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父母的生身之恩，养身之情，是人类感情的永恒主题，`我的父亲申景武是1992年初春去世的，每当我想起他老人家，总会涌出某种超然于生养我身的情结，这就是他的薰陶教育之恩，这种恩情，自我呀呀学语开始，伴我步入不惑之年，促我启迪人生真谛，引我走上人生正道。

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

1989年4月，我与妻子护送父亲回阔别已30多年的山西老家垣曲探亲，当列车东出河南新安，西过渑池古城时，眺望着车窗外不断闪过的黄土高坡、城镇村舍，老人显得很激动，便一反往常，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叙说起他当年带着一个野战连在这一带与国民党军几度激战的情景；到了垣曲县潭家乡，在大家一道走向上庄老家的步行途中，他又几番顿足，就地比划着，讲起他不是曾在这片阡陌纵横的庄稼地里，就是在那块沟壑起伏的山旮旯内打鬼子保家乡的战斗经历。而这些往事，却是他平日里从未提起的，遗憾的是当时没能笔记下来，好在他去世后留下了一本纸质已经泛黄的笔记，内中他亲笔记载了自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一些战斗片段。后来，我又通过銮运兄从垣曲县档案局高中民同志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才使我对父亲当时的战斗经历和时代背景逐渐清晰起来。

垣曲北倚太行山，西蔽中条山，南据黄河，东临王屋，历来是中原的一大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事变不久，自从日军东据豫北、西侵晋南之后，主要军事目标就是占领垣曲，打通中条，以把豫北、晋南连为一片，控制黄河，南下中原，所以从1938年开始，日军先后五次召集重兵侵犯垣曲，其中1941年的第五次进犯规模最大，日本华北派遣军调动了主力部队第35、36、37、21、41五个整师团和独立第16混合旅以及从华中抽调的第17、34师团，共计10万大军，以垣曲为主战场，发动了中条山战役，与驻守在中条山的近20万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残酷而惨烈的大战。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领导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徐海东曾多次亲临垣曲，或与当时在垣曲的国民党卫立煌商洽抗日事宜，或亲自发动领导垣曲群众奋起抗日。由于国民党军协调指挥不力，1942年8月日军占领垣曲。

垣曲沦陷后，日冦视我垣曲同胞如草芥，杀我父老乡亲似蝼蚁，砍头、剥皮、刨心，挖眼、刀砍、抢击、烟熏、火烧、狼狗咬、点天灯、当活靶、练刺刀，无所不用其极。邻乡毛家湾被杀死的72个村民，就是日本鬼子用火烧、滚水烫、刺刀戮、大刀砍残害的，其中三名妇女被日军奸淫不堪后，用刺刀插入下体活活搅死。据父亲讲，一次鬼子扫荡上庄，将村里七八个青年男人脱光衣裤后一字儿排开后，竟然硬是用刺刀逐个割掉了他们的生殖器，又将我70岁的爷爷拽到跟前，把那长长的白胡须一根一撮的连根带血地狠狠拔掉，在戏弄取乐老人中哈哈大笑。据战后垣曲县政府统计，自1938年2月到1945年8月的7年半时间里，日军共杀死垣曲百姓4209人，抓走221人，打伤致残16046人，烧毁民房、庙宇达28422间之多，这对当时只有6万多人口的垣曲而言，平均每15人就有1人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若加上打伤致残的群众和被烧毁的民房，全县受害者的比例更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

面对日军的残暴，垣曲人民不屈不饶，奋起抗日。1938年8月，朱总司令在垣曲八路军北垛兵站听取垣曲县委书记王唐文的工作汇报后，带来了毛主席关于要在垣曲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并提出要注意在黄河渡口附近和山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以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军队撤退后，中共领导下的垣曲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组织地方人民武装，在八路军太岳支队第57团的支持下，开辟了中条山游击区，与日冦展开了殊死战斗。1944年6月，21岁的父亲经庄头区公所区委副指导员高尚林、区武委会负责人泰子正介绍，参加了区民兵和农会组织，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六花源、佛云沟、柿岑、桥沟等村的抗日联防大队长兼庄头村民兵队长。

庄头是垣北抗日根据地之一，距日军重兵驻扎的同善镇只有30华里，离伪军驻扎的白崖、汤圣庙两个据点仅六七里地，在鬼子不断出来扫荡的情况下，父亲所负责的联防大队，主要任务是组织民兵、自卫队和农会保家乡，打日伪，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保卫佛云沟、庄头根据地。日伪军出来人多时，就组织联防队以敲锣、撞钟、放倒假树、燃放烟火等形式传递信息，通知区公所机关和群众坚壁清野，转移躲避；除此外，联防队还组织各村队员，日以继夜站岗、放哨、巡逻，互通情报；而庄头民兵队主要的战斗任务是埋地雷、割电线、抓舌头、除汉奸，在打游击战、麻雀战、持久战中，集中民兵和自卫队，会同区中队伺机消灭敌人，有时也配合我正规部队炸碉堡、拔据点。1944年秋，在刘伯承一野的强大攻势下，同善镇的日军大队撤到黄土坡、汤圣庙据点，与伪军龟缩一处。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从黄土坡、汤圣庙出动日伪军上千人，向庄头扑来，联防队立即组织队员和自卫队奋起阻击，连老人、儿童都动员起来参战。当时他们只有很少量的步抢，更多的是拿起土抢、长矛、大刀乃至锄头、扁担等一切可以战斗的武器，并燃放鞭炮，一齐配合区中队御敌，迫使这批日伪军撤回据点，从此不敢再来侵犯。

抗战结束后，父亲并未因此结束戎马生涯，继续在地方武装队伍里抗击蒋匪军。在解放战争中，他从领导地方民兵组织到列入野战部队序列的四年中，经历了大小20多次的浴血战斗。1946年，他先是在垣曲一区武委会担任战训干事，在这年的保卫夏秋收斗争中，面对国民党军一个营从城里到西石村抢粮，他带领一个排的民兵，赶往西石村与敌激战，毙敌1人，伤敌2人，并把这个营的敌人追到五里开外的店头村，从敌人手中夺回骡驴16匹、小麦3000多斤。父亲在组织民兵抗击国民党军的过程中，多次采用过去打鬼子的地雷战术。1946年秋，他带领一个民兵爆破队，趁夜色摸进峪子村据点，偷偷埋下10多颗土地雷，结果后来炸死敌兵3名，伤6名。1946年冬，他又带着7个民兵，在李家疙瘩堡(现允灵村)沿着堡墙，预先埋好地雷，然后采用牵牛战术，向疙瘩堡内敌军打冷抢，把敌人的一个连引出，当敌人沿着堡墙运动时，数颗地雷相继爆炸，父亲他们8人趁势来个猛烈射击，一时间，地雷爆炸声、抢声、呐喊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敌人摸不清到底来了多少人，连长带头逃窜回据点，后经清点，这次地雷战又炸死敌兵2个，伤3个，连敌人的机抢也给炸断了。因这次战斗胜利，父亲在垣曲县人民政府随后召开的评英会上，被授予个人一等功，并发给奖状、汗衫、笔记本等纪念品，后又获得垣曲县人民功臣二等功称号。

1947年7月，父亲作为庄头民兵连长，带着连队加入了陈庚、谢富治的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野战军135团5营，父亲担任5营1连连长，记得父亲曾得意地跟我讲起，说他的这个野战连，三个排的武器都很好，一色的三八盖、卡宾抢。这个连队跟随38军孔从周军长，先后参加了解放河南新安县城、流黄岑、新安县铁门镇、渑池县城、陕县、灵保县城战役。其中流黄岑战斗他率领这支野战连独自与敌作战，打死打伤敌人70余名，缴获机抢4挺、步抢103支、手抢2支、骡马7匹和国民党军重要文件一份，流黄岑一战，全连只有7班副班长靳三杰左手姆指被子弹打断受伤，战后一连在所属部队的7个野战连战斗评比中，被评为模范连。此外，一连还先后完成了护送豫、鄂、皖军区后勤司令部领导的地方工作团和剿匪等任务。1948年2月，因地方武装建设需要，父亲回到垣曲县担任一区武委会主任，但在家仅与家人团聚一年，1949年3月，他又主动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3月2日于垣曲集中，3月10日自晋城出发，会师长治，南下福建。

每每无论是当时聆听，还是如今重温父亲这些血与火的战斗经历和业绩，我便对父亲平添了一份敬意和自豪，这些战斗历程，虽不那么惊天动地，却给人一种生动形象的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战斗传统教益，时时鞭策和激励着我们子女的前行与进取。

文革逆境中不变的政治信仰

1966年5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霞浦各级组织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党的组织路线被践踏，党管干部原则被取消，在所谓“群众专政”的口号下，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置宪法、法律于不顾，任意抄家、查封、抓人、审讯、批斗、游街、监禁，一些投机腐败分子靠“造反有功”而一度窃取党政领导职位。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受害者首当其冲的莫过于各级领导干部了，他们被戴上“走资派”、“叛徒”、“特务”、“内奸”、“阶级异己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残酷蛮横、毫无人性的批斗，非法监禁。全县仅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受审的干部、群众达2175人，而父亲则是其中受冲击迫害最重，遭受磨难时间最长的重中之重者之一。

1966年秋的一天早上，身为县林业科长的父亲突然被林业科“6688战斗队”的一伙造反派叫去，不久即挂着一个写着“叛徒汉奸特务”的大牌子，头被几个壮年人摁压着几乎弯到了腰的“坐飞机”经过我们家门前，押往茶亭头游街示众，后边很多人振臂高呼“打倒叛徒特务申景武！”，口号声震耳欲聋,当时我们一家人闻声都站在屋前看着惊呆了，那情景实在恐怖，好象要置父亲为死地、我们一家就要大难临头的样子。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小，最大的晋闽姐也只有15岁，最小的榕生弟仅9岁，大家都被这阵势吓坏了,是惊惶失措的母亲慌忙母鸡赶小鸡一般，把我们都拢到屋里,关上房门。从此，父亲开始了长达多年蹲“牛棚”的非法监禁生活，长期接受造反派们无休止的批斗和精神与肢体的折磨，参加日复一日的“劳动改造”，由于父亲多次在批斗中被打和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从此落下了慢性膸骨炎、膀胱炎和关节炎，以至于后来他在古岭下村被监督下田插秧时竟无法弯下腰来，只得被迫双脚跪入泥水中跪行着插秧，这恐怕也是插秧史上罕见的怪象吧。

然而，性情刚直不阿的父亲并没有被这种种厄运和折磨所屈服，他拒不承认强加于自已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严词斥责造反派的罪恶暴行，被造反派认为是“态度恶劣的死顽固”，这也正是他多次被打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最后一批才被“解放”岀来的原因之一吧。在承受残酷迫害并被开除党藉、公职的10年逆境中，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长期血与火战斗磨炼、早已把生死度之身外的老党员，以坚强的意志坦然地面对一切，坚守着自已不变的政治信仰，仍然是那样的热爱党、热爱毛主席。1992年父亲去世，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他亲手精心剪贴粘制的毛主席像和忠字图案、并保存了20多年的笔记本，这正是1967年父亲身处逆境最为危难时刻的亲手制作，手抚遗物，我感慨万分，父亲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当时对党和对毛主席不变的深厚感情，跃然纸上，令人深思。

父亲惨遭迫害，更株连到我们这个无辜的家庭。父亲被隔离监禁没几天，一张署名“6688战斗队”、标以“勒令”为题，勒令我们全家“限于9月16前滚岀政府大院，否则将采取暴烈的革命行动！”的大字报贴到了我们宿舍旁的墙上,这也是霞浦“文革”中唯一把“当权派”家属赶岀政府大院的通谍了，同时宣布即日起父亲工资停发。当时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念书的学生，母亲还是个山区贫农、童养媳出身的家庭妇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而当时又难以与父亲相见，一切困难都压在了母亲身上，父亲孑然一身南下，霞浦没有立锥之地，搬到那里去？母亲四处奔走，才租下城关西北角农民黄阿金的农舍偏房（在主房外另搭建的附属简陋棚房，多用于存放农具、肥料等），这偏房土墙土壁土地，屋顶见瓦，四壁通风漏雨，月租5元，住处有了，但我们都小，谁来搬家？而世态炎凉，当时人们见到我们一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是政府通讯员郑阿唐来当板车“头牛”，才把一应破旧家什拉了几板车搬走，我们会永远铬记这个时候的“头牛”郑阿唐。而这时全家唯一的收入父亲工资断了，只给每人8元的

微薄“生活费”，但一家大小五口得吃饭，母亲便领着我们下地捡罗卜叶晒干当菜（本地人作猪食）、到罗汉溪打小石子（工程量方计酬），去海边拾沙螺售给小商贩，上街摆小人书地摊，下河捉泥鳅捕小鱼，上山割草、砍“柴头”，自已养猪等等，以此种种维持糊口，一家人日子过得很是凄惨，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不仅挣扎在温暧线下，更有社会上的岐视眼光,还有那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笼罩下的巨大政治阴影，我们兄弟姐妹都被冠以“黑五类”之怪称，在求学、就业、参军、入团、入党等各方面备受歧视和排斥。至今遇着西北角农民，他们谈起我们家当时的那种种宭境，仍是感叹有加，唏嘘不已。这期间，父亲多次从里面传出话来，要我们“相信党，好好地活着，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这些话，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勇气。1979年3月30日，中共霞浦县委终于作出了关于“平反恢复申景武党藉、职务和名誉，推倒强加于申景武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无辜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予以消

(1979年父亲“解放”，当年国庆全家欢乐合影)

除影响的决定”，一家人才总算熬到了云开雾散的这一天。这年，我女儿出生，取名为“晴”。

颇为正统的家庭教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句妇孺皆知的歌词，也许那些早年亲身践行于这一歌词的老一辈人，更能体验内中的深刻内涵。因而“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直成为父亲谆谆教诲我们的立身之本。记得60年代初，我在县实验小学读书时，校方曾邀请父亲到学校的小礼堂，讲述他那些参加革命的战斗故事和历程，父亲当时的那一席演讲，于我这个生长在红旗下，对革命战争的残酷和对新中国来之不易的理解还仅停留在课本上的小学生，对如何珍惜学习乃至奠定日后的人生方向，还是颇有触动的。长大后，父亲更关注的是我们兄弟姐妹政治上的成长。1972年，我上山下乡四年后参加工作，先后在牙城的渡头、杨家溪、东街头购销站工作，可以说是从一个边远山区到了另一个更边远的山区，我曾请求他帮助我下山换个工作环境，然而换来的却是他回信的严厉斥责，说“那个地方就不能生活了不成”，在信中还要求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安心农村工作，争取早日入团入党”。这种“马列式”的训导,几乎可见于他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所有家书中。当时他不仅没有为我调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为其他子女出过一丁点力，后来县委关于给父亲平反的文件虽说是要消除对无辜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的影响，但“文革”中迫于生计居嫁农，早嫁于松山农村的姐姐晋闽，至今仍是一个农民户口的农家妇女，妹妹福荣和妹夫都一直在困难企业，弟弟榕生坚持上山下乡6年并入团入党表现好，本可以进茶业局机关工作，而当时身居茶业局长的父亲，还是坚决地把他放在了基层茶站企业，以至于榕生在该企业关闭之后的商海沉浮中走上不归路，而早在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母亲就被父亲从县招待所工作岗位“动员”回家，一直无业。父亲这位早年参加革命也算是有过一官半职的老干部，几十年来竟然没有为子女、家属的工作谋得一点好处，一切全得靠我们儿女自己去努力与拼愽。当然，父亲并非对我们关心不够，我们的工作与前途他也没少操心，但终无果，原因几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清正刚直、不谋私利的秉性。

实际上，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导，并不囿于那种填鸭式的正面说教，更多的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言行，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带来潜移默化的教益。父亲离休后，每月领了离休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步履蹒跚地到单位缴党费,缴交党费看似小事,但要月月准时,主动缴交,并非大家都能做到,在他身患重病弥留时刻，仍念念不忘叮嘱我为他代缴党费，而这正体现了这位曾一度被打成“叛特”、开除党藉又重新回到党的母亲怀抱的老人,倍加珍惜共产党员的这一光荣称号。1989年春夏之交，我和妻子郑爱芳送父亲回山西探亲，5月4日，在上海途经人民广场的公共汽车上，当看到成千上万上街游行闹事的学生时，父亲惊呆了，一种对之不满而抵触的忧国忧民神情立时溢于言表，笫二天来到西安，又遇着同样的情景，他竟然不顾出门在外，站在人行道上，面对游行学生当街顿足骂娘，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党性原则。

父亲生活俭朴，艰苦朴素。家中用的都是几十年的老旧家具，桌子是民国政府留下来的，桌龄比我大得多，家中唯一的老式矮橱，洞破的橱门父亲用挂历纸糊裱一番仍在使用，他去世时最值钱的是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还是我们子女们凑合买的，什么沙发、冰箱、洗衣机这些当时已很普及的家具电器直到他去世一样没有，然而他是那样的乐天知足。1992年县里要求有私房的干部不得住公房，父亲闻知毅然立即搬出刚入住还不到两年在当时乃至现在也是政府大院内最好的宿舍楼，搬到还仅初建一层、尚未完工、四面砖坯的自建房中，房子天井是坑洼不平的硬土层，未粉刷的外墙砖体还往里渗潮，但他反觉得住在自己的房子舒心满足，悠然自乐，平日里，他不是在院子里栽菜插葱劳作，就是在屋顶上炼炼身子，有时出去打打门球，还打打麻将，几位一同打牌的老同志，从来一概以火柴梗多寡论输赢，从不搞什么来钱的“小刺激”，而且他同样绝对禁止我们子女打牌有任何出轨的“小小来”，在这方面，他对我们的管教是极为严厉的。

父亲对家这个观念很淡薄，常年下乡跑基层，埋头工作。记得1964、65年两个暑假，他先后把我带到长春渔洋和盐田南塘驻村蹲点搞“社教”，一蹲就是一两个月不回家，驻村象驻村。即使没下乡，在家也呆不住，母亲常抱怨他从不过问更不沾手家务事，满脑子想的尽是“公家”的事。也是64、65年吧，他在担任县林业局长那阵子，为松城街道和龙首山的绿化忙得近乎疯狂，废寝忘食。据县志载“正德初，知州刘象率民种松万株以荫其上，名曰松城。”可历经历史变迁特别是“大跃进”滥砍树木大炼钢铁，龙首山万株老松已基本破坏殆尽，在1964年秋县委决定进行龙首山绿化后的半年多里，家里几乎见不着他身影，不是开会就是呆在山上，还领着人在山头上撒下“封山育林”大字石灰标语，以至于在1965年正月初三劳力上场植树直到元宵后在龙首山种下260万株马尾松的一二十天里，他整个春节几乎顾不上与家人吃上象样的团圆饭，时常闹到半夜才归家，如今龙首山已郁闭成林，松涛声远，沿街老树粗壮成排，枝繁叶茂，荫福松城。他平易近人，虽与当地群众语言不通，霞浦话听得懂讲不好，但作为一个农民后代，却始终与群众触洽相处，群众也挺喜欢这个“工农干部”那种与民同甘共苦的务实作风。他不会酒，十分厌恶吃喝之风，我跟他下乡从没什么“口福”，不是跟在长春武曲村群众家长住吃“农家饭”，就是在盐田南塘瓷厂食堂与工人一道用“大锅饭”；1989年回山西垣曲时，两拨县领导相继请他聚聚吃个饭，叙叙旧，他竟然不近人情，坚决拒之；八十年代未，我在县委办工作，时有应酬，他闻之我又没回家吃饭，便又骂起娘来：“吃吃吃，就知道吃！”他所信奉和实践的是“清清白白处世，堂堂正正做人”，这种为人处事观在现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们的干部中如何弘扬光大，确发人深省，催人警醒。

岁月峥嵘，时光茬苒，父亲已永远长眠在霞浦这块热土上，他从北到南，北战南征，风雨坎坷数十载，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盖棺论定，县里在工人俱乐部大礼堂为他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的一生功绩已有高度评价，我在这里撷取的，只是对他老人家的点滴追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尽管这些片断是那么的微小平凡，却饱含着深刻的做人哲理；尽管他并非位高权重，却终生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它于细微处与人良知，催人进取。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这，就是我缅怀父亲的情结所在。

(本文刊载于《南下干部之声》第7期,《闽东日报》2005年1月22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