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欢庆新中国６０华诞之际，回首我的革命生涯，尤其难忘与长江支队不解之缘。

两千里路云和月　征途崎岖识知音

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时，我正好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同年６月，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打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我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华东随军服务团（简称南下服务团）。当时南下服务团的领导干部，全是从驻在苏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中调过来的。南下服务团奉命于７月１９日离沪，随大军进军福建。
担任我们第一大队第五中队的中队长魏荫南同志是一位具有２１年党龄、任过老解放区县长的老红军。他平易近人，在向福建进军的两千多公里途中，好多次和我促膝谈心。本来我称他“中队长”。一天，他对我说：以后就叫我老魏好了，我比他小１０多岁，他就叫我“亚丁”。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南下服务团抵达福州，１０月间，老魏就被福建省委安排来莆田担任县委书记。我于同年１２月底，也由组织安排在莆田县委机关工作。当时，县委机关里几乎全是工农干部，只有我是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当年农历十二月底，我和南下服务团战友郭斐冰举行婚礼，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分别是县委书记魏荫南、县长尚炯、组织部长王明禄，他们都是长江支队老同志。
我自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在莆田工作，直至１９６３年７月，调到晋江地委机关工作，在这十多年时间里，担任莆田县委书记和直接领导我工作的都是来自长江支队的老同志。我在他们身边工作，看到他们深入实际，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受到他们的身教言教，受益匪浅。在经济困难时期的１９６０年间，长江支队老同志赵允福、原鲁山分别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带领莆田县人民艰苦奋斗，创建了东圳水库，为莆田人民建立了千秋基业，至今有口皆碑。

山雨欲来风满楼　抗风拒雨天晴时

１９５６年，我担任《莆田报》总编辑。１９５９年秋，莆田县委机关开展“反右倾”学习，《莆田报》和县委机关干部混合编组，参加学习。在第一天学习小组会上，我预感这场斗争对象可能是我。当晚我就去向老魏反映说，我来莆田工作近十年了，一贯听党的话，而且在报纸宣传上，舆论导向一贯正确，我有什么“右倾”可反？老魏听了，既和蔼又严肃地对我说：“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考验”。当时，我既要办报，又受到夜以继日挨斗，弄得筋疲力尽，但我仍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不肯低头认错。当批斗我的火力达到最高峰时，县委秘书、党支部书记李志平找我谈话，他说：“昨夜县委常委召开会议，一致认为你在工作上有缺点，但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县委已通知机关党支部，立即停止对你的批判斗争”。这场斗争就不了了之。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我任晋江专署教育局副局长（主持局务工作）。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６月底，我即被作为“走资派”遭到“造反派”撤职批斗，之后送去“五七”干校劳改、审查、批判，直至１９７２年２月获得“解放”，１９７８年５月调来莆田地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
“文革”十年，长江支队许多老同志都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落不明，但彼此仍相互想念。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担任晋江地委书记、６０年代初被调京工作的长江支队老同志张桂如，和我２０多年没有互通音讯，但他仍然关心爱护我。１９８１年秋，他来厦门考察路过莆田时，特地通过莆田地委约见了我，并向福建省委同志推荐了我，但我仍然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当主任记者，直至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