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8月，长江支队南下进军福建、接管福建以来，南下干部队伍和地方干部队伍就一直存在着矛盾，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1999年，长江支队南下福建50周年。可以说，福建发展这50年的历史，与长江支队紧密不可分。尽管长江支队的番号早在1949年7月已经撤销，但长江支队5200多名干部却在福建省各条战线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默默奉献一辈子，真正做到：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孙！

长江支队的不少同志，由于工作在各级党政军领导岗位上，所以也就有了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交集。这里面有许多的原因，但其中二点是主要的：一是中央干部政策；二是城工部的问题。

一、关于解放以后福建的干部政策

1949年7月，在浙江新塘边，张鼎丞主持召开了福建省委会议，确定了进军福建以后的干部政策：根据中央指示，福建的干部方针是以南下干部为骨干，团结依靠地方干部和广大新干部。

当时的省委委员是：张鼎丞（福建永定人）、曾镜冰（海南琼山人）、叶飞（福建南安人）、韦国清（广西东兰人）、方毅（福建厦门人）、陈辛仁（广东普宁人）、梁国斌（福建长汀人）、伍洪祥（福建上杭人）、、刘培善（湖南茶陵人）、冷楚（河北易县人）、范式人（福建寿宁人）、黄国璋（福建莆田人），后来在建瓯增补了左丰美（江西铅山人），一共13个人。

这里面除了曾镜冰、黄国璋、左丰美三人是地下省委的，其余都是南下干部，尽管张鼎丞、叶飞、方毅、梁国斌、伍洪祥、范式人也是福建人，但他们都是离开福建10年以上的高级干部。中央的这种安排其实就已经是对福建的干部政策定了调子：以南下干部为主。

接着是福建的8个地委有7个全部由外来的长江支队接管，从省里的各部、委、局一直到最基层的区一级，几乎都是长江支队的干部当领导，就更体现了以南下干部为主的干部政策。

这种以南下干部为主的干部政策，一开始在建瓯会师时，就不被坚持多年残酷地下斗争的一些地方干部所接受，矛盾由此产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发生在福建，在广东、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也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这种矛盾。这才有了50年代后期的所谓“反地方主义”运动。

50年代初，这种矛盾逐渐显现，中央要求将上述各省份原地方干部的一、二把手进行调离，有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调动，暂时缓解了矛盾。到了53、54年，中央号召支援东北工业建设和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把南下干部中部分县级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调离，客观上也延缓了矛盾的激化。

 二、福建的城工部冤案

福建省的城工部冤案始于1948年4月，直接导火线是是闽浙赣边区党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的失踪。

阮英平（1913－1948），福建省福安县下白石乡顶头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委书记。1935年5月，闽东特委恢复时，叶飞任书记，阮英平任组织部长。年底，特委决定成立闽东军分区（独立师），阮英平任司令员，叶飞任政委，组织和领导了闽东苏区三年游击战争。

阮英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阮英平任闽东抗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参谋长。1938年2月14日，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奔赴抗日前线，阮英平任六团副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阮英平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旅）政委，参加了苏中战役。

1947年5月阮英平奉命回到福建，担任闽浙赣区党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同年7月到任后，组织和领导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异军突起，声威大振，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同年11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闽东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驻剿”阴谋，阮英平决定把队伍化整为零突出重围。

1948年1月，阮英平和警卫员陈书琴（城工部）前往福州转赴闽北向省委汇报工作，途中遇敌战斗与警卫员跑散。陈书琴“丢失”首长后，在附近约定的地点寻找了三天，不见阮英平踪迹，即赶到福州找到省委联络总站负责人苏华汇报，随后又向城工部部长李铁作了汇报。李铁即令陈书琴前往闽东，与闽东地委副书记阮伯琪（原任城工部闽东工委副书记）联系，由闽东地委派出部队继续寻找。但均无所获。

事实是战斗中跑散、失去联系后隐蔽在宁德县洋中北洋大窝村范起洪家里的阮英平，于1948年2月3日在前往福州的途中，因歹徒范起洪等三人发现阮英平有黄金外露，遂谋财害命将阮杀害。当然阮英平案件是在解放后的1952年经群众揭发出来后才破的案。

阮英平的失踪在当时引起了闽浙赣省委的震惊和疑问。

此前的1947年6月份，城工部冒领了国民党福州海关查扣的价值200两黄金的棉布、棉纱等闽浙赣游击队急需的物资，后不慎被特务破获，城工部副部长孟起（福州人）被抓捕，后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5岁。

孟起

时任城工部部长的庄征积极营救，向闽浙赣区党委提出营救方案，其中的“假自首”方案引起了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的怀疑，遂将庄征调闽浙赣党委驻地进行询问、审查，在严刑逼供拷打下，庄征违心的捏造了和国民党特务签订所谓“集体求生存”秘密协议书，曾镜冰不做任何调查遂将庄征（莆田人，29岁）和其妻子杨瑞玉（晋江人，26岁）秘密处死。

庄征、杨瑞玉烈士

1948年2月12日，区党委候补委员、闽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沈宗文（又作沈崇文）因轻信池潭保长，被敌设圈套诱捕，部队也遭到敌“自卫队”的包围袭击，受到损失。所幸敌“自卫队”行动匆忙，战斗力很弱，才没有酿成更大后果。

1948年2月24日，闽北游击纵队中队长罗天喜率部护送地委书记前往江西，途经崇安县电坑时遭敌袭击，中队长罗天喜战斗中负伤后不治牺牲。

1948年3月，中共闽（清）永（泰）尤（溪）中心县委在闽清县的麟洞村召开扩大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敌包围。中心县委委员兼军事负责人刘志德（有称刘志清）在战斗中牺牲，县委委员兼一都区委书记蔡兆源等五人被捕（蔡兆源后在南京雨花台被敌杀害）。

 游击队的上述损失，再加上阮英平的失踪，促使曾镜冰对城工部的怀疑迅速放大，并开始从对城工部的怀疑转化为决心切除城工部这颗“毒瘤”的行动。

第一个被曾镜冰祭刀的是城工部部长李铁（山东济南人），李铁在黄国璋严刑逼供的非人道的肉刑折磨下一度编造口供，说自己曾加入国民党国防部的文化情报站组织，在“五一节”前要杀害闽浙赣区各地委主要领导干部，并编造了一批名单。可松刑后，李铁便全部推翻所编供词，并向区党委集体写了申述。

李铁

1948年4月4日，李铁还专门向区党委写了一份申诉，可是黄国璋认为这是李铁玩弄的花招。随后，就将李铁以及在区党委机关内的城工部党员骨干全部枪决、绞死。

闽浙赣区党委还错误地认定城工部组织已成为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决定解散城工部，停止城工部系统所有党员的党籍，不许他们再以党的名义开展活动；要求闽浙赣区党委隶属的各级党组织与城工部组织割断联系。各地委应在“五一节”前将上山的城工部人员紧急处决掉。

原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一平老同志，在闽浙赣党委所在地的建瓯山上被曾镜冰“审查”了一个多月，吃尽了苦头，黄国璋坚持要把王一平处决掉，曾镜冰犹豫了，因为王一平是闽西北省委委员、游击纵队政委，最后曾镜冰决定要王一平重回到闽中工作， 边工作边审查。幸亏福建提前解放，否则王一平也早就“牺牲”了。

王一平

由于闽浙赣区党委“处理”城工部的决定草率且没有政策界限，导致各地在执行区党委决定、迅速处决城工部的骨干外，有的地方以更加“左”的态度对待每个城工部成员，凡是城工部成员，不看表现，只要稍有“社会关系不清”、“曾在国民党方面任过职”等情况，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处死。

更为恶劣的是，个别地方竟然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或其它渠道，向国民党当局通报城工部党员干部的名单，致使部分同志被敌逮捕牺牲。

在处决城工部人员手段方面是极为残忍的，除了枪决，还有绞死、活埋、暗杀、装麻袋扔大海等。

但是面对着死亡，许多被错杀的城工部党员干部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唯一要求，是请党组织重新复查他们的历史，弄清是非，恢复党籍，将来能追认烈士就行了！许多人在临刑前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留给了当时十分困难的游击队员，并选择了活埋作为自己人生的终点，为的是节省一粒子弹去消灭敌人。

举一个例子：

柯海燕（1928－1948），女，原名柯久香，乳名阿仔，曾化名苏淑英、小蔡，福建省屏南县长桥乡柏源村人。1928年出身于贫寒的教师家庭，幼年丧父。1939年在舅父资助下进入古田县平湖私立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其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以育英小学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1940年，年仅12岁的柯久香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41年秋，13岁的柯久香在育英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夏，柯久香为了逃避做童养媳，乔装离家出走来到了古田，化名苏淑英，以凤埔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43年4月，柯久香由党组织安排来到福州，在烟台山党的秘密联络站从事秘密工作。不久选调中共福建省委电台学习发报，结业后调任中共福州市委电台报务员。同年秋，由于叛徒出卖，电台被敌破获，柯久香因来不及转移而被捕，押送上饶集中营关押，继而转入军统管理的三元（今三明市）“感化院”接受“感化”教育。

在狱中，柯久香历经酷刑摧残，以顽强的革命信念与敌人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她坚称自己年幼无知，被人拐骗到福州当家庭佣工，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由于缺少证据，国民党特务多次审讯无果。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议》。国民党承诺释放政治犯，柯久香因没有“政治犯”证据，被国民党当局当作“轻犯”释放，以搪塞共产党方面和国际视听。1946年夏，柯久香辗转来到福州后，化名柯海燕进入陶淑女子中学读书。同年10月，在陶淑中学与党组织接上关系，重新投入革命斗争。

她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我要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般的勇敢，同暴风雨搏斗！”在陶淑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柯海燕积极参与组织学生爱国运动，宣传人类解放思想，配合校外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她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7年夏，党组织发现国民党特务在秘密监视柯海燕后，当即通知柯海燕转移。

柯海燕不动声色地做好安排，深夜越墙离开陶淑女子中学，转移到设在福州北郊新店镇的联络点，化名小蔡，声称是联络点交通员陈茂容的表妹，以护理陈茂容分娩为掩护，在当地从事妇女工作。 1948年3月，因革命斗争需要，柯海燕调到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工作，在闽侯县尚干镇建立秘密联络点，负责收集情报并沟通城工部与闽侯山区游击队的联系。

1948年4月“城工部事件”发生后，柯海燕受到牵连，调到闽侯县虎头山游击区接受审查并蒙冤罹难。临刑前，为了节省子弹，也为了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柯海燕与一齐殉难的战友选择了活埋的方式告别人生。时年才20岁。

柯海燕烈士

1956年党中央在重新审理“城工部”事件后为被错杀的同志平反。但柯海燕因隐名参加革命斗争，一时未查清她的家庭情况。直到 1964年4月13日，屏南县人民委员会在反复核查确认柯海燕的身份后追认柯久香为革命烈士，并抚恤其家属。 一位12岁参加革命工作、13岁入党的小姑娘，坐了3年敌人的监狱，没有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却无辜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多么令人心痛。

随着毛主席提前进军福建的战略实施，1949年8、9月，叶 飞率领的十兵团以雷霆之势解放了福建，以长江支队为主体的包括南下服务团、华东南下干部等近万人的地方干部，迅速接管福建全境（除金门、马祖），随着福建省委的正式成立，“城工部”的冤案才没有进一步发展。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曾问曾镜冰（时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杀城工部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究竟是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应该作个交代嘛！”七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张鼎丞还专门找曾镜冰谈过话，要他把“城工部问题”认真地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但是，曾镜冰一直没有向中央做出明确的交代。

1954年，中央和福建省委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叶飞牵头，组织专门审查委员会，伍洪祥具体负责，经过一年多的详细调查和审查，最后形成了无可辩驳的结论：城工部不是特务组织，而是党的组织！原闽浙赣区党委对城工部案件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城工部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

在为城工部事件平反的同时，原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因为“内奸嫌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被撤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省政协主席等职务。从1957年起，先后到天津的芦台农场任副场长、辽宁省盘锦农垦局、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工作。“文革”中也无以幸免，于1967年5月27日在北京逝世。

在城工部的冤案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黄国璋，从1956年开始被撤消了省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文革中”也被关进监狱。

曾镜冰、黄国璋

城工部事件，到现在依然是烙在福建地下党历史上的一块伤疤，并且时不时地发出阵痛。

闽浙赣地下党无辜错杀了那么多的革命同志，令人无比的痛心与惋惜。牺牲的同志都是正逢20、30岁左右、热血澎拜的青春年华，同时也正是由于“城工部”的冤案，导致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央和福建省委从上至下对闽浙赣地下党的不信任。这也是福建干部路线长期“以南下干部为主”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许多地方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干部，不了解“城工部”的历史，或未能正确分析闽浙赣区党委滥杀城工部这一深层次的原因，错误地把不满指向南下的长江支队的同志，认为是长江支队夺了他们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