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灾荒年，为了有饭吃，父亲到阎锡山的部队当兵。后来部队起义，加入八路军。由于胃病回家乡--河北涉县北关村。组建“长江支队”时，北关村分配一个南下干部的名额，多日无人报名，已四十岁，曾任村长，又到区里工作的父亲，为了“先进村”的荣誉把自己的名字报上。

父亲凑合着“高小”文化是南下的路上在“扫盲班”学的。参加会议时，笔记速度慢，采取写几个重要的字，然后认真听内容，仗着记性传达。我名字中有个“美”字父亲一生都叫我“小米”，在南方二十年，总认为父亲文化低，读音不准。随着父亲告老还乡后，知道“小米”是北方特产，似乎还能寄托思乡情。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母亲所在卫生院常有下乡任务，我们常在公家食堂订饭。有日，我拿锅到食堂订饭，炊事员陈金路(开玩笑)说：“不给你家做饭，锅拿回去吧。”平时胆小的我，壮胆把刚学到的《地主刘文彩》课文中的“奴才”活学活用：“你是奴才，不给做饭？”此事被父亲知道后，怒打我屁股一掌，吼叫着让我向炊事员承认错误。父亲一生仅打我这一掌，但教育意义却终生受用。

国家困难时期，父亲有胃病，又岁数大，组织上照顾二斤鸡蛋，母亲付钱后高高兴兴的拿回家，父亲见了，坚持不要特殊，让母亲把鸡蛋送到公家食堂让大家食用。这时期家里没吃的，仨幼童长住托儿所。母亲见驻军的泔水里漂出焦糊米饭粒，就用萝篦滤出米饭粒到溪边反复淘洗再熬粥喝。七七年回老家，战友江某到家探望，父亲请他吃饺子，饭后忆起困难时期，战友到家中无粮招待而不禁双目湿润。这是我第一次见父亲流泪，是为那辛酸的日子。

有一年组织上准备给父亲涨一级工资，父亲觉得涨工资后比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朱同志的工资高，为此，要求把涨工资的指标给朱同志。

父亲刚到南安糖厂时，厂里准备发给他工作服、茶缸、盆等用品，父亲拒绝接受，理由是：自己是书记，不该拿这些劳动经济用品。

父亲为人不能说大方，但可以说不吝啬，对经济急需者有求必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叫出“张书记”的人，父亲就把钱“借”出去。有次弟弟随父亲到县医院看病，有位男同志说：母亲病重需要住院，钱不够。父亲豪爽地拿钱“借”给他。弟弟问：“那人是谁？”父亲说：“不认识，人家有急用，才会张口借。”

我家在洪濑糖厂居住时，有次厂里仓库清理废物。我和三哥、弟弟在垃圾堆里翻来倒去地抠、挖、砸出二斤多黄铜，抱着一大包零碎废铜三人高兴不已，能卖好几块钱呢！当我们兴高采烈的告诉父亲时，父亲坚持让我们把废铜交到厂部。理由是：废铜也是国家财物。为此，我们非常沮丧，上小学的弟弟伤心好几天。厂部曾为此事写表扬信给哥哥和我就读的洪濑中学。

母亲从事祖传的中医外科工作。居住地周围的百姓常因急症到家诊治。母亲不辞辛劳用家中备用中药或出外采草药，碾砸加工，有的骨伤需用药酒调制成散瘀消肿膏，有的疮、痈需用浓米汤辅佐……患者为表谢意，送来礼品，父亲一概拒收。父亲是个大男子主义，母亲只能无奈服从。

父亲性格率直，不擅言辞，不会侃大道理。但长期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贪占。

（二）

刚解放的几年里，台湾常喊“反攻大陆”。福建沿海紧张设防。南安也是前线。有日，一重炮团准备开赴前沿备战。计划走的桥梁被台湾散炮炸毁。团长站在桥边干着急。父亲了解情况后，建议往下游走几百米。有处河床，水面不深，底下是硬实的，可以过重炮车。团长半信半疑，也只能采纳。但先过一辆空卡车试试，确定无恙后，整个重炮团顺利从水中过河。

当时，作为县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的父亲，建工厂、架桥、铺路都是亲力亲为。特别是河沟渠道的宽窄、深浅、虚实都用竹竿逐一探查，做到心中有数。

父亲在糖厂当书记时，有一年生产季度，现场管理汇报：有些装运工为省力、图方便，不按规定，不听调度，重复就近装运新进的甘蔗。远处多日堆放的甘蔗随着储存期的延长含糖量迅速降低。父亲亲临现场劝说无果。搬了块床板坐到铁罐车运载新甘蔗的轨道上说：“想从这里走，先从我身上过去吧。”这些搬运工不得不折服于父亲坚韧不拔的脾气。

（三）

七七年，父亲在我们都已成年时，仍义无反顾地回家乡与“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很大关系。

文革初期，母亲单位抓阶级斗争。母亲为曾荣立二等功的战斗英雄严玉芳被批斗不平，且不避讳与其往来。严玉芳服军役的丈夫把她调走。母亲被深挖出来：去过台湾（前夫在台湾），前夫家是富农。最不可思议的是，前夫的弟弟同单位，却是批斗母亲的积极分子。母亲成为特务、反革命、右派、富农婆被游街示众。批斗后，晚上没回家，父亲就到母亲单位外面的大字报栏前看大字报等母亲一起回家。后来，母亲到郊区参加学习班。有日晚饭后，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探望几个月未谋面的母亲。回家时，只能摸黑慢行在坑坑洼洼的板车路上。突然父亲急刹车跳下，横在眼前是一道两米多宽，几米深的水沟（与板车路平行），我们差点翻跌入深水沟。也许，父亲心情沉重走神了。母亲学习班结束时，通知她到“山尾水库”继续劳动改造，母亲要求回家看看孩子再去。回家后，父亲断然让母亲留家里。从此，几年里母亲成为无工作，无口粮的“黑人”。

我的北方大哥与母亲毫无血缘关系，正在天津某部服役，因母亲的“特务”关系，从重点培养对象突然转业地方。

我的二哥被单位清洗回家。理由是母亲做特务，儿子是情报员。为此二哥带着老婆孩子回到老人身边。

父亲默默地承受着家中接二连三的不幸，负担着几个“黑人”的家庭生活。当时粮食是供给制，我们家几年里，三餐都喝大米稀饭。父亲保持喜好，每天两顿面片汤（那时面粉算粗粮）只要有盐、有醋佐味就满足。

（四）

文革初期，母亲在学习班改造思想。有段时间，父亲每天早晨叫我们仨起床，对着毛主席像鞠躬，背语录。有时叫我们到糖厂食堂劳动，而且不准吃公家饭，不准拿东西。

回忆这些可笑的“傻“行为，联想狂热、疯癫、神经错乱之期，心怀鬼胎、发泄私愤、落井下石、欺善掳弱、坏人整好人，小人整君子的不堪情景，大老粗的父亲用心良苦，他是预示人们，我们已经自己进行思想学习和劳动改造。

父、母亲都是再婚，当时父亲已近六十岁，他是用“傻”法保护着三个十岁左右的儿女啊！

父亲没参与任何派别（厂里分三派），但仍被戴上纸糊的、高高的走资派帽子游了趟街。由于没有“挖”出实质性问题，开完批斗会就放回家。一日傍晚，一“娘们”投诉三哥，父亲不问青红皂白扯哥哥进屋，插门猛打。屋里传出凄惨的哭泣和哀求声：“爸爸，以后不敢了。”但父亲仍不停手，全然不顾门外众多叫门声，有个男孩从窗户的上扇爬进屋开门。只见哥哥被父亲大腿压倒在地上，抓着手，用尺子抽打，父亲坐跪在地上，已极度疲惫。第二天，哥哥的手红肿明显，父亲内疚地用擀面杖在哥哥手掌上滚动，帮助散瘀肿。

父亲脾气比较急躁，吼声嚇人，但干吼不动手。这是唯一一次打儿子。可想而知，父亲当时的心里，苦闷与无奈已压抑至极。

看着同家属院工会主席李秀华（丈夫是军人），被造反派从家中揪走的情景，父亲把跟随多年的驳壳枪和冲锋枪，还有一把大砍刀都摆放在床褥下，又在房门横檐明显的位置立颗手榴弹，有点“来者不善，同归于尽”的架势。单位军训打靶，大家都趴着瞄准射击，已近六十岁的父亲站着托枪打，且三发三中。传闻父亲能双指并拢砍断砖头。在福建偏低的人种中，一米七六左右，膀大腰粗，再加上有“功夫”，父亲顶天立地保护着一家人。

（五）

文革期间，有位曾任南安县委书记的南下干部被造反派押送到糖厂强制重体力劳动。长期三餐饮食70%是经过洗晒已没滋味的红薯干。那年初一，父亲碰到他问：“中午吃什么？”他答：“红薯干，还能是什么。”此时父亲不顾已是靠边站的走资派、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等特殊身份，斗胆到食堂，要求给南下同志做一碗饺子。

有位在龙岩地区工作的南下干部，在得知第二天造反派要用绳索、棍棒对其下狠手时，趁夜从关押处脱逃到南安与父亲商议何去何从，父亲提议回北方老家。于是，傍晚时，叫信得过的卡车司机叶文笔把战友送到能换车的地方。当时，父亲一进门叫在家的我到家属院的大门外瞭望，看到卡车来（百米处的坡上），就向似乎在院子里树下散步的父亲招手，汽车刚停，父亲的战友从院边的男厕所处疾步上车。在人人自危时期，父亲周密地安排战友启程。保护了战友也保护了自己的家人。父亲告诫我不要声张，所以哥哥弟弟都不知此事。文革后听说此位南下干部，后来换乘吉普车直接开进福州火车站，躲过了进站口造反派的盘查，安全返回家乡。

文革后，有位南下干部的儿子从河北武安到南安为战火中牺牲的爸爸迁坟。找父亲帮助，父亲毫不犹豫让县木器厂给战友做个骨棺。由于福州火车站禁运骨棺，不得不再回来找父亲帮助，父亲不辞辛苦跑到省委找南下干部的同志帮助通融运输，顺利让此南下干部魂归故里。

父亲曾伤感地说，南下干部刚到福建那段日子，牺牲了不少人，文革又被整死了不少人。

父亲不擅礼节、客套，性格沉闷，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对南下干部却有说不出的特殊情结。

（六）

文革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外调人员，这期间压抑已久的父亲激愤地用脑袋担保南下干部被诬为叛徒的张同志，被诬为假党员的任同志。父亲激昂地对来人叙述着南下干部刚到福建的艰难日子。

有时也对已长大的孩子们叙述--

刚进福建不久，途遭土匪伏击，有位同志腹部被打了个洞，肠子止不住外流，有人急忙找个大碗扣在其腹部肠子上包扎住，然后送去医治，生死未知。

一日，卡车送南下干部，车行河滩时，有位年轻同志不由探出卡车蔽篷，被伏击的土匪乱枪打中掉下车，面对两岸山麓密林，不知匪帮情况，为免遭更大的损失，卡车只能快速前驰。第二天，同志们找到这位同志的躯体，已被土匪乱石砸烂，惨不忍睹。

南下干部面临的是残酷斗争，生死考验。

父亲被派到码头区担任工作队长、区长。同去的还有两位南下干部。组织上安排一个“当地通”做文书。父亲有两把枪，一把驳壳枪，一把冲锋枪。驳壳枪有三发子弹，只有一颗能打响，另外两颗是臭弹，只能上膛迷惑人。冲锋枪有五十多发子弹。为此父亲只好平时双枪都背上。背枪也有讲究，冲锋枪枪口朝下，不用卸下肩，手握枪柄，抬高枪口就可以迅速射击。

刚到的一段日子里，父亲每天和同志们随“当地通”跑遍区内的大街小巷，山峦沟坎，熟悉交通要道。期间，群众见南下干部都是问话不答，避而远之。工作很难展开。幸好文书是个正直、善良的人。他普通话讲不好，父亲也不是标准普通话。为此，他们刚认识的时候交流方式都是书写文字。

一日，文书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递给父亲，刚看清字，民兵队长陈宝全进屋，文书吓得手哆嗦，本子掉在地上，“宝全是土匪”的字赫然敝亮着，父亲镇定地捡起本子合上，掩盖了文书的惊慌。

经了解，民兵队长陈宝全原来是这一带的土匪头子，他对现政府谎称自己原来是地下武装。于是带着几十个土匪摇身变成民兵组织。但他们匪性不改，白天是民兵，夜晚照旧干掠夺百姓财物的勾当，并对百姓进行恐吓、威胁：不要接近南下干部。

对于阴险跋扈的土匪头子陈宝全，南下干部刚到，无凭无据，只有提高警惕加倍小心，避开其耳目与其斗智斗勇，等待时机。

（七）

一日，父亲和陈宝全走在河堤边，陈指河中觅食的水鸟，提议比试枪法。接着他举枪瞄准打了一枪没打中，水鸟惊飞。父亲握住肩背的冲锋枪柄，抬高枪口，对准空中的飞鸟射出子弹，水鸟被打落水中。

父亲能从土匪堆里挺过来，也许和比试枪法有关。

有日，父亲外出回区公所，炊事员热情招呼，并端来父亲喜欢吃的一大碗面条。父亲顿生疑惑，平时爱搭不理，何故一反常态？父亲没吃面，而是用筷子挑给不远处觅食的麻雀，过一会麻雀死去。

有回，父亲夜间到区公所，司务长热情地让父亲到有床的屋里睡觉。父亲提出睡仓库。半夜，被“哗啦啦”的声音惊醒，父亲枪指门口喝问，原来是司务长。他辩解要做早饭，父亲厉声斥道：三更天做什么饭！经查司务长是土匪坯子。原来，父亲把仓库的大竹筐搬到屋门后挨着，再把筐内的碗、筷、勺摞叠架空，屋门没插，只是虚掩，然后握枪靠在大米袋上打盹。父亲以特有的机警又躲过一劫。

有次，父亲和“当地通”文书外出工作，途中落脚山边一户住家吃饭。文书发现此户人家有土匪的人出入，赶忙谎称上厕所，起身巡视，见户主与人窃窃私语。急忙给端碗吃饭的父亲使眼色，父亲靠拢后，文书说：“快跑，他们去叫土匪了。”父亲假装上厕所，然后从后门跑上山，刚上山包，回望，土匪已把那住家包围。父亲继续撒腿跑，但土匪目标准确地撵着。父亲想到是身上的白褂招引的，急忙躲到大石后，脱下白褂卷起来才甩脱了土匪。

父亲曾无不感激地说：是“当地通”多次的提醒，才一次一次的免遭土匪的暗算。

(八)

有天早晨，父亲按惯例到处走走。突然密集的枪声传来，父亲想到是土匪攻打区公所（已攻打几处）。遗憾的是只背出来不离身的驳壳枪。于是，急忙往区公所跑，只见一位南下干部被土匪簇拥着推出区公所（另一位到县里开会）。此时土匪也发现了父亲，喊叫“区长在那”，父亲握枪的手迅速抬起准备射击，土匪立即全趴到地上，父亲转身向重重叠叠的山林跑去，土匪在后面紧追着，父亲绕来绕去与土匪周旋，跑着跑着眼前展现开阔地带，父亲想：上了开阔地，如果这伙土匪同时射击，难免受伤、遭难。恰好路上一条流水小河沟，父亲急忙蹲藏进河沟上的小木板桥下，心想：只要用这颗好子弹打死一个土匪，捡来枪弹就能与土匪再对抗一会。土匪追过来的脚步声离小桥不远，叫喊“人呢”“去那看”（几个月的生活，父亲已能听懂简单的闽南话），随着声音渐远，父亲恐土匪再倒回来找，就出来继续往前跑，等土匪发现时，父亲已跑远了。从上午八点左右到下午一、二点才把土匪甩掉。势单力薄只有朝县城方向走。路遇来支援的武装小分队，又折返区公所，但土匪和南下同志已无踪影。

后来，得知这位南下干部被土匪抓住后，就地枪决。开枪的刹那间，机灵的他脖子缩了一下，两枪都没打中要害，趁土匪不备，从地上奋起猛跑，土匪发现后追了一程就放弃了。南下干部由于体力不支，昏摔在水沟内，恰巧头部垫在土疙瘩上没溺着。有对群众父子路过发现，悄悄告诉武装人员。为此，这位南下干部侥幸躲过劫难。

对于土匪的猖獗，不得不动用大部队进行清剿。

有次，抓了个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开斗争会。几次征求群众意见是否枪毙，台下鸦雀无声。原来，群众里混有土匪耳目，群众怕遭报复。父亲只好下台，走到人群中低声问了几个人，被问的群众异口同声“枪毙“。父亲回到台上再问，台下又是无声。父亲着急地宣称：大家说枪毙，马上在这枪毙。大家如果不说，就不枪毙了。此时，台下有几个壮胆喊“枪毙”，父亲马上叫解放军把土匪拉下台枪决。

有天，区公所把缴获的武器摆在院子里供百姓参观。民兵队长陈宝全拿着手榴弹摆弄，父亲接过来想向百姓讲用法。没想到刚拧开手榴弹后盖，没扯绳，就开始冒烟，四周都是百姓，眼看瞬间要爆炸，只有高举上方，大喊“卧倒”，随着“轰”响，父亲左虎口炸裂开花，肌肉外翻，拇指耷拉下来。父亲用驳壳枪管拢了拢，塞了塞外翻的肌肉，扯块蚊帐布包扎住伤手，因恐土匪趁机捣乱，一边镇定地对围观人群说：“没事，伤的不重。”然后赶往县里医治。（后来定为三级甲等残废）

由于通信不发达，北方老家的组织到父亲家中慰问，北方的妻子看着慰问品，误以为伤亡，病重不治而故。

父亲认为手榴弹有人做了手脚，再次提议解决土匪。经研究决定，以开庆功会的名义把陈宝全这支假民兵真土匪的队伍骗到县里，让他们集中堆放长枪，一边谎称提升陈宝全的职务让他进屋谈话，等他和随从进屋后一帮人拥上，下枪捆了。同时把院子里的长枪抱走，然后解放军围住匪兵们……

（九）

七五年，我在当地茶场下乡，茶场一位领导提到父亲时说：“当年你父亲拿双枪跑山路很快，谁都追不上。在那一带（他家乡）很出名。”不由得为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七七年，随父亲回位于太行山脉的河北涉县，才明白是蜿蜒几百里的山峦磨练出父亲雷厉风行的双足；锻造出父亲不屈不挠的个性。

父亲不是个完美的人，但正直善良、是非分明、克己奉公、踏实勤勉，以特有的品格为福建的解放、建设尽其所能。

2010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