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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历史语境,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

动员组织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老解放区，山西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下半年，成建制地抽调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主要分为3部分，分别是太行太岳干部南下福建，晋中干部南下湖南，晋绥干部南下四川、西康。

1948年12月

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太岳、太行两个区党委选调一批得力干部南下。1949年初，共4100多人的南下干部到达河北省武安县，组成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7月，长江支队到达浙江江山县兴塘边，与张鼎丞率领的华东干部汇合在一起。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均归由张鼎丞为书记的中共福建省委统一领导，分别赴建瓯、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等地区开展工作。长江支队进入福建时，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在省委领导下，他们和当地干部、华东干部、转业干部、南下服务团干部，共同征粮、征款，支援前线，剿匪、反霸，一道完成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使福建的社会秩序开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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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前后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晋中区党委为主，动员组织大批干部成建制南下，支援新区政权建设和生产恢复建设。晋中南下工作团即晋中南下区党委书记武光，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周小舟，行政公署主任牛荫冠，副主任张干丞。区党委共配备了6个地委、36个县委和200多个区级班子，各级均配备了工会、农运、青年、妇女和武装干部，还有医务、炊事、通信和警卫人员，共计3000余人。

1949年3月

晋中南下区党委于1949年3月在石家庄集结。在石家庄，南下工作团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进行了组织动员和整编;参观了炼焦厂、纺织厂、小型铸锅厂，使每个干部对城市和产业工人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便于行军，南下工作团在南下途中实行军事编制，各队实行了番号制。5月初，南下队伍开始分批出发。经过艰难的长途行军，分别于8月、9月和10月进入湖南。

湖南是一个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由于国民党长期盘踞，这里的形势十分复杂。当地老百姓称这里有“三多”：一是土匪多，二是国民党特务多，三是国民党的退伍兵多。面对这一情况，南下干部没有畏惧。进入新区后，他们首先着手建立各级政权，迅速恢复生产，为支援两广和大西南前线服务。同时抓紧清匪除霸，维护社会治安，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从此，他们扎根湖南，担负起巩固新政权、建设新湖南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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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从秦岭进军四川的决定，从晋绥解放区抽调地方干部等人员组成南下工作团，配合二野从北线进入大西南，开辟川康新区。到7月初，从各地调到晋绥分局的干部达3600多人，其中以县级干部为主，他们是南下入川接收新区的骨干力量。在晋绥分局党校的统一安排之下，南下干部在培训中学习了党的重要文献和接管城市的政策。1949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晋绥南下干部告别根据地，分批向四川进发。南下入川的干部和干部学校的学员，按系统分别编为5个梯队，加上3个警卫团，总人数约15000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简称西北南下工作团)，直接受贺龙、李井泉等领导同志指挥。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入川工作团”(简称西北入川工作团)。西北入川工作团的同志进入四川后，先后被分配到川北、川西地区、成都市及西康省工作。他们战斗在城市接管、恢复生产的第一线，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很快安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南下干部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