从不搞“一言堂”，从不先入为主，自己说了算。特别是讨论县、区领导干部的任用，他坚持组织部门先考核，提出意见在县委常委到齐或绝大多数成员到会的情况下，才讨论决定，在农村，他十分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依靠干群做好工作。1959年冬，白琳公社根据县委的指示和要求，组织二千大军向40座荒山进军，开展大兵团作战，大力开发“万宝山”，建设万亩高标准茶园，从开头主张按老办法开“插花式”的荒，或主张照搬外地经验开“八卦式”的荒，到最后确定按高质量的要求开“螺旋式”的荒，做到坪坪有便道，层层通车子，坎坎筑土坝，山山开沟渠，为今后实行机械机耕作做好准备。这些都是经过群众充分讨论，统一思想认识，才做出的决定，并作为实施标准。施工中，缺乏技术力量和测量器材，他们依靠群众，土法上马，以土法代替洋法，闯过道道技术难关；并组织质量检查，由一名副社长负全责，组成11个检查组，开展边开发边检查，不符合质量要求就返工，直至验收过关，以确保新开的万亩茶园符合高质量要求。这一年冬季，白琳公社新开万亩茶，全部高标准的成功，就是靠干群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形成的力量。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天瑞同志任上，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听得进不同意见，有的决策欠妥或不够完善，听了不同意见后，他认为言之有理，则主动、大胆改变决策，使之符合客观要求。1959年12月上马的，是当时福鼎县最大的一座小一型水库--吉坑水库，库容量588万立方米，也是当年福建省十大水利建设重点工程之一，它的坝址原来并不是秦屿公社的吉坑太阳头，而是秦屿公社的才堡大队的刘坑亭。工程上马之初，白琳公社社员群众反映非常强烈，说秦屿公社再刘坑亭建水库，建成后却淹没了毗邻公社--白琳的大片土地，而灌溉受益者却是秦屿、店下主粮区两个公社的一些大队。这时，秦屿公社领导和受益区的干部、群众也通情达理，提出了改变坝址的建议，认为把坝址移至秦屿公社的吉坑太阳头最为理想，在这里建水库的用地和淹没区的土地都是本社所有，受益也是自己一方，且选址吉坑的集雨面积和来水量比刘坑亭要多得多，实际灌溉面积也要比刘坑亭多得多，虽然坝址移至吉坑太阳头有一百二三十户的三四十座民房和1座宗祠的搬迁工作量要大一些，但是只要精心安排做好搬迁安置工作并不是很难得事。李天瑞书记听了公社、大队干部和社员的这番话，就两个地点，相比之下的情形，权衡利弊，认为干部和群众讲的话的确在理不过，区中愿意把坝址搬至吉坑太阳头，我们何乐而不为？于是，李书记请来了福安专区水利局和县水利局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到现场会商，李书记当场拍板改址吉坑太阳头。之后，地、县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加班赶制施工图，他们采取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边移民的办法，经过二个冬春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了吉坑水库。几十年来，这里的人民没忘了这件事，人们无不在赞颂福鼎县委书记李天瑞同志的才干与睿智。

以点带面显其功

天瑞同志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几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李天瑞书记在一切工作中变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科学的领导工作方法，这是其魅力所在。它就是蹲点、试点、抓点、做出样子，总是经验，树立典型、组织参观，开展学习交流，以推广全面，露露凸显其成效。

1958年，他曾把县委办公室搬到城郊农村--流美大队，他和一位县委书记处书记及工作人员也住在那里，白天参加劳动，夜里办公搜集各区（社）汇报，以了解面上情况，做到点面结合；他长期在流美大队路边亭唐弟古生产队蹲点，并搞小麦、早稻、连作晚稻“试验田”；还派出县委书记处其他书记及部委领导到各区、社蹲点，抓不同区域（沿海、山区、半山区）和不同内容的“试验田”、“试验茶园”、“试验场”，进行先行先试，试点成功后，立即总结经验，召开现场会，组织基层干部或社员群众参观，马上在面上推广。同时，还要求各级领导重视抓好自己的点，抓好典型。一旦成为典型，就帮助其完善，并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经验，达到点面结合，形成一大片，促进全面快速平衡发展。

在主茶区：

1958年为夺取茶叶丰产，福鼎县委于4月初组织全县78个乡代表到磻溪公社黄岗大队大塆头和白琳公社棠园两个农业社县委搞的3.6亩丰产实验茶园进行实地观摩。这两块实验茶园平均亩产都在五百斤以上。不看不知道，看了思想就开窍。这里的茶园能丰产，全靠的是精耕细作和专人管理。实地观摩后，全县迅速开展了茶园除草、追肥大竞赛。半个月后，全县有98%的茶园除了草，82%的茶园追了肥。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一年，全县茶园除草两次以上的2.8万亩，占90%，除草三次以上的2.16万亩，占69%；施肥二次以上的2.2万亩，占73%，施肥三次以上的1.57万亩，占50%以上。茶农说，过去除草、追肥都是为地瓜，而今茶园耕作如绣花，茶园里美杂草，追肥专门为了茶。其结果，这一年带来了茶叶的大丰收。

1958年，国营福鼎县翁江茶场选择福鼎大豪茶、福鼎大白茶良种短穗扦插育苗120亩，亩插24万株取得成功。福建电影制片厂专程前来翁江拍了新闻专题片，并在白琳播映。之后，县委组织白琳、磻溪、点头三个重点主茶区社、队干部和茶农代表到现场参观学习。1959年、1960年，这3个重点茶区的社队场普片推广科这一先进技术，短穗扦插育苗面积一下子扩大到500亩。至1964年，出圃茶苗1亿株，为县内提供可大量优良茶苗，为茶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主粮区：

1960年，天瑞同志在福鼎城郊主粮区--桐山公社流美大队蹲点，他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因地制宜，大胆改革耕作制度，把70.7%的水田变一年一麦一稻两熟制为一年一麦两稻三熟制，多收了一季粮食，总产比上年增加四成多，全队从缺粮队一跃而为余粮队，加上经济作物和其他副业的发展，90%以上社员增加了收入。此事一经《福建日报》、《闽东报》头版头条宣传报道，流美大队便成为全省、全区的先进典型。福建新闻制片厂叶拍了新闻专题片。流美大队“三熟制”的成功实践，为此后水田大面积推广“三改三化”（单季稻改双季稻、间作改连作、高杆水稻改矮杆水稻）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在渔区：

1958年，国营福鼎县小白鹭水产养殖场利用港深流缓的有利条件，从北方南移海带试养70亩获得成功后，便组织沿海的部分社队干部、渔民代表前往参观学习。此后，福鼎的海带养殖便由小白鹭海区推广到沙埕港口、港内及晴川湾、敏灶湾等海区，养殖面积逐年增多，开辟了渔业生产新的途径。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60年，沙埕公社海带的养殖面积从上年的420亩扩大到800亩，1961年海带收入占到全社总收入的40%。

1962年初，李天瑞书记亲临秦屿公社建国渔业大队蹲点，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该队渔业连续三年增产的经验，亲自撰写了《发展远洋生产捕捞养殖并举》这篇文章，对福鼎渔业生产的发展方向作了有益探索。福建日报于同年2月27日第二版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对福鼎渔业堵塞全面、快速、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不管做啥事都要从自己做起

“不管做啥事都要从自己做起”这是天瑞同志常说的一句话。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也是他矢志不渝的一条原则。

天瑞同志好学不倦、刻苦勤奋、持之以恒，堪称楷模。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上级文件逐字逐句思考领会，反复学习，往往是边吃饭边看文件，并且做了一本又一本笔记，摘录了许多重要文件中的政策条文，经过几年，一些重要政策规定他还能原原本本地背出来。“文革”期间，他虽遭受残酷的迫害，接受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但他仍坚持在光线暗淡的简陋里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并能把毛泽东的部分诗词注解背下来，海手写三本学习心得与体会。他说：“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学习，挨斗一年多，正式学习良机。”由于他平时学习得好，既有理论积淀又有实践经验，看问题既客观，又切合实际，开会做报告总是自己起草，不叫秘书代劳，他总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当时福鼎县城机关供电只到晚上12点，而他在12点过后总是点燃蜡烛照明，点了一根又一根的蜡烛，才把报告写好。报告写好以后一躺上床又想起一个问题或字句，马上又穿上衣服起来修改。他做起报告，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有骨有肉，语言生动，有很强的吸引力。他部署的工作，要求明确，内容实在，且切合实际，很受大家欢迎。很多基层干部说：李书记的报告好听叶好记，万亩很爱听他的报告。凡是他作报告时，会场里都鸦雀无声。

天瑞同志坚持原则，发扬民主，注意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他经常提醒办公室人员，凡是区、社和部门请示工作，都首先找分管领导，他们能答复的就答复，不能答复的由分管领导提出意见，切不可交叉请示，以致答复问题口径不一致，造成领导之间不应有的误解或给工作带来损失。他待人平等，严格要求，丹从不居高临下，乱批评一个人，身教重于言教，工作上出了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不诿于他人。

天瑞同志十分注意党性修养，总是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在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吃的是粗饭淡菜，穿的是50年代缝制的衣服。对家庭亲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时时事事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他们。他下基层，轻车简从，不准搞招待，只煮一碗面就行了。他常说，官再大也是人民的公仆。我不是什么大官，我只是一个生产队长。他还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工作走在一起的，对谁都要客气一点，对谁都不得“训”。他要求爱人和亲属要平等待人，不得高傲、盛气凌人。对自己配用的小车从不让家属子女沾边。1959年11月福鼎县委买了1辆上海牌小轿车，当时只有8岁的儿子一直叨念“要跟爸爸坐坐小轿车”。别人也说“你坐车下乡把孩子带去玩一玩，这不算什么问题。”可是，天瑞同志说：“难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想坐小车吗？你们看影响好不好？”他为了满足孩子的要求，叫孩子到车库里坐了一回小车。1957年的一天，天瑞同志在福鼎县扩干会作报告时，突然发生头晕呕吐，但稍停片刻后又继续作报告。会后，县医院一位名医到家探病，他还以为是妻子请来的，便告诫说：“医院病人多，把医生叫到家里会耽误很多病人，不要这么做。”由此可见天瑞同志的党性自觉。

天瑞同志不谋私利、两袖清风室有口皆碑的。他公私分明，从不占用公物和接受礼品。1960年，福鼎脱胎漆器厂新产品出厂后，厂里给县委领导每人送一套脱胎茶具，他不肯接受，厂家说放在办公室做宣传品才搁下来，直至他调离福鼎时，仍将原物放在办公室里。

故乡情长留人间

“福鼎市我的第二故乡。”这是天瑞同志经常说的话。他在福鼎工作将近八年，长期扎根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想老百姓之所想，干人民群众所希望做的事，善于掌握民情解民忧，为民办实事，赢得了福鼎人民的信赖。他与福鼎干部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文革”中，天瑞同志身处逆境，被无数次游斗，但有众多好心人在看着、护着他；后来，福鼎县城两派发生武斗，天瑞同志被单独关押在二轻服装厂内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从北方来的老干部在福鼎无亲无戚，而其家人当时都在省城福州，生活上没人照料，其境遇极端困难，但福鼎二轻服装厂有一位老工人却每日三餐给他送水送饭，有时还带上一二包香烟，其时历半年之久，让他度过那个艰难的岁月。

“文革”后期，天瑞同志受尽折磨后被重新恢复工作。1970年2月，组织上分配他到闽东水电站任工程指挥部总指挥。这个时候的他，身体已经垮了下来，身患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肾炎，丹他还是服从组织分配，立即走马上任。上任时，他不是马上开大会作报告、不知任务，而是先挑起土箕与民工们一起参加挑石头劳动，一日复一日，接连劳动一个月，他边劳动边与民工聊，实际上是在搞实地调查，了解情况，汇集民智。他了解了工程建设情况，摸索了加快工程进展的诀窍后，才开大会并作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民工们开头不认识天瑞同志，事前也不知道他是工程总指挥，说：一个挑石头的民工怎么会做出这么生动、这么精彩、句句打动人心的报告？后来，民工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很有魄力、很能干的工程总指挥。消息传来，福鼎的干部和群众为天瑞同志复出后初显不凡身手而感到欣喜。不少干部还专程赶到福安穆阳看望了他。

1971年8月，天瑞同志调任闽东山区屏南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屏南县室林区，福鼎有些单位因为基建或生产需要派员区找他。他在不违背政策的情况下，都尽量加以帮助。比如，点头公社盖机关宿舍楼缺乏木材，排出一位李书记原来身边工作人员去找他，他连夜与县革委会分管领导碰头，第二天就把问题解决了--拖回一车杉木；福鼎塑料制品厂伸长除痘压膜箱，因原材料困难几乎停产，天瑞同志了解到屏南木材加工厂有大量边角料可以利用，也就帮助解决了辅助原材料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出来，并恢复了工作。1977年1月，天瑞同志升任中共宁德地委常委兼宁德县委书记；同年8月，调任中共宁德地委副书记、宁德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同年11月，又升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他的职务和地委变了，但他对“第二故乡--福鼎”的感情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深厚，对福鼎的工作和遗留问题的处理更为重视、倍加关注。每次下乡到福鼎，总是要看看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与他们促膝谈心。1978年下乡福鼎，专门看望了当年在流美大队蹲点室、时年已八十多岁的生产队长、华东劳模唐弟古；并找到沙埕公社水生大队老党支部书记陈阿康，他们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他在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任上，为了发展闽东茶叶生产，他提议地区作出发展闽东茶叶生产的决定，还总结了福鼎密植高产茶园的经验，组织各县各乡镇到福鼎参观；此后，又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大力推广福鼎密植高产茶园栽培经验，有力地促进了闽东茶叶的飞跃发展。为了推动闽东工业发展，他深入调查了福鼎地方工业。当他了解到福鼎塑料制品厂、味精厂、农药厂、啤酒厂、皮革厂、皮鞋厂都是在原来的旧厂房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时，十分高兴，感到这是闽东工业的路子，亲自总结了经验，他形象地说：这是母鸡生蛋，蛋生蛋、蛋比鸡大。随之，在福鼎召开了全区工业会议，推广了福鼎走“名、优、特、稀、偏”的路子，为寻求闽东的地方工业发展方向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在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任上，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十分重视，福鼎的事情基本上都要找到他。有一位土改老干部，在福鼎解放之前就与地下党接上头，为福鼎的解放事业做过对人民有益的贡献，本应享受离休待遇而未给予享受政治待遇。在天瑞书记的关注下，有关部门澄清了实事，终究的到了解决。这次笔者对这位年已九旬的离休老干部进行采访时，他深情地说出了心里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李书记的关怀也就没有我的一家。另有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区委书记的妻子给李天瑞书记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当时，她本人已经到了宁德，可是她没有去找李书记，把信投进了行署信箱。信中反映，因为丈夫是“文革”中的“当权派”，遭到批斗，她的老母亲和年幼儿子受到株连，户粮被压缩成农业人口，要求给她两个老少恢复户粮关系。李天瑞书记看信后作出批示，在两个月内就由福鼎县财贸部门给予办理了农转非户粮手续。今天讲到这件事，她非常激动地说，李书记的这种恩情，我们永远记在心坎上！还有一位小学校长，对李书记在福鼎期间在工作上表现的非凡才华，以及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为人正直、仗义执言、秉公办事的优良品质感到十分敬佩。从天瑞同时离开福鼎的时候开始，每年的春节都给天瑞书记寄去一张贺年卡。而天瑞同志也以赠给马列书籍作为向这位校长的回馈。

1983年5月，天瑞同志调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后，仍心系福鼎的改革开放和反战。他积极参加顾问团活动，为振兴福鼎经济献计献策。1990年3月春暖花开之时，他兴高采烈地到福鼎这个他曾工作8年之久的地方考察，先后看了桐山、点头、白琳、秦屿、前岐、沙埕等6个乡镇。他看到沿途的变化，激动地说，福鼎的街道变宽了，路也变长了，楼房变高了，人口比过去密集得多了，市场繁荣，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农村、渔区的变化更加明显，经济快速发展，农渔民生活比过去富裕得多了。他盛赞福鼎的巨大变化，还动情地说，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英明。希望福鼎早日撤县设市。此行还专门看望了几位土改干部、劳模和群众。回到县城下榻福鼎饭店时，还找来几位老同志互相谈心。可谁能料到，就在从沙埕归来的这一天--1990年3月17日的深夜，他因心脏病突发在福鼎饭店不幸与世长辞，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足迹留在了福鼎。

悠悠岁月，风范长存。天瑞同志虽然已离开我们二十几年，但他的光辉业绩与天地同在，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向前。天瑞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二O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