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的《最小说》所刊作品从未被看做是严肃文学，也未曾进入过主流文学批评领域。而其较大的发行量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超过一些老牌文学期刊。值得注意的是，《最小说》以其巨大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已经或正在改变着当代文学图景。以《最小说》为代表的青春文学不再仅仅受到青少年读者群体的钟爱，也正以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日渐受到文艺界和学界的关注。最近一期《当代作家评论》对青春文学进行了探讨。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昱娟注意到，《最小说》与其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和具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及其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青春文学有着明显的类型化倾向，其涉及的几个固定的主题一般都是当下青少年心理状况调查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果把《最小说》当做社会青年人心理状况的一个集中表现，它以通俗文学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下青少年心理状况的另一种途径，惟其“类型化”特征，或许比问卷调查所能呈现的状况更接近真实。透过它所看到的“青春叛逆期”实际上呈现的，是顺从而非反叛，是依附而非独立，是保守而非激进，是实用理性而非感情至上，青春期、被叛逆而非现代文学传统中那个具有生产意义的、真实的反叛。

青少年读者对《最小说》“少年新文艺，青春最小说”的宣传语十分熟悉。在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张永峰看来，“少年新文艺”之所谓“新”，是因为其不再具备独创性，其接受者也不再要求独创性。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往往能够对现实世界提供批判性的理解和反思，以图探求更合理的未来。而郭敬明的“新文艺”拒绝文学的独创性，意味着它诉诸不同的主体，具有相反的社会功能，即拒绝探求更合理的未来，为既定社会秩序再生产服务。随着理想主义消失和市场逻辑、金钱法则统治社会，当今青少年日益被困于给定角色的牢笼。这种“给定”一是来自家庭和学校，二是来自社会秩序。郭敬明的“新文艺”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明显的阅读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向既定的社会秩序臣服、向财富及奢侈消费跪拜的主体位置，这也是一切阅读快感的来源。不过，这个位置太过明显，设计得不够隐蔽自然，其人为造作一旦被发觉，整个骗局很容易被看穿。这也是读者过了一定年龄、有了更高认识能力后就不再喜欢郭敬明的原因。

上海大学中文系的韩国留学生金昭英认为，与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期刊相比，《最小说》刊群不仅与网络上的写作风格关系很密切，而且与“80后”、“90后”作者和读者的文学趣味息息相关。其自我定位和吸引读者的措施，将许多不同的因素混在一起，构成了青春出版物的多副面孔。它拥有青春文学所具有的阳光、快乐、感情丰富、自由、反叛等特点，努力为青少年读者营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它具有娱乐性质、时尚倾向和公益爱心，会依托多种形式的媒体举办活动。此外，《最小说》刊群也常会通过严肃文学的光环来提高自己的身价。通过多副面孔的精心编排，刊物在各个领域具有了很强的适应能力。除内容编辑的技巧外，这亦可看做是以资本与权力密切结合为基本特征的“新的支配性文学/文化生产、流通机制”的产物。

正如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所言，郭敬明其实是一个复合体，有作家的一面，也有经纪人的一面，更有出版商的一面。他作品的文本内容和形式，常常是生于对这作品营销的内容和形式。郭敬明的作品不仅是自己的好几双手敲出来的，更是他背后的那些分别支配了这些不同的手的更大的社会势力，一齐牵引着敲字的方向。日渐庞大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才是郭敬明式的“文学”的真正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