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斗争曾经是福建解放初期的重要任务。长江支队在福建剿匪斗争中英勇战斗，作用巨大，涌现出一批英烈人物。长江支队在福建剿匪斗争中的重大历史作用，证明长江支队不仅是干部队伍，还曾经是一支战斗队伍。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长江支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习惯于认为这是一支在福建解放后接管政权的南下干部队伍。长江支队在福建解放后建设史上的巨大历史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彪炳千秋，这是毫无疑问的。通过深入了解福建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人们发现，长江支队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其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足以证明长江支队还是一支英勇顽强的战斗队伍。首先，笔者从长江支队面临的严峻匪情予以分析。

       福建匪患，由来已久。闽史有载：“福建地僻东南，山脉阻隔，交通不便。”满清末年至民国初年，地方割据，盗匪蜂起，各地豪绅又以自卫为名，竞办团练，形成封建割据、占山为王的局面。至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有计划有组织地留下大量敌特，纠合福建各地的土匪，导致当时福建匪患成灾，直接威胁到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福建土匪组织成分复杂，种类繁多。其特点有三：一是政治土匪。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参谋处少将主任”李森化名唐宗，潜入福建，统一指挥闽粤赣37个纵队的土匪，统称“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又有国民党将福建境内的各种土匪拼凑组编为”福建游击军区”，由金门国民党守备部队首脑胡琏任司令。二是封建恶霸、地方土匪武装。这些土匪犹如土皇帝，有的匪首就是当地封建恶霸，长期统治当地数十年。三是既有原国民党遗留下的官员、警察、散兵游勇，也有各地的反动会道门组织，还有乡村中的反动封建自卫团、联防队。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政匪特的直接渗透，这些土匪大都具有政治色彩，带有明确的反动目的。

       仅以平和县为例，全县有大大小小共21股土匪。其最大的三支土匪队伍中，由匪首曾敬承组织的队伍叫“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闽粤边区司令部”；还有“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漳州军分区平和支队”、“陆军12兵团第四纵队”。毋庸讳言，福建匪患，是当时全国匪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大军摧枯拉朽般攻入福建，福建的全面解放、建立新政已成定局。但解放初期的福建，国民党留下的不仅是一个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的烂摊子，还有国民党溃退时留下的大量反动势力，加上福建境内的大量土匪，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由此可见，解放之初的福建面临怎样的严峻局面。解放大军过后，接管政权的长江支队，就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局面。 

       长江支队当时的组成情况、队伍特点是：

       一，长江支队是从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人员组成的队伍，其主要任务是接管、建立福建省各级新政权。两区编为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架构；下属30个县一级政权和199个最基层的区一级政权架子。这一百多个县、区级政权中的四千多名长江支队队员，初来乍到，人地生疏，直接面临陌生而庞大的局面。

       二，长江支队4500多人中，除部分人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具有一定战斗经验外，许多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地方干部，还有在家乡参加土改、减租减息等工作走出来的非战斗人员。他们在家乡匪情甚少，缺少剿匪斗争经验。

       多如牛毛的土匪不仅侵害民众、杀人越货，福建各地的新生政权在开展减租减息、支前工作等大量工作中，也时时面临与凶残土匪的生死斗争。在基层第一线的长江支队大批优秀儿女，不仅处于严峻环境的骚扰侵袭，还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大刀会围攻邵武事件。1949年8月，长江支队二大队三中队南下干部成建制接管邵武后，曾经多次遭遇土匪的袭扰与围攻。最严重的一次，大刀会匪徒对邵武县城围攻三天三夜。

       ——闽清“十一都事件”。1949年9月26日，数百名土匪在潜伏敌特人员的里应外合下，突袭我闽清县四区区政府（驻地十一都）。在我方英勇反击下，由于敌众我寡，区委书记席长茂、区长徐英贤、农会主席郭怀忠、区委秘书崔金平共四名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当场壮烈牺牲。

        ——古田县“杉洋事件”。1950年2月，200多名土匪在穷凶极恶的匪首带领下，悍然包围杉洋镇，烧杀掳掠。在杀害我七区区委书记关麒麟、区委宣传委员孟连珠、区委组织委员刘学孔、区委农会干事赵克俊四位长江支队队员和一位本地干部后，抢走50多吨公粮，焚烧商铺30多间，制造了震惊八闽的”杉洋惨案"。

       ——宁德县大刀会事件。1950年2月间，宁德县反动会道门大刀会四处暴乱。2月25日，大刀会匪徒300多人公然袭击三都公安派出所，抢走关押匪首。长江支队干部、派出所所长吕学政毫不畏惧，率领全所民警与暴徒展开英勇搏斗，最终壮烈牺牲。

       当时分布在全省数十个县级政权和一百多个最基层区级的长江支队人员，几乎人人都经历了与凶顽敌匪血与火、面对面的斗争。

        匪患不除，永无宁日。鉴于福建的实际情况，在1950年1月召开的华东军区剿匪会议上，华东军区领导宣布华东土匪基本消灭，而福建除外。远在京城的毛泽东，也深知福建匪情之严重。毛泽东1950年11月18日致电华东军区，指出：“和广泛开展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6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

       根据匪情严重，直接影响到支前征粮工作，甚至新生革命政权稳定的严峻局面，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军区党委，先后统一领导入闽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和第三十二军大部以及福建军区所属八个军分区部队，在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从1950年1月至1951年4月，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剿匪斗争。经过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连续战斗，基本剿灭土匪，其中司令官、指挥官、军长、师长、团长、大队长等匪首就达1600余人，达到了既定目的，出色完成了任务。经过大规模剿匪，半年后，福建共歼灭士匪特务七万余人，其中大小匪首一千余人。实际情况是：由于福建匪情复杂，股匪众多，分布面广的特殊情况，剿匪斗争从1950年1月开始到1951年4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连续作战，才真正基本结束。

       在以上综述之后，下面集中阐述长江支队在剿匪斗争中的作用与贡献。毋庸置疑，长江支队在基层的数千名干部、武装人员在剿匪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无可替代。可以说，没有长江支队的参与，没有长江支队的付出，就没有福建剿匪斗争的最终胜利，也没有日后长时期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

       针对严峻的匪情，为巩固胜利果实，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全省各地迅即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剿匪斗争战略。以长江支队南下干部为主的中共闽清县委、县政府和县武装部，在“十一都事件”后迅速进行反思与总结。他们总结出客观因素：一，基层政权既要担负大量建政、筹粮筹款、支前等繁重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又没有时间细察社情、匪情，并制定相应防范手段；二，前方战事紧张，缺少足够兵力提供新生政权的安全保障，而依靠少量的当地武装（其中还有组织不纯，甚至内奸因素），难以应对人数占优、地形熟悉的敌匪。主观原因：在胜利形势下，有麻痹思想，对新解放区的工作、斗争的困难与危险估计不足；对复杂的社情、匪情了解得不够透彻；对混入我们队伍中的敌特分子了解不够，缺乏有力的防范措施。

       必须指出的是，闽清县的情况，在当时福建全省具有普遍性。囿于篇幅，下面仅举数例：

       邵武县在县委书记南纪舜、县长郭亮如的领导下，面对大刀会匪徒连续三次对邵武县城的袭扰与围攻。在剿匪斗争的严峻形势中，新成立的中共邵武县委于八月份立即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总指挥：郭亮如；政委：南纪舜；参谋长：王烈章；副总指挥：任国信、王耀华，均为二大队三中队成员。当时南下干部人员60余人，加上地下党、游击队员30余人，总共才一百余人，要面对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的狂暴匪徒。第三次暴乱中，数千名暴徒包围县城，企图攻占邵武。二大队三中队的同志们，面对凶顽毫无畏惧，沉着应战，团结依靠地下党、游击队和广大群众，英勇无畏地坚守县城三天三夜。在建阳地委组织部长肖文玉（长江支队成员）带领解放军三野一个营前来增援后，内外夹攻，最终打垮顽匪，保住了新生政权，也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平和县针对敌情、匪情突出的情况，自1949年12月至1951年4月，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平和县最大的匪首曾敬承匪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在蒋匪直接支持下，1949年12月悍然发动”“九峰反革命暴乱”和“南胜反革命暴乱“。气焰嚣张的大批匪徒攻占我六区、三区政权所在地，杀害我干部、群众积极分子。六区区委书记王复河（长江支队五大队二中队）面对险情沉着冷静，一面与几位区领导分别带人奔赴九峰镇各个城门坚守战斗，一面派人突围向县委汇报。县委书记陈天才（地下党）果断处置，在立即调动县独立营的同时，及时与龙溪地委联系派兵平定暴乱。龙溪军分区李承尧司令员（长江支队成员）立即协调解放军31军一部赶来，才平息这一震惊闽南的反革命暴乱。随后，在野战军和县独立营及各区中队联合作战，合力进剿，彻底消灭平和境内24股政治土匪的战斗中，都有长江支队的身影。王锦、原允瑞、马万银三位烈士，就英勇牺牲在平和剿匪、支前的第一线。

         中共尤溪县委1949年11月20日召开扩大会，专门部署剿匪工作，要求以剿匪为中心，发动群众，组建农会，搞好征粮工作，巩固年青的人民政权。县委书记吴炳武、县公安局长关合义（均为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成员）分别任县剿匪指挥部政委、副政委。全县各区相继成立区级剿匪指挥部和情报分站。翌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五O团进驻尤溪，与县人民政府联合组建了尤溪县剿匪指挥部。以长江支队中共尤溪县委号召全县人民“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消灭土匪，保卫家乡”，带领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县剿匪指挥部根据县委的决定，在战略上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管齐下的方针，战术上采取“选择重点，集中优势兵力，层层包围，关门打狗”的打法，制定了分步骤歼群匪的剿匪计划。在消除群众畏惧土匪、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剿匪斗争中，县委、县政府采取三个有力措施：其一，大力扩充县大队和区武工队，建立区乡情报网，组织现有武装主动出击，为群众开展斗匪撑腰壮胆。其二，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宣传党的减租反霸和土改政策，使群众看到光明的前景。其三，对干部队伍进行清理，挖出暗藏敌特，消除隐患，对有通匪嫌疑的人员进行审查。通过一系列组织严密，措施得力的工作，充分发动群众，配合大军进剿，尤溪县的剿匪斗争终获全胜。接管尤溪县的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的刘芳彦、王风善，在尤溪的剿匪斗争时期，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刘芳彦牺牲时年仅23岁，王凤善牺牲时年仅24岁。

       在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中，长江支队人员或是配合大军一线指挥，亲自参战；或是坚守基层政权第一线，在剿匪斗争的同时不忘支前、筹粮等大量繁重的工作；或是直接与凶顽敌匪展开血与火的搏斗，牺牲在剿匪斗争的第一线。当时日夜奋战在建立新政，还要担负支前、征粮等大量紧迫任务的长江支队人员，由于他们深入基层的工作需要，更是时时出现与凶顽敌匪血与火、面对面的斗争。

       其中，涌现出许多与敌匪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烈士。长江支队五大队王世禄（时任南靖县一区副书记）1949年十月剿匪战斗时，连中数枪，当场牺牲；长江支队六大队二中队吕学政（时任宁德县三都区派出所所长）1950年2月25日在与大刀会暴徒激战中，被乱刀砍死；长江支队五大队王锦、原允银（时分别任平和县三区区委书记、区长）1950年3月12日在工作途中，遭遇敌匪伏击，两人当场牺牲；长江支队六大队李鸿儒（时任寿宁县平溪区委书记），1951年5月8日率领区干部和武装班与匪激战，身中十四刀，壮烈牺牲；长泰县三区区长侯虎江，为保卫支前公粮，在与土匪激战中英勇牺牲。还有......

       从剿匪斗争重新认识长江支队的重大作用和历史定位。

       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对福建社会秩序的好转，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有着深远和重大的意义。如前所言， 匪患不除，永无宁日，正是有了长江支队数千南下英儿在剿匪斗争第一线，依靠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与人民子弟兵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福建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

       亲历剿匪斗争的长江支队老同志侯林舟、赵 毅、郭亮如，曾经感慨万千地回忆这一段血与火的岁月：“......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部队同志并肩战斗，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勇敢杀敌，一些南下干部在剿匪斗争中光荣牺牲。”

       笔者曾参与了《长江支队英烈》一书的编撰、写作工作。在该书的编撰过程中，笔者曾经统计了在剿匪斗争时期牺牲的长江支队南下烈士共有41人，占了长江支队全部66名烈士的62%。

       我在为《长江支队英烈》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曾专门阐述了长江支队先辈在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与历史意义：在经历了艰苦卓绝、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后，福建社会秩序迅速好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这场斗争对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有着深远和重大的意义。福建剿匪斗争，是长江支队历史上最严酷、最艰苦、牺牲最大的时期。长江支队在福建解放初期剿匪斗争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奠定了其不仅是一支工作队伍、建设队伍，还是一支英勇顽强的战斗队伍的历史地位。正是有了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与人民群众在剿匪斗争中的英勇奋斗和烈士们的牺牲，福建才有了和平发展的局面。福建，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遗憾的是，在关于福建剿匪斗争的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多为部队的正面作战，却鲜见长江支队浴血奋战的历史作用。而且，长期以来还有一种说法：南下干部来福建，是”坐江山”。似乎长江支队南下福建接管政权，就是坐享其成，安享太平。大量史实证明：没有长江支队全面、深入的参与剿匪，没有长江支队数千英儿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长江支队人员付出生命与鲜血的代价，就没有福建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更不会出现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历史告诉我们，长江支队在福建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奠定了其不仅是一支负有建设使命的干部队伍，还是一支英勇顽强的战斗队伍的历史地位。正是有了长江支队在剿匪斗争中的英勇奉献，有了这批南下干部和广大军民在剿匪斗争中的浴血奋战，才最终使得江山永固，和平发展。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将永远被后人们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