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人情在，长者难忘少者心。随着年龄增长，对历史回忆心切。因记忆所限，我将几年来所拟写的长篇回忆录缩写成此篇历史简介，以供后代参阅。

我的先祖是山西省泽洲府风台县贺家坡人氏。祖上赵四公在明朝7年被朱元璋皇帝追到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后又迁徙到河南省济源县虎林镇，靠开设驿站为生。祖上为民办事有功受到县长表扬，病故后葬于南山，建坟立碑，以示铭记。随着下代人口发展，后代又迁移到济源县承留镇居住，建了赵氏祠堂并在该镇东地建了祖坟。家族延续至第十四代时，祖先名叫赵宗顺，因灾难和战乱迁至济源县下冶乡北吴村定居，到了2013年在北吴的同宗已发展至第二十二代，人口已达130多人。从十七世祖父赵则舜、祖母曹氏在北吴村村北立营，生有三男三女。父亲赵维德为长子与母亲程氏共育有五男二女（其中一女早年夭折），我排行第二，任村长时取名赵嘉斌。叔父赵维才，叔母连氏、李氏，其有3男3女，次子赵家善参加淮海战役荚勇牺牲被评为烈士。小叔赵维新，叔母崔氏，有2男3女,3位姑母，均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现子孙们已分布在4个国家、在中国分布的有四个省、十四个地、市工作和生活。

我于1919年农历正月十五出生在济源县下冶乡北吴村。在旧社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跟随父母叔婶，耕种过6家地主土地，深受高租重利的剥削。1936年在村读书时，受中共地下党焦敬一同志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树立了抗日保国思想。1942年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北吴村成立了抗日村自卫队，我被选任为队长。主要任务是保卫村庄，维护生产和百姓安全，防止日本鬼子抢粮抓人。1943年，王屋县人民政府成立，政府号召减租反霸，废除旧政权，建立新政府。在党组织领导下，我们废除了北吴、南吴、上冶、牵马岭三个半旧保甲，建立了吴彦行政村政府，我被选为首任村长兼村武委会主任。主要是领导生产、减租反霸，实行耕者有其田，征兵支援陈谢大军过黄河等任务。1946年平息反动大刀会后，组织上调我到王屋县第三区任武委会干事兼守黄河轮战队长。1947年春，我被选到太岳区武总干校进行半年的政治军事学习。当年7月王屋县和济源县合并，我被调到济源县武委会任组教干事。1948年1月，我参加了晋城地委整党，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5个月后，又被调到济源县第五区任区委员、武委会主任。在落实土改时，纠正了侵犯中农政策的行为，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将多分的土地、粮食、耕牛、家具等退还给中农，落实了党的农村政策，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同时也调动了中农的生产积极性。

临近春节，当我准备请假回家过年时，接到县委通知我参加扩干会，要调干南下。听取县委动员报告后，我毫不犹豫地自愿报名参加南下大军。县委根据地方工作任务和南下的需要，大会宣布了122名德才兼备的南下干部名单。南下干部放假5天，移交工作并与父老乡亲话别。我向父老乡亲说明南下任务后，父母都支持我南下,1949年3月3日，四弟赵家政送我到王屋，我按时赴济源县委报到，县委举行了隆重的南下干部欢送大会，大家合影留念，会上还宣布了南下家属可享受军属待遇。

我们准备了简陋行装，于3月8日，集体徒步到山西晋城地委，领取了军装、布鞋、油布、蚊帐、津贴等，踏上了南下征程。先坐货车到长冶，又坐运煤车于21日到达河北武安报到，沿途受到了群众热情欢送。在武安集体学习一个月，听上级领导传达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以及对形势任务报告和军事作战知识，提高了对南下史命的认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集训干部总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太岳区总队，地区为大队，县为中队，区为分队，我任区分队队长。于1949年4月25日集体徒步南下，途中除了短暂休整外，一日行军120多里，赶过黄河，又一日赶路130里赶过长江浦口，沿途避开敌占区，躲过敌机，闯过黄河，跨过长江。于5月16日到达南京下关，整顿了军容风纪，宣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驻扎在南京国民党交通大楼。原计划在苏杭一带接管政权分配工作，但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南下大军在南京国民大礼堂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太行太岳干部继续南下，任务是到福建省建立新政权。我们接受任务后到苏州等地住下待命，大家本着愚公之志，建设新福建的决心继续前行。部队到达江西上绕后精减行李，留下病号留守队,翻过了海拔2158米的黄岗山。在翻过江西与福建的分水关之前，给病号雇用的私人车，在石溪河过木桥时出了险情，幸亏无人伤亡。部队到达崇安、南平后休整，直到1949年8月17日福州市解放。

在这近7个月的时间里，部队行程约达7千里之遥，沿途经过了八个省、六十五个县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是步行，三分之一是坐车。与当地地下党会师后，组织决定六大队翻山越岭达到福安地委报到，三中队三分之二到闽东海防前线的霞浦县报到，三分之一到地直、柘荣县开展工作。

我和战友们在国庆开国大典前夕，即1949年9月30日赶到霞浦县，原编制五区的战友仍留在霞浦县新五区工作。我任区武委会主任，任务是剿匪、生产、征粮。记得有一次到大林乡开展工作，住在原伪保长房屋的二楼，夜间该房被土匪包围，经我和另外2名战友全力奋战才幸免于难。

1950年3月，霞浦县委调我到全县海防线最长、封建宗派势力最强，也是国民党下海的出口地---霞浦县第六区任区长兼法庭庭长，我和区委13名干部、炊事员、通信员和一个武装班，到达第六区所在地霞浦县沙江，大家打地铺暂住在沙江山边学校，经苦心做好山上天主教会的思想工作，最终借到了3间房办公。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民主建政，减租、反霸，大镇反，取缔反动会道门，搞好生产，土地改革等工作。区干分片包干，我还兼任长兴乡土改试验队队长。

那年7月海匪包围溪南镇工作组，抢劫了店铺，抓走了郑锡同同志。第二天还包围了沙江区公所。经区海陆反击战斗，我们击毙敌1人、击伤1人，营救出了郑锡同同志，海匪纷纷逃窜。我组织委员张新春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区委书记受伤。在大镇反斗争中，我们将匪首郑阿德等土匪抓获，并召开公判大会执行了枪决。

1950年3月至1951年12月我在第六区工作历时21个月。工作期间在中共霞浦县委党的领导和土改工作队的支持下，全区15个乡镇三分之二实现了土地改革，取缔了反动的会道门，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时，还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一夜抓获了63名反动的头子，送县公安局审查处理，将其罪大恶极的反动匪首、会首分三批开庭公审、公判并执行枪决。此举大涨了干群志气，也调动了干群生产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1951年12月县委任命我为县委委员并调我到第四区任区委书记。这个区是背山面海，有1个三沙镇、16个乡，是全县面积人口最多的区。当时的任务是完成第三期5个乡的土改工作，开展大生产，有重点组织互助合作和渔业手工业改造。在县委领导下，完成了镇反后期工作并历经两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工作任务。

1954年春，县农会撤销，我被调任县委常委兼任县农村合作部任部长。分管农、林、水工作，发展生产，扩大互助合作社组织，进行渔业、手工业改革。坚持自愿原则，全县百分之六十农民加入了合作社，促进了农业生产。1955年我参加了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很受鼓舞。

1957年福安地委调我到周宁县任常委、农工部部长。1960年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生产。1964至1965年，由于品种改良农垦58号，实现了山区亩产千斤稻，并丰收了万斤薯，此举震惊了福安地区、地委行署组织各县有关领导和人员前往参观学习。在此期间我们还建立了3个林场和多个水电设施。

1966年3月经选举还参加了福建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1973年党组织调我到福鼎县任革委会副主任、常委等职，分管农、林、边防等工作。因福鼎县和浙江的平阳县、太顺县和本省的福安县、柘荣县毗邻，多地山界林界不清，经常引发双方村民争斗互殴。我在各方县委支持下，深入调查、处理了多处山林纠纷，双方签订了合同并立碑为界。1977年在庐山召开的八省边防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受到了表彰。在福鼎工作期间，也为农业发展和围海造田等尽了应有之责。

1978年春宁德地委调我到宁德地直单位工作，担任过农业局长、二轻局长和乡镇企业局长、党组书记和地区农委委员等职。工作中，还被组织部抽调担任审干组副组长，包干宁德、古田两县审干工作，结束后又到行署办负责整党工作，任联络组长。半年后，又到地区农委负责落实文革冤假错案办工作，落实了干部政策，解放了干部，也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使组织和个人都满意。

我于1985年3月经组织批准光荣离休，享受抗战老干部副厅级待遇。组织决定后，我在南方安家还是在北方安家思想有了顾虑，在听取各方意见建议、衡权利弊的情况下，决定在南方安家。为此向组织申请批准了一块位于宁德蕉城城区的宅基地，建了一座3层砖混结构小院安享晚年，以慰亲人。

现在回忆我已离休三十多年，现年巳是96岁了。党龄69年，南下65年，为党工作了71年。自我评价是一辈子对党忠诚，廉政为民，工作认真，组织性强。但在1969年文化革命中，我受恶人诬告与1946年反动刀会有关，受到三年审查。经组织到北方三次调查，落实真相，宣布平反。后到省委党校学习8个月，调到福鼎工作。这一经历充分体现了我“根深不怕狂风摆，树正何愁月影斜”的真理。

离休后，遵照离休不离党的原则，我和同志们组织并参加了8个社团组织，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如地区老年大学、老体协、老年书画协会，分片负责离休干部定期学习，组织门球队活动以及长江支队研究会组织并任名誉会长等，在活动中均受到大家支持和鼓励。

我离休前后，到过不少地方参观开会、旅游、探亲、访友，到过广州8次，前后累计住了近7个月，除在本省开会、参观建设、欣赏风景外，还到过泰国、香港、澳门、深圳、江西瑞金市、上海、庐山、海南、武汉、长沙、桂林、重庆、成都、陕西延安等地旅游，多次到北京开会参观，吸收了经验，增长了知识。先后回到济源老家10次，累计住了近8个月，2007年中秋佳节参加了济源市委召开的南下干部座谈会，还在济源市长江支队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讲话，表示祝贺。同时，还参观访问了11个镇和城关各社区，深感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家乡济源市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建设和事业蒸蒸日上，特别在改革开放后，由中等县提升为地级市，我形容家乡的变化是“八大一迈进”，即大城市、大农业、大工业、大商贸、大文卫体育、大水电、大交通、大森林绿化，带领群众向小康迈进。如地处山区的下冶镇原镇址是一片乱石滩，只有一座庙，每年4月初8群众赶庙会，现在建成了一个小平原，水归渠、道路两纵两横，双十字街建了许多高楼大厦，成为了多景观的商贸乡镇。

回忆起北吴村原来由23个山头组成，居住着22个姓氏，只有2000多口人，以农业为主，旧社会是“十年九旱，人畜缺水吃，人走羊肠道，夜点煤油灯”。现如今是公路到村，水到户，灯到房的“三通”幸福生活。我怀着深深的故乡情赞济源山水美：北靠巍巍太行山，西邻愚公王屋山，南有高峡出平湖，水边无际大平原，山青水秀古迹多，星罗棋布遍山川，远眺济源美如画，近看如同大花园，济源腾飞山河变，愚公故居实可观，引沁济漭战天河，济源孟州幸福享。

回想我大半辈历经旧社会到新解放，由工作到离休，由北方到南方，由青壮年到老年，宁德建房，福州养老。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经历了艰险和压迫，但更多的是幸福生活。  

所谓压迫，就是旧社会的高租重利压迫，如1934年租种田家土地，因20元押金交不起被逼退地；1938年租姓邓家土地，因灾情交不清租被迫退地；又如1941年租下韩旺候新台地，逼我大哥当壮丁而夺地，还有交租多少好坏之争、夺地等。

所谓艰险，就是历经了不少艰难险阻。1942年我为地下党到关阳送信，假扮卖西瓜为名完成了任务，但回来路过韩彦日本炮台时被抓，绑在大树上苦打，说我是八路军，父亲得知后跑了十多里路到当地找到伪保长说情担保才放我回家；1945年日本败退，我和杨区长在王屋二里桥公路山边，夺得日本鬼子一匹马和部分物资，被日本鬼子追杀了十来里幸免遇难；1949年南下大军到江西省上绕市，为了护送南下干部中的病号，借用了一辆上海私商往福建运布料的货车，当布料运到崇安，货车途经石溪河大木桥时，桥中间板块断裂左轮陷下，险些发生车祸，经农民抢救幸免一难；1950年霞浦县五区到大林乡催粮，借住在伪保长二楼，夜间被土匪包围，我们奋力抵抗幸免于难；1950年7月海匪包围霞浦县六区区公所，我们经过海陆战斗击毙土匪1人、打伤土匪1人，救出战友郑锡同，虽然历经了战斗，但庆幸自己安然。

所谓困难，是指南下以来，因人口多收入少，带来生活艰难。如大儿子和小儿子出生就在出租的民房内分娩和坐月子没钱住院。在周宁县工作的16年间子女们靠自己种菜、拣地瓜、拾麦穗勤俭节约过日子，大孩子的衣服补后给小的孩子穿。到了1960年，我父亲病重，请假回北方安排后事，借了组织200元后，到文革时说我多占干部福利，每月扣工资后仅剩余20来元，一家八口人生活困难不堪回想。1987年，我到北京参观，看到大红枣，心想买一斤带回给孩子们吃，又怕车费不够故未买。

所谓幸福，就是生活逐步走上了幸福之路。从文革后期落实政策以来，子女们先后参加工作，我的工资和老龄补贴也有所提高。除了长期雇人照顾我的开支外，每年都能节减几万元支持南北有困难的亲人们，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的幸福体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这几年常住福州，仍坚持读书看报学习，经常看新闻、写回忆录和日记，注意锻炼身体，休养生息。穿衣多是南北子女买的，饮食每日三餐两点心，住果岭花园，楼层高、生活丰富；住联通花园，超市、银行、空军医院就在对面公路旁，十分便利。卧室内各类像片墙上挂，毛主席塑像立中央，俗话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现在我计划在子女们的支持下，力争上百岁，为子女争光，这是我的理想，也是子女们的希望。岁月不饶人，年龄逐年增高，但是我有决心在众多子女们的照顾下在小钊家健康生活安度晚年，以安子女和亲友们之心。以此简介，供下代参阅。

                                             赵嘉斌

                                        2015年新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