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畅乙萍

作者：畅秋云、畅佩庆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我们亲爱的父亲畅乙萍已经离开我们十四年了。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老战士，福建省商业战线的老领导，我们心中永远怀念的亲人。谨以此文聊表咏怀之情。

畅乙萍，原名畅维雍，1917年1月23日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地区万泉县（现万荣县）解店镇太贾村一个富裕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毕业于山西省立第一职业学校。1936年在抗日救国的热潮中毅然离开家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投身于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

 畅乙萍和六大队直属中队的战友。

前排左起：程元喜、史继润、王明理、何凤英，后排左起：赵步高、畅乙萍、成仁。

小女孩是成仁和何凤英的女儿成安萍。

一． 浴血太岳，南下长江

1936年，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合作抗日，由薄一波出面组织成立了牺盟会、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在太原组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由共产党员担任教官，招收培训青年知识分子。父亲满怀抗日报国的信念，来到太原，报名参加了军官教导团，经过培训后分配到决死一纵队，担任基层政工干部，先后担任连政工员、营教导员等职。薄一波当时任决死一纵队政委。在当时著名的西林干部训练班学习期间，聆听了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报告和左权副参谋长的课程。在此期间，经李逸三（后曾担任人民大学、中科院领导，国务院参事）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代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老党员。

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父亲经历了多场浴血战斗，目睹了战友的牺牲和战斗的胜利。父亲回忆，在反击日寇“九路围攻”战斗中，一次战斗就牺牲了9位战友。他和他的上级领导何仰天都参加了战斗。何仰天是朝鲜共产党人，后来回国曾担任金日成秘书，朝鲜政府文化相。

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军队向决死队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和瓦解这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就是史称“晋西事变”或“十二月政变”。父亲在生死关头，坚定不移听从党的领导，掌握部队，一路打破敌人的拦截狙杀，跟随决死队一纵成建制的前往太岳根据地，加入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总部和太岳军区陈赓领导下的一支劲旅。多年以后，太岳军区成为解放军四兵团，即赫赫有名的陈谢大军，决死一纵成为解放军十四军，在解放战争中一路解放江西、广东、广西，一直打到云南边境，随后就常驻云南，军改前就是英雄的十四集团军。父亲的很多战友后来跟着部队，解放后都在昆明军区和十四军工作。

父亲跟随部队来到太岳根据地后不久，就听从上级安排，转入地方工作。先后在长子县、沁县、晋城县担任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长、实业科长、经济局长、太岳区贸易局第四分公司经理等职，从事贸易和后勤供应工作，为部队提供粮草和为根据地政府筹措运转经费。父亲在新的岗位上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驻军和政府领导的一致好评。当地驻扎的八路军386旅772团，又称老二团，团长陈康（开国中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就和父亲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友谊，多年后还保持着联系。

抗战期间，根据地军民条件十分艰苦困难，吃的通常是山药蛋（土豆）、黑豆，穿的是自己纺纱造的土布。除此之外，日寇还经常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随时都要准备战斗。听父亲讲过，日寇几乎每年到秋后就要出动重兵大扫荡，寻找我主力决战，并摧毁我地方政权、劫掠粮食财物。八路军主力根据情报及时转移到外线山区或敌后，避开日寇主力，地方部队、政府干部和民兵则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保护群众并保存自己。

面对强大的敌人，地方部队和干部都是采取分散突围、保存实力、待敌离开后再返回集结的方式。几年里父亲经历了多次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过程，他带领一支十余人的小分队，曾经面对日本鬼子大部队的包围搜山，隐藏在山洞里三天三夜，断了食物和水，最后不得不喝自己的尿液维生，尿液都是黑色的。

另一次遇险，被敌人包围在圈内无法脱身，他沉着冷静，带领大家埋好武器，化装成老百姓，混进成百上千的逃难群众中，面对鬼子的刺刀临危不惧，机智勇敢的骗过鬼子，混出了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大部分人都得以脱险，也有少数同志不幸被敌人杀戮。此次浴血经历，父亲一生都念念不忘，经常对人说起日寇的凶残、革命的艰辛和战友们的忠诚坚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此事遭到极左分子的诬陷和迫害。

在革命斗争之余，父亲没有忘记远在敌占区老家的母亲。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但父亲不离不弃，待形势稍有好转，就冒着危险化装将母亲接到根据地团聚。母亲在根据地平时和周围的媳妇婶子一起纺纱织布、做军鞋、照料伤员，为抗日尽力，鬼子扫荡时就和老乡们上山跑反躲藏，父母同生死共命运渡过了最艰难的几年。期间还生育了一个男孩，但是由于生活太艰苦医疗卫生条件太差，两三岁上就因病夭折了，成为父母亲心里一生的痛。

1949年全国解放胜利在即，党中央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组织大批干部准备接管南方。晋冀鲁豫边区在刘伯承、邓小平首长领导下组建南下区，动员了4000多名干部，组成接管一个省的架构。南下区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下辖六个大队。已是县团级干部的父亲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长江支队南下，并担任六大队直属中队中队长。

长江支队到达苏州进行休整，准备跟随刘邓首长指挥的二野接管西南四川。当时中央要求提前解放福建，而福建及其缺乏干部，已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张鼎丞同志向邓小平同志要求将长江支队划归华东局和福建省委领导，经邓小平同志同意，长江支队改变行程挥师南下，准备进入福建。当时福建是蛮夷之地，气候和生活条件艰苦，有些北方干部思想上动摇，不愿前去，甚至有个别人逃亡。父亲后来回忆，张鼎丞同志召开干部大会，严厉批评了这种思想和行为。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行动，很快统一思想，全体队伍令行禁止，冒着当时敌机轰炸、土匪袭扰等各种危险，先坐火车，汽车，后面步行，翻过浙赣边境的险峻山岭，经过几个月的行军，终于与三野十兵团在福建建瓯会师。

历经千山万壑，父亲坚定不移的行军走过浙南、赣东北和闽北，随身只带着简单的行囊，我们小时候看见父亲有时展示的物品，就是一支勃朗宁手枪，一床美制军用毛毯和一条铜头美制军用皮带，差不多就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南下时的全部家当。从此，父亲和福建结下不解之缘，为福建的革命和发展贡献了一生。

二． 投身建设，坎坷前行

长江支队进入福建之后，父亲所在的六大队奉命接管福安地区（即现在的宁德市），他带领的直属中队奉命组建福安地区贸易公司，成为福安地区第一批国有企业，父亲担任公司经理，同时兼任公司下属福安茶厂厂长。随后中茶福建省公司在福安成立，父亲调任中茶福建省公司担任第一任经理。

茶叶是福建的特产，福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营茶叶生产和贸易是从位于闽东的福安起步。其后数年，父亲殚精竭虑的投身于茶叶事业，很快使茶叶生产上了台阶，一些品牌那时就开始出名，我们小时候看见家里有些陈旧茶叶罐子，上面有“白琳工夫”“坦洋工夫”“正山小种”字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福建茶叶行业的老人里面，很多人都记得父亲的名字，数十年后，已经承接中茶品牌的福建茶叶进出口公司召开纪念活动，还以首任经理身份请当时已经离休多年的父亲参加。

正当父亲全心全意在福安中茶省公司努力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运动却扑面而来。1953年在“新三反运动”中，发生了所谓“黄逸峰事件”（黄逸峰是功勋卓著的老红军，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改革开放后已恢复党籍和名誉），并在全党全国追查此类事件，于是父亲不幸成为运动牺牲品，以所谓“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罪名，成为福建的“黄逸峰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离开了热爱的茶叶事业。

父亲离开中茶省公司后，调任省商业厅业务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父亲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肯定，于1956年被提拔为省商业厅副厅长。

1958年全国开始大办工业，国家有不少工业项目上马新建。父亲接受组织安排的任务，先后负责轻工业部重点项目漳州糖厂（当时叫漳州糖纸电联合企业）和青州造纸厂的筹建工作，担任厂长（筹建处主任）。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克服困难，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完成了任务。那年秋云才六岁，佩庆才两岁，一年之内数次搬家，从城市前往基层和山区，挈妇将雏，奔波往返，毫无怨言。

当年基层条件十分艰苦，最初在漳州，没有房屋，就暂住在天主教堂里，我们还记得母亲回忆，我们住的是信耶稣的教堂，后面就是中山公园，对面还有个信耶稣妈妈的教堂，应该是个基督教堂。漳州糖厂项目稍有眉目，父亲又奉命转战青州造纸厂，这个厂位于闽西北沙县大山沟里，当时荒无人烟，父亲带我们全家和参与建设的干部以及来自全国的技术人员就暂住在破旧的公路道班房，买米买菜、发烧看病都要去几十公里外的南平市。晚上黑灯瞎火，窗外时有猛兽呼叫声，吓得我们不敢睡觉，父亲就拿出手枪守护在窗边，直到我们睡着。

冬去春来，历经一年艰苦努力，两个重点项目的筹建初步走上正轨，后来又经过多年建设，这两家工厂后来都发展成为福建省属大型国有骨干企业，其中青州造纸厂成为上市公司（青山纸业，600103），在青山纸业厂史介绍里，还有父亲作为第一任厂长（筹建处主任）的名字。

父亲结束项目筹建任务，回到福州后，曾短暂担任省物资厅副厅长，后来回到省商业厅任副厅长。1964年，父亲被任命为省商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当时级别为行政十二级。

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后，记忆中父亲工作十分繁忙，不分白天黑夜工作，经常晚上下班后还要在家里接待客人，与同事谈工作，有时候边吃饭边谈，很少有休息时间。到了星期天，稍有休闲时间，父亲会拿出多年在身边的手枪擦拭，我们在一旁好奇的看着。文革动乱一开始，为避免麻烦和被抢走，父亲就立即把手枪上交单位保卫科。有时父亲高兴了会冲一壶红茶，放上当时弥足珍贵的白糖，招呼我们喝茶，喝着香甜的红茶水，就是当年的享受。另外父亲的爱好就是听收音机，听新闻，尤其爱听侯宝林的相声，有时也弄几张老家晋剧梆子戏的唱片放着听。闲暇时候，父亲还会拿出一支短箫，吹一曲低沉婉转的《苏武牧羊》，哼一首《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

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简单普通，全家四口人就住在东大路商业厅大院两间小平房里，每间大概20多平米，无厨无厕，上厕所要去几百米外的公厕，洗澡去公共澡堂或者在家烧水冲一下，做饭就在家搭一个小煤炉，自己买蜂窝煤，或者去机关大食堂排队买菜买馒头，家具都是公家分配的旧家具，自己就是几口藤箱木箱放着全部家当。邻居也混杂住着厅长、处长和成家的普通干部，大家都和睦相处过着带烟火气的平静生活。文革开始后各单位造反派时兴把走资派从家里赶出来，搬到条件很差的地方居住，结果商业厅找不到更差的房子，也只好作罢了。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70年初全家下放农村。

前排左起：王明理、暢乙萍、史继润、杨兆铭、何凤英
后排左一：程元喜、左三：赵步高、左四：晋静波、左五：王力军

三． 风雨如磐，始终不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和广大领导干部一样成为“走资派”受到冲击批判，像全国范围打倒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福建省打倒叶、范、侯（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一样，商业厅造反派主要是揪斗打倒陆、畅、马（陆是已离任的老厅长陆自奋、时任省财办主任，后来曾任厦门市委书记；马是厅党组成员、人事处长马景岱）。父亲承受了无数次的批斗，像体罚、挂黑牌、戴高帽、游街、抄家、强迫劳动都经历过，甚至被造反派逼迫交出个人工资财物。有的领导干部还被公报私仇毒打虐待，像陆自奋就被殴打成重伤，父亲还算运气好，基本没有被殴打过。

后来武斗结束，军代表入驻，开始清队整党，父亲被关进位于省财贸干校的“牛棚”，长期关押失去自由，实行逼供信式的审查。在黑暗的日子里，父亲依然保持着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有同被关押的干部忍受不了自杀身亡，父亲还是坚定的说：我相信党，我有老婆孩子，我不会自杀。同时父亲坚持原则和做人的底线，不胡说不害人，对那些污蔑不实之词和结论文件拒绝配合签字。直到下放农村之前，父亲才获得自由，恢复党组织生活和工资待遇。

1970年初，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到南平地区邵武县肖家坊公社将石大队，到农村基层劳动锻炼。这是一个有几百户村民的村庄，我们和农民住在一起，秋云就在当地落户当知青，佩庆就在村里小学戴帽的初中读书。当时农村条件很艰苦，水要自己去远处的泉眼挑，有一段时间没有电，要用煤油灯；还盛行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等怪病，大队只有赤脚医生，看病要去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父亲带领我们在艰苦环境中挺下来了，父亲当时已经50多岁，仍然经常参加劳动，插秧割稻打谷都干过，还组织社会调查、政治学习，宣传党的政策，推广当时先进的密植、卷秧等生产技术，做了许多工作。父亲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生活简朴，也和农民一样抽9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受到农民群众的称赞。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形势在悄然变化。1971年8月，省委召集曾作为“走资派”被打倒的10位正厅级干部，宣布第一批“解放”，重新安排工作，父亲也位列其中。父亲被安排到福州市革委会任副主任，在第二年军代表完全撤离后进入市委常委，并兼任市财贸办主任，分管福州市的财贸商业工作。

重新工作以后，父亲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又投入日常事务中。当时是文革后期，极左思想还占上风，父亲在工作中自觉抵制极左思想，实事求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放开一点，让物资供应好一点。在福州市着重抓了蔬菜生产供应，还专门去上海引进上海青、毛节瓜等新品种，在郊区建立蔬菜生产基地。适度放宽自由市场供应。带队下基层整顿饮食服务行业，等等。记得当时家里住在市委乌山大院，离黎明大队很近，父亲周末经常一个人到黎明大队调研蔬菜生长情况，或者一个人周末到菜市场考察供应情况。父亲深入基层，紧密联系群众，和几个当时福州市著名的劳动模范像王茂玉、郑依姆、杨秀玉等人都很熟悉。

1976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于次年接受组织委派，任省革委会商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后来恢复省商业厅的名称），同时奉命组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并兼任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一任局长。父亲在这些岗位上一直工作到离休。

四． 福寿绵长，无悔人生

1982年底，父亲响应中央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要求，于首批退出领导岗位离职休养。离休时父亲为行政十一级，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若干年后又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父亲离休后过着普通人平静淡泊的生活，直至去世，享寿95岁。

父亲的一生，是一个共产党员跟着党坎坷前行不断前进的一生。从一个热血爱国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抗日救亡，直到成为一个领导干部，父亲始终忠诚党的事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相信党，跟党走。记得我们还在读小学中学，就给我们看《社会发展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传》、《毛泽东选集》等书，让我们接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概念。

父亲始终秉承高度的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服从组织安排，不讲价钱不讲条件，不考虑个人得失和委屈，党叫干啥就干啥，只管努力做好工作。父亲说过：我们这些人如果在苏联早就死了。想想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元勋，我们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父亲遵守一个共产党人和善良的普通人的良心和底线，一生绝不整人，绝不害人，不做阿谀谄媚、玩弄权术的事，始终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关心群众，平等待人。他的品行道德受到了大家的赞扬，父亲过世后，不少老同事老部下和普通群众自发前来吊祭，许多人发自内心的流下眼泪，我们深受感动。

父亲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留下什么家庭财产，尽管主管和从事贸易商业几十年，从没有为自己谋取半点不应该得的利益。母亲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享寿98岁，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携手到老，终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