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隐在历史硝烟中的秘密

——再论“长江支队”的番号指向与其未公开

的实际任务

                                                                                                                               奔雷

在一九四九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大潮中，有十万北方解放区干部紧随解放大军打过长江，跟进接管长江以南广大区域。其中太行太岳两区抽调的四千多名干部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是唯一一支被授予番号的南下干部队伍。它的构架是一个大区、六个地级、三十个县级、一百零五个区级的完整建制。大区有区党委、行署、军区的全套编制结构；六个地级有地委、专署、军分区的整装构架。三十个县级、一百零五个区级也都全部具备县级党委政府、区级党委政府的完整职能。有资料显示，为了保密起见，官方定调：这支队伍对内称“南下区党委”，对外则是高扬“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建制番号。

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南下接管队伍，从组建到出发，从未明确点透接管地，似乎带有一定的密级，在武安封闭式培训了一个月，就连支队的主要领导也不知就里。由此，这支队伍的番号指向与其实质性的接管地，就成了一个历史谜团，以至今天在研究长江支队史中出现了“苏南说”、“南京说”、“上海说”，争议纷出，无法定论。

我从二零一二年五月进入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以来，就竭力想解开这个历史谜团，先后发表了《隐在历史硝烟背后的两点疑问和探讨》、《穿过历史硝烟的探寻》，找出了当年接管南京的史料，获悉：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的次日，召开了有关各大战略区组织人事等问题的座谈会，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及市委书记。会后，刘伯承以中原局、二野为依托，组建接管南京市的干部队伍。四月三日中原局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在合肥郊区的瑶岗，集中培训抽调来的一千多名干部，准备接管南京。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二十九日刘伯承进入南京，走马上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五月一日，中原局组建的二千多人的干部队伍顺利接管了南京。据此，“南京说”可以完全排除。

而最被认可的“苏南说”，起源于长江支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尚之回忆文章《两太四千健儿随军南下福建》。文中提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向中央要走了太行太岳组建的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并告诉参会的这支队伍负责人冷楚、周璧，这支队伍“预定去接管苏南，组织苏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要这支队伍过江后到丹阳集合待命。”由此，“苏南说”成了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中有关南下接管地的主流认可。

然而我查到的历史资料，基本否定了这一主流说法。事实是，华东局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就做出接管苏南的方案，主要由三部分干部组成：一是华中工委、华中办事处及苏北党政军机关干部和苏中公学部分学员；二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胶东区）干部；三是坚持苏南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的人员。四月二十六日苏南行政公署正式成立，陈丕显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而此时的长江支队正处于武安出发的第二天，他们刚刚经历了踏上征途第一天的暴雨的洗礼。

排除了“南京说”、“苏南说”，只剩下了声音最弱，难有史料支持的“上海说”。尽管长江支队第六大队有些队员有“上海说”的议论，但很快就被淹没在“苏南说”里，无人问津。

其实最没有可能的往往是最有可能的，关键是中央的战略意图当时处于极隐秘的状态，只有决策层知道，不会公开到执行层,但作为五月十一日在安徽滁县被抽调出的第六大队，直接划归华东支前委员会指挥,并在南京受到上海支前的培训，不可能没有嗅到其中的意味，只是他们无法得到确切的信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长江支队是奔上海战役而来，估计要参与上海的接管，于是才有了”上海说”。

今天是到了揭开这个谜底的时候了。通过查阅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前对华东战场的整体战略布局，以及三野、二野在华东战场的协同作战的态势看，保证上海战役的胜利是整个战略部署中的重中之重。因为上海战役最主要的问题，是涉及到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华的核心利益。解放上海必定会触发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如果他们亲自下场，那上海战役就会演变成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直接冲突，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将难以想象的扩大。

未雨绸缪，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在对待上海的解放问题早有高超的应对之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被围陈官庄，淮海战役大势已定，中央军委随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明确规定：大军渡江后两大野战军的任务是“协力经营东南”。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再次电报指示，战略决战胜利后，“以刘邓、陈粟两军出江南”。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中央军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部署，要求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做新的机动”。通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中央赋予二野的任务是与三野一起协同作战华东地区，甚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任务不会有大的变动。中央这一战略部署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武装干涉。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美国一直是国民党的最大后台。他们出钱、出武器，甚至出动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军实施战略机动。当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气急败坏之余，极有可能直接出兵扶持国民党政权。尤其是一旦解放军兵临上海，牵涉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不排除他们会直接下场干预。而在这期间发生了震动世界的三野炮击英舰“紫石英”号事件。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上午，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突然闯入三野炮兵控制的江阴、镇江段江面。解放军随即开炮警告，但英舰毫不收敛，继续逆江而上，并对解放军发起挑衅。解放军随即实施炮击，将“紫石英”号击中搁浅，迫使其打出白旗乞降。对于英美的嚣张气焰，毛主席早有预判，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毛主席就郑重提出：不要讲美国不出兵，而是准备美国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中央军委特地安排二野进军华东，就是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干涉。五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中央军委在电报中对二野的任务做了极其明确的指示：二野目前的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历史证明，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以力慑敌”“以备止战”的战略部署无比英明,它成功地迫使美方在上海战役中未敢轻举妄动。

与之相契合的是人事安排。中央为了统一协调指挥在华东战场上的两大野战军,五月初不公开地对内任命刘伯承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华东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五月十五日上海战役发起时，才向全国公开发布了华东军区领导人任命名单，彻底亮明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后中美双方在上海战役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博弈：五月十八日在三艘美国军舰的护卫下，六艘载有国民党军的轮船驶离了吴淞口。五月二十日高桥以西到林家宅沿江一线有舰船五艘向我军阵地炮击，其中两艘悬挂外国旗帜，三艘无旗帜。 三野速即将此事报告中央军委，五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复电：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中央军委的指示虽然简短，但针锋相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十分明确。既要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毫不动摇，但又不能做无谓的盲动，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介入提供借口。上海前线的三野部队很好地执行了上述指示，于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一军的重炮部队对高桥东北海面活动的十余艘外国与国民党军舰进行猛烈炮击，击中了七艘，吓得这些军舰纷纷逃窜，此后再未发生外国军舰挑衅事端。没有美军撑腰，国民党军自然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很快，上海战役以中共的胜利宣告结束。发生于上海的这场中美暗战，虽然没有激烈的战争形态，但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试探，几度权衡，其间不乏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但最终在党中央、毛主席“有效慑止、应对有度”的斗争策略下，逼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选择了妥协和放弃。二野就此从华东战场解脱出来，被赋予了进军大西南的战略任务。一九四九年六月，刘伯承华东军区司令员的任命结束，陈毅回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战役从此彻底落下帷幕。

纵观以上历史，我们突然发现长江支队到达南京待命的时间，以及撤出南京的时间，与上海战役进行的时间高度重合，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长江支队是奔上海战役而来的，是以应对上海战役可能爆发的中美冲突、致使战争扩大化的一支应急备用的干部队伍。

得出这个结论，无疑是长江支队历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它使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为什么中央军委要特意授予太行太岳这支南下干部队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番号的谜底就彻底揭开了。

支持这个结论的历史事实，我归纳出有以下几条：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番号的指向性与上海市地域最为吻合，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上海市地域才配冠以“长江支队”之名。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接管地，实际上在华东战场根本没有作明确的安排，至今没有一份资料能够显示出它预定的接管地，只是到了上海战役行将结束时，中央才给予了明确指令：随三野十兵团到福建接管。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在武安组队期间的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亲切接见了支队负责人冷楚、周璧，第一次阐述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根据陪同一起受到接见的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茄的回忆记录，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什么是‘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毛主席的这段话，仿佛不经意间又满含暗示地独独点出了上海，似乎隐约透露出了长江支队要去的地点，以及随着战争形势的演变所要承担的工作任务。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从河北武安出发时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并于当天得到了南京解放的消息，群情振奋、意气昂扬地挥师向华东挺进，一路披风沐雨、马不停蹄地疾赶，终于在上海战役发起前的五月十二日到达南京待命。此后，滞留至五月二十三日上海战役已毫无悬念地进入尾声，长江支队才即刻奉命撤往苏州集结整训。这段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长江支队进入华东战局的时间与上海战役进行的时间高度契合，它无可辩驳地说明了长江支队是为上海战役可能扩大和延宕而来的，只是这是一项只有决策层心知肚明而不能公开的秘密的战略部署而已。

五、“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五月十日到达安徽滁县，十一日接到华东局指示，抽调第六大队归华东支前委员会指挥，参加上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五月十六日第六大队到达南京，正式接受华东支前委员会领导，参加上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培训。六月十一日在上海战役彻底结束后，第六大队奉命与华东支前委员会脱钩，赶赴苏州归建。从第六大队未到达南京前就被华东支前委员会抽调出参加上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更是印证了长江支队是奔上海战役而来的。至于长江支队只抽出一个大队进入上海战役支前可以理解为上海战役刚刚发起，还未到需要启用整个支队进入上海战役的状况。可即便如此，这个动作的实施不也完全清晰了长江支队到华东来的战略意图吗？

六、五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战役即将结束之际，中央军委在给各野战军的电报中指示：一、着三野十兵团提早入闽，争取六、七两月解放福建；二、二野应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长江支队的去向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刘尚之等人的回忆文章里是这样写道的：“由于中央领导正确，胜利形势发展很快，三野于五月二十七日解放我国最大城市上海。这时张鼎丞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少干部，要求长江支队四千多干部调给福建。小平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可以，西南需要的干部我们另想办法。’因此华东局告知长江支队要继续南下，到福建工作。”从刘尚之透露出来的信息，进一步帮助我们认定：长江支队就是为了上海战役而来的。它没有明确的接管地域，只能看上海战役的演进情况而定。如果上海战役演变成中美冲突，美国带领西方国家直接下场干预，那么整个战场的态势就会迎来巨变，长江支队必定很快投入到上海战役中，这是毋庸置疑的演进过程。而当上海战役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慑使美国等西方势力不敢下场干预，迅速取得战役胜利，那么长江支队就只能搁置待命。邓小平同志在五月二十三日接到二野受命剑指西南的时候,想带走长江支队去西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令人惊讶的是中央军委的指示刚下达，当日华东局就把长江支队急迅调往苏州待命，全员接盘（因南京当时属单列市），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六月十七日，华东局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福建工作的准备问题的报告》电报，“建议还是以冷楚所率的三千干部到福建为宜，因为时间仓促，另行准备干部来不及”。说明华东局尽管把这批干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纳入华东的战略棋局，但这支干部队伍的去留还需中央定夺。从这个事实来看，也证实了长江支队到华东战场确实有既定使命在身，不是华东局可以擅自改变的。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复电，同意华东局的请示，批准长江支队随三野十兵团挺进福建，归属福建省委领导，接管福建。

华东前线指挥部之所以在上海战役甫定的五月二十三日，提前把长江支队安排到苏州，一是上海战役出其不意地顺利，长江支队已失去了原先预定的使用意图，可以撤到外围的苏州待命；另一方面二野尚未撤出华东战场，究竟长江支队随二野去西南还是随三野去福建，华东局高层还有研究议定的必要，因此延迟到六月十七日完全确定后再请示中央批准也是必走的程序。六月十二日张鼎丞到苏州向长江支队中队以上干部做了《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正式宣布长江支队去福建工作。至此，尘埃落定，长江支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写完这篇文章后，欣慰之余又生发出许多感慨。整十二年的探寻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明晰的结果，在白发苍然之年，也算穷尽心力，为长江支队的历史研究添上了颇有亮色的一页。

歇下笔来，恬然感受五月的夏风送来的波波激情，我的心又难以自禁地追随七十五年前的那缕硝烟前行。父辈们的音容笑貌在那缕硝烟中迭次涌来又迭次淡出，只留下向前向前的雄壮坚毅的脚步声，和间杂的风雨声、马嘶声、枪炮声……

2024年5月22日完稿于晋城

作者简介：奔雷，籍贯山西泽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生，一九六九年入伍，一九八六年转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骚动》、《禅变》、《蜃景》、《奔雷诗歌选》，及长篇纪实《历史大潮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