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作动员：“福建话难懂，工作不好做；福建穷，是事实。但是……福建山清水秀，山上有木材、竹子、茶叶，是富山。福建人民坚持红旗不倒，盼到了解放，欢迎你们去。”

毛主席曾问：“杀城工部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究竟是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杀共产党？”

那时处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在部署渡江战役的同时，中央决定迅速从华北、华东等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准备接管长江以南的新区政权、建设新中国。在太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选调四千多名干部，组成了进军福建的中国人民解放长江支队，队伍主要由老红军、老八路（占总数的 40%）和地方干部及军队、地方武装干部组成。长江支队经武安集训、苏州休整、建瓯会师，行程三千多公里，历经千辛万苦，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到达福建。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大部分同志参与组建了建瓯、南平、福安等六个地区的地、县、区三级党政群团领导班子。

从山西南下的干部较为集中的长江支队第二、第三大队分别接管了福建北部的建阳地委和南平地委。解放初期，建阳地委主要管辖建瓯、建阳、邵武、崇安、浦城、松溪、政和、水吉、光泽九县。

在完成建国初期的建政剿匪、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后，长江支队干部在闽北生根开花，与福建干部和广大人民同甘共苦，务实奉献，勤政为民。在八闽大地上挥洒青春，以一颗赤诚之心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福建奉献了毕生心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邵武县市委先后有20位县市委书记，其中长江支队队员就有12位担任了邵武县市委书记。

长江支队南下福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8月，从那时起，南下干部队伍和地方干部队伍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长江支队的番号早在1949年7月已经被撤销，但是5200多名干部却继续在福建省各条战线上工作，默默无闻地为福建的发展做出贡献。然而，由于工作在各级党政军领导岗位上，长江支队的干部们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这种矛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央干部政策的影响；二是城工部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解放以后福建的干部政策。

1949年7月，在浙江新塘边，福建省委会议决定了南下干部为骨干，团结依靠地方干部和广大新干部的干部政策。尽管福建省委的委员中有一些是福建人，但他们都是离开福建十年以上的南下干部。中央的安排是以南下干部为主，这就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此外，福建的8个地委中有7个都被长江支队接管，从省里到最基层几乎都是长江支队的干部担任领导职位，这更加体现了以南下干部为主的干部政策。这种政策在建瓯会师时就引起了地方干部的不满，进而演变成了50年代后期的“反地方主义”运动。


其次，福建的城工部冤案也是导致矛盾的原因之一。该事件始于1948年4月，闽浙赣边区党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失踪。阮英平是一位优秀的干部，为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的失踪引起了曾镜冰等人的怀疑，进而导致了城工部的冤案。在处理这个冤案的过程中，不少城工部的成员遭到了错误的判断和处决。他们基本上都是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甚至被迫编造了一些虚假的情报以证明自己的“叛变”。这种冤案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仅仅存在于福建，还出现在广东、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许多地方甚至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或其他渠道向国民党当局通报城工部的人员名单，导致了一些同志被敌人逮捕并牺牲。在对城工部人员的处决中，采取了极其残忍的手段，包括枪决、绞刑、活埋、暗杀等。然而，面对死亡，这些被错杀的城工部党员干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党组织重新复查他们的历史，弄清是非，恢复党籍，将来能够追认为烈士。


他们为了节省子弹，甚至选择了活埋作为自己人生的终点，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长江支队南下福建50年的历史与福建的发展密不可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矛盾和冤案，但长江支队的干部们始终默默无闻地为福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正视其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长江支队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应该深思如何解决干部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改进干部政策，以使干部队伍更加团结和向前发展。

张鼎丞

最后，让我们反思一下，如果没有长江支队的奉献和牺牲，福建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请留下你的评论，一起讨论。柯海燕，一个年仅12岁就参加革命工作，13岁就入党的小姑娘，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她被敌人关押了整整三年，竟然没有被严刑拷打致死，却最终不幸遇害于自己的同志之手。这个事实是如此让人心痛。1949年8月和9月，叶飞率领的十兵团解放了福建。随着福建省委的成立，原本已经不再发展的“城工部”冤案才得以揭开面纱。

（“城工部事件”)
1948年1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兼闽东地委书记阮英平随带警卫员、城工部党员陈书琴化装为商人，轻装简从，从宁德县出发，拟经福州前往南平向省委汇报工作。同月27日，到达宁德县九曲岭后门楼、溪尾楼一带时，陈书琴涉水过溪到对面山上寻找食物，路上发现国民党队伍，立即折回原歇脚处，未见阮英平，便在这一带寻找3天未果。中共闽东地委得报后组织人员并发动老区群众寻找也无消息。实则阮英平此时被人谋财害命而遇难。省委领导获知阮英平失踪消息后，极为震惊。不久，国民党得知被害人为阮英平，便大肆宣扬。省委主要领导人分析阮英平被害原因时，凭臆测怀疑城工部有问题；有些干部还把闽北游击队遭敌伏击、闽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沈崇文被敌诱捕、闽清麟洞会议遭敌包围、中共闽永尤南古中心县委被敌破坏事件，与城工部骨干上山联系起来，加深对城工部组织的怀疑。

3月，省委决定成立以黄国璋为主任的审查委员会，逮捕李铁及在省委机关工作的城工部骨干，进行审查。审查李铁时，省委领导又把阮英平遇害与“庄征事件”相联系，在缺乏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以“逼供信”手段作出城工部已成为被国民党所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的错误判断，未经报告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擅自把李铁及在省委机关和分散各地的百余名原城工部党员骨干相继扣以“特务”、“叛徒”的罪名，于1948年4月后陆续加以杀害。此后，省委决定停止原城工部系统全体党员的党籍，要求各级组织切断与原城工部组织和党员的联系。1949年3月28日，原城工部副部长林白在接受省委审查后回福州，向中共福州市委委员庄弃疾等传达省委领导关于城工部问题的4条指示精神，即“三二八”指令：(一)不许以党的名义活动；(二)停止发展党员，不许与党的任何组织发生关系，不过组织生活；(三)全体党员停止党籍；(四)原城工部党员应多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此后，庄弃疾等虽不再以中共名义开展活动，但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直至福州解放。1956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城工部事件已平反昭雪，被错杀的李铁等一批城工部同志的冤案亦得到平反昭雪。

在1950年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曾追问：“杀城工部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究竟是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应该作个交代嘛！”随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也要求曾镜冰向中央详细报告“城工部问题”。然而，曾镜冰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到了1954年，中央和福建省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城工部”事件展开了详细调查和审查。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他们得出了结论：城工部并非特务组织，而是党的组织！闽浙赣区党委当时对城工部案件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城工部错案应该被彻底平反昭雪。然而，在为城工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曾镜冰因被怀疑是“内奸”而被撤销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省政协主席等职务。从1957年开始，他被调到天津的芦台农场任副场长，后来又到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工作。不幸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监禁，最终于1967年5月27日在北京去世。


黄国璋是在城工部冤案中负有重大责任的另一位同志。从1956年开始，他被撤销了省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他也曾因文化大革命而被关入监狱。城工部事件至今仍然是福建地下党历史上的一块痛楚。闽浙赣地下党无辜错杀了许多革命同志，令人痛心不已。这些同志都是当时正值二三十岁、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的牺牲是如此令人惋惜。同时，正是由于“城工部”冤案导致了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央和福建省委对闽浙赣地下党的不信任。这也是福建干部路线长期“以南下干部为主”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许多地方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对“城工部”的历史了解有限，或者没有正确分析闽浙赣区党委滥杀城工部的深层次原因，错误地将不满指向南下的长江支队同志，以为他们夺走了自己的领导权。 通过还原这段历史，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对福建的革命发展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城工部事件的平反无疑是正义的，然而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曾镜冰等人在面对毛主席的询问和要求时没有坦白交代，而选择了沉默。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内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