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段英力，山西省霍州市（原霍县）下乐坪村人，生于1929年。十三岁（1942年）那年，在地下党员刘东山的引导下，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霍县县委城工部领导下的一个地下小组骨干成员，承担传送情报工作，到大街小巷张贴抗日宣传单。

1943年夏收时节，城工部得到消息，鬼子在县城周围派车派丁，有出动抢粮之势。刘东山指派父亲到城里找愿意抗日的伪军队长薛明耀了解详情。父亲天不亮便起身，提上菜篮赶往县城，等到开城门，随进城卖菜的农民混进城里，从薛明耀那里得知鬼子一两天后将出城抢粮，方向在南区，兵力只有伪军一百多人。父亲得到情报后，立即出城于傍晚时分回到上乐坪报告刘东山。刘东山连夜和敌工站取得联系，布置空室清野反抢粮工作。两天后的凌晨，南村响起枪声，敌人出动抢粮了，下午则看到伪军灰溜溜地回城，空手而归。
1944年6月下旬，霍县抗日政府委派父亲参加太岳区青训班。父亲揣上赵源县长的介绍信和特批的五元冀南币，兴高采烈地来到太岳根据地，踏上革命征程。
1945年1月，父亲经过组织考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春，为期半年的青训班结束。父亲回到霍县，安排在抗日县政府秘书处任收发员，掌管五个公章，分管警卫员和通讯员五人。父亲每天除收发文件、派遣通讯员、兼管文书印刷外，还负责教驻地十几户人家的孩子读书识字。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父亲带领民兵参加同蒲铁路大破袭行动，阻止鬼子逃跑，配合部队收复县城。九月初，下乡开展征兵和支前工作。之后调到县政府研究组，负责调查落实群众反映的问题。
1946年春，父亲参加工作队下乡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每天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清算地主富农、参加民兵和妇救会，带领少先队和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稽私，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群众热情高涨，村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不久内战全面爆发，父亲被调去搞扩军、支前，又参加城防工作队，组织群众搜捕隐藏的敌人，收缴敌伪物资，救济贫苦百姓。返回机关后，父亲被任命为秘书干事，协助秘书处理日常事务。
就在这年春节，父亲认识了母亲刘明凤，开始联系来往。母亲生于1932年1月，山西省霍州市（原霍县）峪里村人，当时尚在中学读书。1947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经组织批准，父母结婚。婚后，母亲到沁源县继续读书，父亲参加土改。
1949年初，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4600名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工作，将这支队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父亲积极报名南下，编入第四大队第五中队。八月进入福建，下旬抵达福州。父亲被分配到连江县委宣传部。

新区工作千头万绪。父亲从宣传政策入手，整理印发宣传全国形势、国民党反动腐败、党的新区工作任务及方针政策和城市纪律等宣传单，组织青年学生上街开展宣传；以连江一中为工作重点，成立校委会，改选学生会，组织学生跳秧歌舞，唱革命歌曲等。
一天，父亲向一中校长熊存望建议，把学校大厅悬挂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牌匾换成“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进步内容。曾任连江县三青团书记长的熊存望策动一些老师进行围攻，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校训，是教育学生做人的道理，无需改动。父亲反驳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本意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沾污，成为统治压迫人民的紧箍咒。他们偷换概念，说北京开会还邀请李济深、张治中参加，怎么说国民党是反动派呢？父亲义正言辞地驳斥，党中央邀请的是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参加人民政协，而不是原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反动派。双方引经据典，互不服输，直到天黑。这时，战友闻讯赶来，增强了父亲据理力争的勇气，终于打掉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不久，县里开展镇反运动，学校师生纷纷揭发熊存望在解放初期幕后策划的一系列反动活动罪行，公安机关将其逮捕，经闽候地委批准处以死刑。
父亲趁热打铁，在连江一中进步师生中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并推荐优秀毕业生到县委机关和部队去。不久，父亲主持宣传部工作。
1950年，父亲被任命为第五区（丹阳）区委书记，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减租、废除保甲、土地改革等工作。
当时丹阳仍残留着地主恶霸陈必平的土匪武装近百人和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十三支队，经常出来骚扰百姓抢劫杀人。为了摸清敌情，父亲带领一个民兵班驻扎在残匪出没的村庄，走访群众了解情况。之后在县大队和公安队配合下，一举歼灭残匪。
1951年春，母亲也南下福建，任丹阳区委宣传委员兼区妇联主席。
1952年底，父亲被任命为连江县委委员、统战部副部长，兼任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按照中央对农村工作提出的“稳步前进，宁缓勿急”方针，父亲提出几条规定：一要坚持自愿，防止一哄而上；二要对入社土地、耕牛、农具合理作价；三要民主选举社长、会计，建立社委会实行民主管理；四要落实情况上报审批。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整天奔走调研指导。当年开办的初级社都实现了增产增收，为全县农业集体化作出表率。随后开展建立高级社试点工作。
1955年秋，父亲任连江县委副书记。后调地委农村工作部任科长，享受正县级待遇。母亲也调到地区水产公司任人事科长，后调水电局任人秘科长。
1959年春，父亲下乡调研发现公共食堂连“瓜菜代”也难以维持，许多群众患浮肿病不能下田劳动。地委书记听取父亲汇报后，立即通知各县向群众供应米糠，派医务人员下队为群众治疗，召开会议纠正浮夸冒进和“一平、二调、三收款”共产风。

1960年，许多地方食堂停火，群众没饭吃，出现饿死人的惨状，大片土地撂荒。地委派已升任农工部副部长的父亲到宁德七都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父亲与群众同甘共苦，以地瓜、菜叶度日；发动群众清理财务、仓库，撤换个别作风不好、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整理冬闲田地，全部种上冬季作物和蔬菜。一年后，地委在七都召开现场会。大家看到田野一片葱郁、生气勃勃，以及饭桌上丰盛的菜肴，纷纷称赞。
时至1966年，文革爆发。每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洗礼，父亲作为领导干部，更不可能幸免。
1972年3月，父亲调任屏南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母亲任县直工组副组长。尽管政治环境恶劣，经济条件较差，父亲克服种种困难，为贫困山区开通了拖拉机路，实现了全县社社通公路，修建了七十多座小型水电站，建起全县第一座五层商业大楼，扩建了汽车站和县医院门诊大楼，整修县影剧院，较好地改善了群众生活环境。
1974年3月，父亲任屏南县委副书记。
1975年6月，父亲调任南安县委副书记。时值“反击右倾翻案风”，揪斗翻案派、复辟派，父亲被造反派关押、揪斗，身上的伤至今还会疼痛。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县委调整班子，母亲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1977年5月，父亲任南安县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当年的秋收冬种季节，父亲亲任总指挥，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开山填沟，改河筑坝，平整土地，修整田间道路，扩建海堤，扩大盐田，每天出工劳力达到一二十万人，扩大农田和盐田近七万亩，几条公路主干线拉直拓宽，两侧田地连成片。第二年春季，小麦、蔗糖喜获丰收，仅春收一季就完成了全年征购任务，开创了南安历史纪录。父亲为南安经济的发展尽心竭力，几乎走遍了所辖420个大队。

1979年底，父亲升任晋江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母亲调任泉州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1982年，因以优惠价购买一台进口彩电，父亲被南安走私案专案组认定与该案有关，被降级调任三明地区教育局局长；母亲任计生办副主任，后任计生委副主任兼计生协会常务副会长。
尽管遭遇不平，但父亲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心，为三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任职三年，实现全省“四个第一”：所有农村小学做到“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椅）；所有县区普及小学教育；改建扩建一批职业学校，几所优质职中晋升职业中专，筹建三明职业大学和电视大学；建设一批标准示范中心幼儿园等。

1985年9月，父亲当选市人大常委兼教科文卫委主任。
父亲于1989年6月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担任市计生协会顾问、市老体协副主席、市老年教育学会会长、老年诗词协会会长、长江支队研究会会长等职务，还先后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和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母亲1987年离休后，积极参加老年大学活动，还担任市直机关老体协委员兼健身辅导站站长。目前，父亲享受行政副厅级待遇，医疗上享受副部级待遇。母亲享受行政正处级待遇。

近年来，父母积极参加长江支队研究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参与指导长江支队三明纪念园和泉州纪念园的筹建工作。每当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都感慨万分。从父母的身上，我们深深感受到那份忠于党至死不渝的执着与信念，尽管曾蒙冤受屈，尽管历经坎坷，仍初心不改、信仰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