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1年农历11月23日出生于山西晋城市一个自由职业者家中，爷爷是个私塾老师30多岁就去世，伯父与父亲都是农村小学教员，家中有点土地，四个老舅帮忙种，一家12口在祖母的操持下生活，还能将就。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两个月，晋城县城几乎被炸平，后又被侵占，我们的家庭也给打乱了，父亲参加了革命在外，伯父和我们兄弟姐妹只好投奔农村亲戚家住，虽有点土地也种不成，白天躲日本晚上躲国民党，妈妈是个小脚妇女，她抱着不满100天的弟弟，我背着妹妹，哥哥背一条被子，白天躲晚上跑，到处流浪，不管在野外还是在较远的农村，一家五口就盖一条被子。我从小在家就有两个任务：一是扫煤渣拾焦炭，二是挖野菜。为此，曾挨过伪吕长的儿子和煤矿上狗腿子的耳光，一家生活在水火之中，又遭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家负债累累，妈妈怕全家饿死，1942年初就带我们逃荒要饭，艰难地冲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在根据地平顺县找到了父亲。全家是多么的激动，但父亲有紧急任务，只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把我们送到下井村，一家五口每月每人要吃公家40斤小米，当时干部战士还要挖野菜都是分饭吃，父亲于心不忍，又把我们送到他工作过的壶关县东黄花水村租了富农八亩土地叫我们在那种地，大的活由农民代耕一般我们自己干，我和妈妈1942年就参加互助组和妇女一起工换工的劳动。哥哥由公家保送平顺完小读书，1945年毕业，当了教员，我又由公家供给在平顺完小和晋豫中学念了三年书。由于我苦大仇深，念书的目的：要推倒三座大山，长大要当兵打仗，胜利后要开拖拉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做什么像什么，念书好、劳动好是班上的优秀生，假期在农村组织秧歌队，讲快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当时还未公开的党支部在我16岁就吸收我入了党，是支部最小一个党员，我们学校既学文化更主要是培养人才，根据形势需要我们二班48年提前毕业，大部分参军做纪要工作，有的培训开汽车，我因年龄小就送太岳区行政干校学习任组长，1949年响应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伟大号召，经过一再争取成为一个长江支队队员，编在六大直中三小队，13个人我最小被称为十三妹，在武安集训时间遇到这样一件事，荆利九同志在街上地摊上买个暖水瓶叫我帮忙逢个袋子以便行军时好背，我从未见过这玩艺，认为像火炮弹，抓起来我往肩上扛，因盖子未拧紧掉在地上打了个粉碎，自觉很不好意思，拿出身上仅有的钱赔他不要。在全中队出了名李秀云把开水瓶当炮弹卖掉了。在武安我因发育得了乳腺炎不好意思给小队和卫生所讲，从武安出发行军淋了一天大雨，发高烧40度才叫医生看，他们怪我不讲，一夜未合眼，第二天照样行军连续好多天才好，全中队一百多人拆洗被子都是我和何凤英缝，行军最多走120多里，少则也有40里，不但背自己背包，有时还给公家扛个小箱子，与同志们一样行程6480里于8月到福建，六大队分配到最艰苦的闽东。

先后在文工队、团地委任干事、团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团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周宁一、二届委员，中共端注区委书记、狮城镇委书记、县妇联主任、闽东医院政工组副组长兼外科、妇产科指导员，后到医院抓政工，担任过财委干部科科长地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无论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我都能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原则，从大局出发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

解放初期参加了穆阳师范接管工作和三期土改，镇反运动任队长，互助合作，统购统销都是在县委试点任组长参加过三期社教任队长，大生产运动推广先进技术科学种田，在改革开放时期在地区做了党务工作，都能紧跟党中心，抓好部门工作，为党的中心服务。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党和人民利益

行军中的艰苦、敌机扫射、土匪骚扰、在长乐土改，土匪多，晚上去厕所也要子弹上镗，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冬季为了让四个男同志能在房间睡，我一个人就搬偏僻没有大门的房子睡，区委书记发现了说你一个人被敌人杀掉还不知怎么死的，叫我工作好晚上回到区里睡。1965年调宁德县工作到地委报到，二女儿在招待所拉肚子，春节期间又买不到汽车票，也不肯多住一天。只好买加班车，晚上十点到达，第二天上午从招待所搬到县委宿舍把三个孩子安排一下，当天下午爱人下六都，我就下乡到赤溪公社，我生三个孩子休产假还没有56天，第一个在家生不到十天，团干都下乡叫我抓机关工作，只好在办公室坚持工作，第二个刚好要开团代会，我生孩子才五天叫他们来我房间讨论工作报告，叫副书记去报告。1966年在宁德接到婆婆病危的电报，县委知道我俩婚后十几年还没回过家就批准我俩回家探望婆婆，当时正在召开抢灾会议我俩去乡下拿回东西准备第二天赶回老家，我俩包的七都、八都公社灾害十分严重大片晚稻被埋在沙里，抢不出农民秋季无收成，我俩自动销假，为了抢灾决定不回去，县委书记激动说，你俩真是全心全意为工作，春节一定给你俩回家探望结亲。母亲第二天就去世，只好电汇200元叫老大办后事，春节文革开始也就谈不下回家了。

1958年在周宁端注任书记和同志们一起发动群众，钢铁、农业生产形势大好，工作踏实不虚夸，炼钢铁、亩产万斤薯都拍电影，为工作常常一个人晚上跑几个大队工作不辞劳苦，有次跑到溪坪铁厂，一个送木炭的青年人被总扛接头缠住，全身衣裤脱个净光，躺在血泊里右腿肌肉全碎了，骨头露在外，厂长和工人都吓跑了，我到厂冷静地和参加炼钢铁的医大学生包扎好，打止痛药用竹床送医院通宵清疮，几天高烧不退，又送省立医院公费花了不少钱才保住这个年青人的生命，父母十分感激地说不是李秀云赶到，我儿子就没有命了。有次县委开电话会我发了烧40度仍在坚持直到昏迷把电话丢掉了还不知道，办公室干部发现才抬到宿舍，工作作风受到县委表扬。

二、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南下刚到闽东，分配我到地委文工队，我想自己文化低连歌谱都不会就不想去，在食堂吃饭时组织部成波同志问我是不是党员，我天真说当然是，他说是党员就服从党的工作需要，晚饭后二话不说抱起行李就去报到，和队长指导员到学校招收人，又抽我和万家仁去参加穆阳师范接管工作。回来就调团地委任干事，到华东团校学习半年，结束参加省委长乐土改试点工作。土改结束长乐领导要留下我在长乐，地委也要我回来参加土改，那时根本不会想地方好坏就知道工作。1958年秋，爱人被错划为右派，我思想真想不通，认为他出身好，从儿童团民兵队长带民兵参军打过仗，工作好怎么会反党？但认为自己是县委委员、讨论他的右派肯定叫我回避，我认为少数服从多数，思想也就通了，能正确对待，一心扑在工作上。1979年新成立省农科院我们地委原两个组织部长都是院领导深知我两个人的工作情况点名调我俩人工作位置都初定，但地委组织部不同意，王烈平还叫我们自己去地组部讲讲，我认为调动工作是组织上的事，自己开口不合原则，没有调成也不背包袱不闹情绪，还是安心自己所在单位工作。

三、深知实际行动是无声命令，我在任何岗位到什么地方都能以身作则，从土改到1972年即使是单位领导，都是带头下乡，一年有10个月在农村，凡是叫农民做的事，我不是挂在嘴上更重要和农民一起干，除不会犁田外，插秧、稀密植、採茶、锄草样样会，农民讲我是实干家。在农村我能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在霍童公社布署没收自留地，我认为在农村工作60条是没有宣布撤销，不能这样做，只把多占的收回、农民十分拥护说老李是当权派还敢这样做，真不简单。

再讲讲在闽东医院的事，文革在宁德县是当权派，当时派性严重，既不用也不放，原来地委党校要我去当组干科长、宁德不放，我觉得我南下工作一贯好，在宁德整得灰溜溜的不好工作，找到革委会主任谈心，他同意了，但党校人已配上，后叫我去医院任政工组副组长，我说职务无所谓，换个环境心情愉快，工作好做一些，但我一贯是在党群部门工作，做群众工作在农村更多，突然调医院还叫我兼外科和妇产科指导员这是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但我有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一棵心，首先大着胆子要求把在门诊青草科取药外科主任殷慕道妇产科主任叶清芳调回科室，我认为没有他们再大的干部做指导员都没用，院班子同意了我的建议，他们到科室我就踏实，我是政工工作者，认为全院员工都不可缺少，但诊治是核心，医生更重要，我在科室非常尊重和支持他们，但有不对之处，我也不让，是非要分清，否则也给他们看不起，有个主治医生很傲慢加上派性老找别人茬、不尊重人，有次我值班叫他去周宁出诊，他出难题讲头痛，我毫不含糊说赶快准备我去叫车她老老实实去了。1975年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革委会主任大会不点名的提出批评有的人站在臭老九一边，我不理睬，反正我是从工作出发，而且领导也同意了的，结果也没敢动我。

医业上我是外行，医术专题讲座，重病号会诊我去听，这样可了解情况，取得一手材料，发生什么事才能正确处理，有一个高秀娥的患者做胆囊手术，因体格差恢复慢，烧不退，家属坚持去省立院治疗，两个月后死到福州，家属硬讲是手术事故向上报告，个别不明真相的行政干部支持告状，经多次讨论卫生局鉴定死与手术无关，家属才不告了。

还有一件事文革清查把老革命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陈桂芳打成反革命，关在福安看守所。他生病送福安医院内科治疗，我到病房转看到问他怎么样？他说我从里边来，我意识到从看守所来住院，身边没有工作人员，也无家属，连脸盆、茶杯、碗筷都没有而且还没有吃晚饭，我回家拿用品并煮一大杯汤圆送去，还交代饮食房送饭到床头，并和徐锦墩院长和卫生商量把爱人林碧娟（主治医生）调闽东医院工作以便照顾其丈夫，在那个特殊时代也不是没顾虑后果，但我想我是副院长在病房关心病人总不会错。

多年没调工资77、78、79连续三次调资，每次都是部分，争的很利害，由于班子很一致工作比较顺利，有个别人对×××有意见公开给我讲不能调，我给她讲你我个人说了不能算，有政策看多数人意见处理，总之我办事比较公正。

有个部队副司令女儿韩××在外科进修，优越感实足，不听主任指挥，抢病号、抢手术争主刀把病人吓的跑掉在科室人员之间关系很差，教育不听，还想在军代表支持下走后门入党，我看根本不够条件，要入党也是回到自己单位入，气的私自跑掉不给科室讲，部队又派个政委，晚上九点多了叫马上开会赶鉴定，自己又不到场，这样做好的鉴定不可能，讲一大堆问题又达不到她的目的，而且晚上又要赶出来，我顶住不能搞这个鉴定，要做等她返院做，结果不了了之，军代表也无话可说，总之在医院工作8年，大家认为全心全意作风正派开诚布公一心扑在工作上，连抬死人，开太平间电灯自己也去开，从我自己来讲也是个锻练。

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不随大流，文革不乱喊口号，在党委工作尤其人少事多积极努力工作，善于深入调查研究，发展党员有个上报的对象，支部书记反映不行，经查证实他因一件小事否定支部会议决议，我们还是尊重大家意见批下去，还有的华福公司×××，支部上报处分决定，我们还去调查落实，纪检委员会讨论给予严重警告决定，我们找他谈话也无意见，回去给他父亲讲后叫母亲来讲有问题，我们又抽人调查，结果事实清楚，坚持原处分决定。他父亲是纪检干部，又支持儿子告，我们答复已核查过，你告到地区纪检会上级可改变下级处分决定，地区纪检委审查后坚持是恰如其分，才没话讲。我当时很生气，他父亲原是我们地区纪检干部后调省纪检任处长，他再纠缠我打算给中央纪检写信反映纪检干部是否只能处分别人，自己家人就不行，后没再讲也就算了，他生病我还照样看他。

1985年我为了给年青人让位提前离休，我离职不离党继续发挥余热，发扬了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担任地区老体协委员、关工委委员、市直老体协副主席、市关工委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老年事业和关心下一代工作20年，做了大量工作。还是市直离退休女干部联谊会创始人之一，担任宁德市长江支队研究会会长，又奋斗了十多年。在老体协拿到16个奖状，在关工委是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评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在长江支队研究会领到奉献奖。我给自己总结四句话：共产党培养我成长，无私奉献理应当，小车不倒只管推，奋斗终生永不忘。

（作者系原宁德地区直属机关委员会副书记、纪检书记、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