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的父亲梁东初，离开我们已经46年，46年里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闪现在眼前，更是始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总想写点什么的强烈愿望驱使我开始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

我知道，以我有限的文化水平，无法完整诠释出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我简单的记录，也承载不起父亲对我们的厚重恩情；但我要竭尽全力，让那稀少而宝贵的资料及回忆化做我的文字，努力呈现出父亲生前的战斗、工作、生活经历，倾诉并寄托我们的崇敬和思念。

2009年，水利部办公厅、《中国水利报》报社联合举办大型有奖征文——“见证水利60年征文活动”。

我撰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被录选并发表于2009年10月22日《中国水利报》上。

2011年11月，当时在福建省委办公厅工作的李晋榕同志联系到我，告诉我，福建省多家单位正在联合拍摄历史文献片《永远的长江支队》，他任编辑和摄制组组长。

李晋榕同志对我说：“你父亲是长江支队的主要成员之一，梁东初南下后，为福建省的水力发电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梁东初的业绩确实是历史文献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希望梁东初的后人尽量多的提供给我们梁东初南下的工作情况。”从此，我更坚信了我的使命。

我的父亲不幸于1974年10月18日在太原病逝。撰写资料的主要来源如下：

我母亲刘小俊的回忆讲述；并通过收集《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志》、《长江支队精神永在·人物志》、《武乡县志》、吴有青的文章《怀念梁东初同志》（载自《中国水力发电史料》1996年1期）、段英力回忆录《春秋印记》、山西省档案馆抄录的档案资料、霍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的《红色记忆》、父亲生前的有关领导，水利部李锐副部长、福建省副省长、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回忆、山西省水利厅原厅长许四复对我父亲的回忆、还有我二姐梁河阳、三姐梁闽阳对父亲的点滴回忆。

在文章、史料支持下，再用我的情怀整理汇编，经过三年的收集整理，本书按照父亲革命历程顺序进行撰写。

 

一、父亲梁东初的履历：

·1916年7月16日出生在山西省武乡县故县村；

·1925年1月—1931年在武乡小学念书；

·1931年—1934年山西师范学习；

·1934年—1936年10月山西武乡县北上合村小学教员。

·1936年10月—1938年7月任山西“牺盟会”游击队指导员；

·1938年8月——1939年12月任民主革命中学指导员；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1942年7月任山西太岳行署民政处科员；

·1942年8月——1944年5月任沁源县政府科长、区长；

·1944年6月——1947年4月任霍县县长；

·1947年5月——1947年12月任岳北专署检查员、主任、副专员；

·1948年1月——1949年3月任河南省孟县县长；

·1949年3月——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福建省，在长江支队六大队任第二中队队长（副专员兼）；

·1949年8月10日福建省建瓯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父亲任福建省古田溪工程处军事代表，接管工程处；

·1951年11月26日任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监委（福建省工业厅经省主席批准任命）；

·1953年2月5日任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燃料工业部任命）。

·1953年6月18日任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兼华东“101”工程处副处长（燃料工业部水利发电建设总局任命）；

·1954年11月19日任燃料工业部古田水力发电工程处处长（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任命）；

·1955年10月——1956年12月赴苏联考察学习；

·1957年1——5月任广东流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

·1957年5月——1959年8月任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

·1959年8月——1963年6月任瓯江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

·1963年6——1974年9月任水力电力部东北勘测设计院院长，行政级别十一级；

·1974年9月28日任山西省水利厅主要负责人。——就在此时，省委任命厅长的文件尚未来得及下达，同年的10月18日在单位会议期间因突发心梗病逝，享年58岁。

以上就是我的父亲，一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廉洁奉公的五十八年的人生轨迹。

父亲任霍县县长期间，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区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在距敌据点很近的村庄召开大会，宣传革命形势，群众中曾流传赞扬他的歌谣。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继续秉承了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五十年代初转到水力战线后，刻苦钻研，强闻博记，成为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导者，参加了许多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为我国水力发电事业尽心尽责，功绩显赫。

父亲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多年来，父亲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优良品质，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刚直不阿，坚持原则、并以身作则，勇于担当，顽强执着，公而忘私。

 

二、我的爷爷是抗日英雄

我的爷爷，勤劳善良、知书达理，他用自己辛勤的双手置办了农舍、家具和自己耕种的土地。土改时，爷爷的“家庭成分”划为：中农。

爷爷有两个儿子，我的父亲是长子名叫梁东初(曾用名梁勿猛)，爷爷的次子叫梁东明。

爷爷很有思想和远见，梁东初、梁东明从小就进了学堂。

我父亲九岁前就开始在武乡小学念书，长大后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队伍。

我的叔叔梁东明生于1921年10月（农历），1938年参加革命，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退休前在武乡县故县中学任教。于1992年4月6日病逝，享年72岁。

据我三姐梁闽阳讲述：那是1978年的一天，她在太原市汾东公寓院内遇到了当年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武光汤老人。聊天中，提起我父亲，老人家对我三姐讲：“我和东初都是武乡县人，你的爷爷曾经还救过我们的命呐！就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你父亲家在故县村，离县城较近，最主要的是你爷爷思想进步，支持抗日，所以，他家就成为我们游击队聚会、联络的据点。那时，日本鬼子经常到各村进行搜捕、抓捕八路军和游击队员。那年冬天，我和你父亲正在你爷爷家讨论、撰写抗日宣传单时，日本鬼子突然出现在你爷爷家的院子大门口,他们端着枪从院子里径直进屋了！我们手里的宣传单手稿根本来不及收藏，只要我们弯腰、转身……，日本鬼子的手就按在枪栓上，我和你父亲把宣传单攥成纸团，向炕炉灶丢过去，可是未能丢进灶坑里！日本鬼子跨步冲进屋里。如果宣传单被鬼子拿到手，我和你爸爸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只见你爷爷临危不乱、不惧，急中生智，迅速将纸团先踩在脚下，然后借助我们的身体做掩护，一点一点地向灶坑移动，乘鬼子不备，悄悄一脚将纸团踢入灶坑中焚毁啦！你想想啊，假如当时没有他那一脚，我和东初还有你爷爷早就成为小日本的刀下鬼了！所以啊，你爷爷，不仅是我们抗日战士的救命恩人，也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啊！”

 

三、父亲时任山西省沁源县一区区长

1942年，正值“沁源围困战”时期。沁源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据郝忠国、李文斌在《血染疆场张法中》里《抗战时期的沁源围困战》中记载（摘要）：

“沁源围困战”是从1942年10月20日开始的。

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疯狂地对号称“小延安”的沁源县进行报复。由于反复“扫荡”达不到目的，进而转为长期“驻剿”，企图在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

沁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空室清野”，转移上山，腾出县城、平川，“关门打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围困敌人的斗争。直到1945年4月11日，日寇被迫由援军接应，弃城逃走，史称“沁源围困战”历时两年半。

1942年12月1日，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成立了沁源县对敌围困指挥部。指挥部在马森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为密切协同参加围困斗争的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根据全县的地形及日军兵力驻扎等情况，指挥部建立起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并将全县划分为三区一镇，我父亲任一区区长。

据山西省霍县的南下干部段英力回忆介绍：在围困战初期，沁源县一万多群众为抗日大局撇下四千两百多亩土地，离开家园，有组织地转移到山庄和山上。

那时一个山庄里只有几座房子，加一起十几间屋，只能容纳百余人。时任沁源县民政局局长和一区区长的梁东初和更多的人们一样，黑夜露宿在山坡上、树林中。当时正值秋冬，遇到刮风下雪，真是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情况，梁区长非常着急，他率先提出“先打窑洞，解决住宿”，这一行动方案立刻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肯定和支持，经过大家两、三个月的努力，全县共打窑洞四千孔，小的窑洞住一家人，大的窑洞住几家人。由此，不但解决了一万多群众在山上的住宿问题，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坚定了大家与日寇长期斗争的信念。

段叔叔后来跟我说：“当时打窑洞这件事搞的很出名，你父亲在这项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4年6月我父亲提任霍县县长，段英力任秘书，王应昌（南下干部之一）负责后勤。

据郝忠国、李文斌在《血染疆场张法中》中记载：

1943年5月1日至7月2日，日军突然进驻霍登村，抓夫抢粮，进行“剿共实验”。一区委在梁区长的领导下，成立了“围困霍登指挥部”。梁东初为总指挥，张法中任副总指挥。组成民兵轮战队，配合二十五团的一个营，开展围困敌人的艰苦斗争。

同年6月16日下午，张法中同志带领民兵一个班，监视日本鬼子据点，发现一股鬼子从霍登据点武装出动，扑向我“围困霍登指挥部”。张法中下令阻击日寇，战斗挡住了敌人的前进速度，枪声给指挥部回报了敌情。最终寡不敌众，不幸身中数弹，血染疆场，献出了年仅32岁的宝贵生命。

当年9月，一区委在霍登召开庆祝围困霍登胜利的群众大会上，为纪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张法中同志，区长梁东初代表区委宣布将“霍登村”改名为“法中村”。

在此，摘要转载2020年09月21日新浪网《水依然落在佳处》文章：“法中村56岁的孟庆东不会想到，即便已经卸任村支书职务，还是要一天天坐在自家院中给一拨又一拨的游客讲述本村故事。每一次讲述，都是从村名开始。与正中村、学孟村一样，法中也是一个英雄的名字。因此孟庆东的讲述，总是带了英雄的气概。“三家村五家寨”是最早的村名，多年后，因连年干旱，不得已请来一位高人大师。大师放眼，郑重写下两个字：霍登。霍登的寓意，是让雨水降至最佳处。最佳处得了雨水润泽，必会五谷丰登。可是，到了1942年，沁源县城被日军占领了，距县城20公里的霍登也设了据点。孟庆东当时不知道，他出生20年前的1943年9月，有一个人像当年的大师一样站在村中郑重宣布：“霍登”从此改为“法中”。此人就是时任区长的梁东初。本次更名并非祈求风调雨顺，而是为了铭记一个人，一个用生命打开一个村庄新历史的人。这个人，就是张法中。”

沁源军民卓有成效的对敌围困斗争,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切｡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多次接见了太岳区党政军负责人薄一波､陈赓､安子文、刘开基等人。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沁源军民英勇斗争的通讯。其中194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致电沁源县，祝贺沁源军民抗击日军的胜利。贺电中说：“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族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二姐梁河阳讲：“文革期间，我看到父亲在‘交代材料’中写到：‘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特别是看到《解放日报》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我感到特别自豪，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三姐梁闽阳讲：“父亲生前曾跟她风趣地说过：‘抗日战争期间，在沁源县我们游击队员与日本鬼子打仗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白天忙着打鬼子，晚上就睡在山里。山坡土地当床铺，星星月亮当被盖，脱下鞋来当枕头’”。

我们的父亲具备一个优秀革命者的品格：积极、乐观、幽默、不畏艰难险阻的性格和永往直前的顽强精神。

也正是在长达两年多的沁源围困战争期间，父亲同沁源县的全体军民，与日寇进行了无数次战斗，而始终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武乡县故县村，加上日本鬼子的反面宣传，致使父亲的前妻误以为自己的男人、丈夫已牺牲在战场上。为了生存，她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改嫁他乡。

 

四、父亲任山西省霍县县长兼任独立团团长

霍县（今霍州市）位于山西省中南部临汾和晋中盆地交界，东依霍山，西跨汾河，北接韩信岭，南扼白壁关，雄踞太行吕梁两大山系隘口，是山西省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临汾市的北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霍县游击大队十年简史》记载：1945年5月，根据太岳一分区命令，以县大队、各区分队和民兵轮战队为基本骨干力量，组建了霍县独立团，县长梁东初兼任团长，县委书记郝可铭兼任政委。独立团共编三个营，人数达300多人。

据时任县委书记郝可铭在《红色记忆——霍县革命老区》中描述：1945年6月中旬，根据太岳党委的决定，他在到霍县后，和关子平、梁东初、董华生、李志坚等同志组成县委会。关子平任副书记，梁东初任县长。

当时敌人的碉堡林立，敌人的扫荡频起、疯狂、残忍。特别是南堡盘踞的日寇对我方威胁很大。霍县完全是一个游击区，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县委召开了各区区委书记会议，分析斗争形势，决定以围困南堡为重点，进行游击战争，并不断伏击敌方送给养的运输队。

1946年初形势逐渐好转。为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根据上级命令，野战部队进行扩建，由霍县独立团、赵城县独立团、灵石县大队组建起了太岳十八分区新编第七团。

在停战命令未下之前，霍县县委会接到太岳一地委和军分区的通知，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解放区的范围。根据梁东初同志的建议，城关以外都是解放区，连夜发动各村干部和群众凡可以插牌子的地方都插上解放区的牌子，这一举措使国民党驻霍县阎锡山部队暴跳如雷。

1946年9月1日，霍县党政军民在城内飞机场（今霍州一中）召开庆祝霍县城胜利解放的大会，参会群众多达两万余人。会场上锣鼓喧天，歌声昂扬。街道两边，悬旗结彩，犹如过节。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对联写的是：“解放后随随便便，乐观民主；胜利了说说笑笑，活泼自由”。大会开始，县城内人民向八路军献了一面锦旗，上书：“秋毫无犯”四个大字。会上时任县委书记关子平、县长梁东初及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相继讲话。

这一段文字是段英力在其回忆录《春秋印记》中的原文：“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霍县县委通知我们参与同蒲铁路大破袭，阻止日本鬼子逃跑。我和民政科员被抽去带领民工，按时赶到冯南垣村集合。参加行动的有县游击大队、县公安队、县武工队、四区分队以及县、区、村抽调的基干民兵及民工约400多人。关子平书记和梁东初县长分别作动员讲话。各个队伍于下午3点按照预先划定路线，分头向铁路进发，隐蔽在铁路沿线。傍晚时分，鬼子的巡逻车过后，天空升起三颗信号弹，大家迅速爬上铁路开始行动。用大铁钳拧开连接铁轨的螺帽，撬起铁轨，将枕木一层层叠起，把铁轨架在枕木上，中间填上麦杆，号声一响立即点火，霎时20里长的铁路上火光一片。县游击大队和公安队埋伏在南关和石茨炮台附近，阻击可能出动的鬼子。鬼子却如惊弓之鸟，龟缩在碉堡里，用机枪盲目扫射。

“9月初，太岳军区二十四旅包围县城，准备消灭阎锡山的顽固军。这时‘上党战役’打响，我们又撤回机关。调到县政府研究组。研究组相对独立，由梁东初县长直接领导。组长杨克（解放战争时期南下广东，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离休后定居深圳），组员五人，任务是调查落实群众反映的问题。有次调查发现五区公安助理员欺压群众，当即向梁县长汇报，进行了处理。”

  

图1为1946年9月1日霍县人民庆祝县城解放会场

  

图2父亲位二排右五

     

图3为1947年5月16日霍县群英大会留影

【图4】：我在收集、整理母亲的资料时，整理出一封史载宋叔叔于1974年5月21日写给我父亲的信｛共6页｝。我节选了信上的几句话：“……我们在沁源一起工作时，您对我的帮助至今记忆犹新。如我入党时，您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特殊义务，没有特殊权利。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句话，也一直是父亲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图4

我的母亲刘小俊于1923年9月21日出生在山西省霍县李曹村。母亲的二哥、三哥在抗日战争初期就离开家乡，投身革命队伍了。母亲受到哥哥抗日思想的影响，一直崇尚革命，钦佩抗日志士。1946年，经中共地下党参议员刘茂裕的介绍，母亲和父亲相识相处后结婚了。

 

五、父亲任河南省孟县县长

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父亲于1948年1月调到河南省孟县（今孟州市）任县长至1949年3月。据孟州市史志办原主编马殿臣在接受记者马国福采访时讲：“1948年9月16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时任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九月会议’以后，取道孟县白坡渡口，要从这里渡过黄河回到中原解放区。

“上午9时许，一辆苏制的嘎斯69型卡车开到白坡渡口。车子一停，邓小平敏捷地从车上跳了下来，同前来迎接的孟县的领导干部梁东初、席广华、席文德、薛峰等一一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头戴一顶灰色军帽、身穿半新深灰色军服、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看上去略显清瘦，却神采奕奕，十分干练。

“当时白坡渡口有6只木船，吨位都很小，装不下嘎斯69型卡车，兵站站长席广华立即组织船工，准备把两只木船并排捆绑在一起，再在上边铺上木板，好让邓政委一行尽快渡河。

“在等船的这段时间里，邓小平政委坐在河边的石头上，随手掏出携带的香烟，递给每个人一只，点燃香烟就和梁东初县长等随意闲聊起来。他一边望着滔滔的黄河激流，一边兴致勃勃地听着关于白坡渡口历史的介绍。他听到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就是在这里会盟时，他站起身来，用手搭起‘凉棚’向河对岸观望，然后感慨地讲：‘早就听讲过这段历史了，八百诸侯会盟伐纣，原来就在这里，我有幸到此一游啊！’

“梁东初县长告诉邓政委，黄河上最早的舟桥就建在东边不远的治戍渡口，古代军队过河，多是将许多木船横排在河面上，用绳索、铁链和竹竿将木船固定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造成为舟桥，过河后再将桥拆去。听到这里，邓政委眉头紧锁，陷入沉思，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梁东初县长讲：‘这个渡口位置很重要，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你们的小木船可适应不了战争形势的发展，要抓紧时间打造一艘大木船，多大呢？’讲到这时，他略停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目光炯炯地讲：‘要能装半团人、10辆卡车，战争发展很快，时不我待呀！’

“半个时辰里，船工绑好了木船，铺上了木板，嘎斯卡车也顺利开上船。邓政委和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感谢，然后走上船挥手向大家告别。”

邓政委走后，我父亲立刻向上级汇报了邓小平政委关于造船的指示意见，10月里，太岳专署直接拨给孟县13.5万公斤小米，作为造船的专用经费。父亲带领孟县民主政府组织全县的能工巧匠，赶造大型木船。经过5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木船完工下水。船长9丈6尺，宽2丈4尺，有上下两层船舱，十分雄伟壮观。听到这艘大船造成下水，邓小平亲自来电祝贺，并为它取名“胜利号”。“胜利号”大船重20多万公斤，能运载1500余人。这艘大船下水后，在黄河上南来北往，纵横驰骋，装载兵员，运送粮草，为歼灭蒋匪、解放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据曾经参加过《孟县县志》调查和编写的权会强记载：刘邓大军东过黄河的第三天，邓小平才坐船离开。为了防止特务的袭击，一同上船的有五个警卫。两个撑船的老艄公在船头议论，“自己人抢了自己人的枪，真是奇怪！”警卫员立即警觉，问起缘由。老艄公讲，3天前，先遣部队过河的时候，有个山西过来的连长拿了个装有大烟的拐杖。也许仗着自己抗日有功，对自己的下属不好。他的下属就把他拿有大烟的事情告诉了地方上的兵站，于是兵站人员把禁运的大烟没收走。这下连长恼了，集合自己的部队把兵站包围起来，把机枪架起来，还把兵站人员的抢支没收走。最后，县长梁东初、席广华等前去交涉才罢休。

据我母亲讲：“1948年初，我随你父亲到河南孟县时，住在县政府大院内的平房里，隔壁就关押着犯人，他们都带着手铐、脚镣，听见他们走路哗啦哗啦的响声。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反动派不甘心失败，经常制造事端骚扰政府和百姓。我们住的大院内，有好几次坏人朝里打黑枪。

“你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下乡，搞土改，开展工作。为了你父亲的工作需要和安全，上级给他配了两位警卫员，一位叫樊忠义，是贴身警卫员，你父亲走到哪他就跟到哪。另一位叫贾新利负责安全，他们都配有枪支。

“那时，汽车奇错，为了方便工作，国家给你父亲配备了一匹枣红马。那匹马可好看啦！每次下乡你父亲都骑着它。后来，他南下到福建时也骑着这匹马。在建设古田溪水电站时，由于交通运输设备实在太缺乏了，你父亲只好让这匹跟随他好几年的枣红马，经常帮着驮运物质设备。当年古田溪山高路险，道路崎岖，在一次运输货物中枣红马不幸马失前蹄，掉进了滚滚的闽江中，你父亲为此难过了好久……”

母亲说：“1949年3月，我带着孩子跟你父亲从孟县回到山西霍县。你父亲报名参加长江支队，孩子太小啦！我没法和你父亲一起走。他们南下后，县政府组织我们这些南下干部家属，去沁源县党校参加六个月培训班学习，学习班结束后，上级安排我到霍县二区参加妇救会工作，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六、父亲任长江支队六大队二中队队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北局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于1949年初从太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选调4000多名干部组建的一支进军福建的干部队伍。

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父亲义无反顾地加入到长江支队的行列中。

为适应一日千里的胜利形势所需，长江支队的组建从规模到建制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支队伍的干部来自山西省6个地级(专区)、30多个县、100多个区级党政军的各级领导人员。长江支队按专区设6个大队和一个支部队。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一个中队就是一个县的建制，配备有完整的县区两级党、政、群、团的领导班子，到时负责接管一个县的工作。

长江支队第六大队设有六个中队。第二中队政治部由县委书记杨浩林、县长梁东初（副专员兼）、县委组织部长悦子文、宣传部长李天瑞、社会部长康平、武装委员会主任姜怀喜、农会主席王培珍等7人组成。父亲梁东初担任中队长，杨浩林任指导员。

二中队，共107人,其中高平县籍77人。该中队以高平县干部为基础、编制上按县的领导配备，中队下属六个小队和直属小队。各小队由区委书记任指导员，区长任小队长。高平县城关区编组为第一小队，寺庄区编为第二小队，马村区编为第三小队，北诗区编为第四小队，陈塸区编为第五小队，父亲从孟县带来的十几位干部编为第六小队，县直单位的各级干部编为直属小队。

 

七、父亲南下征程之一，启程——南京

1949年3月10日，二中队的全体南下同志在革命老区太岳军区所属的高平县岳王庙集中，进行思想动员。大家听了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号召，情绪高昂,党的召唤催人出征,激励着革命志士勇往直前，时刻准备着为全国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3月14日，山西省高平县委、县政府为南下同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送会。会后，在父亲和杨指导员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六大队二中队从高平县出发，从此告别了家乡，开始踏上了南下征途。

次日到达长治，与其他大队南下干部汇合了。

长江支队受到长治地区领导的热情接待，太岳区党委和行署领导牛佩琮主任、郭钦安部长亲临欢送。

3月16日，南下支队过黎城出东阳关，这是山西与河北省交界的一座雄关，又经涉县后到达河北省武安县城。

武安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南，集中在这里的太行、太岳两大区的南下干部有3000多人。

南下途中，经历过三次集中学习，在武安县是第一次集中学习。

华北局的领导给大家作了热情洋溢的的报告，介绍了全国大反攻和解放战争的形式等。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军训，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认清了形式，明确了南下的任务。同志们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下定决心奔赴征途。

为了长途行军的需要，组织上给每人统一发了一套灰布军装、一套白色内衣、一床蚊帐、一块油布、一顶草帽、一条毛巾、一双布鞋。这就改变了原来五颜六色的衣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书上签字，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一、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狮过长江。与此同时，长江支队也接到上级通知：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发。

武安县城沸腾了，驻地的机关团体都在准备欢送，各大队都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了行军动员。

4月24日凌晨，长江支队天不亮就起床，穿好军装，打好背包，洗漱吃饭，天亮后整队与大部队集中。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之后，一支装备整齐、浩浩荡荡的干部队伍，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南下的征途中。行进途中传来前线捷报：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渡过长江，昨天（23日），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了。同志们听到这一重大胜利消息，个个情绪激昂，掌声歌声此起彼伏，行军的劲头更大了。

4月28日，行军经邯郸、磁县、汤阴、安阳边境（县城被解放军包围尚未解放）等地时，看到了太原解放的号外，大家更是欣喜若狂，仿佛看到红旗插遍了全中国。

5月7日到达蚌埠后又渡淮河，在滁县停留几天，又接到继续南下的命令，由于铁路中断，二中队步行一天，行程120华里。

5月18日18时赶到了南京对岸的浦口镇，看到了古都南京，大家无不欢欣雀跃，急行军的疲劳立即消除。因长江渡船少，二中队登船渡江时，太阳已落西山，上岸经下关进挹江门，此时中山路已灯火通明，六大队就驻扎在伪行政院对面的交通部大楼。南京古称金陵，又名建业，六朝古都，地势险要，历史上几次南北割据，它都是南方统治者的京都。

按照上级部署，长江支队在南京进行了第二次集中学习培训。在培训初期，上海还未解放，为了支援前线，六大队全部划归华东支前委员会（简称华支）领导。华支是三野的后勤部，六大队全部换上黄军装，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华支”臂章，聆听了宋任穷等领导同志的形势报告，开始学习城市、粮食政策和支前工作，准备分头下乡征粮，支援解放大上海。长江支队的其他大队已向苏州开发。大约学习了一个星期，上海解放了。此时形势发展一日千里，我军节节胜利，急需大批地方干部随军进行挺进，上级又命令六大队赶往苏州，仍归属长江支队。

 

图1父亲（位前排左四）和队员们合影

图2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支胸章

 

八、父亲南下征程之二南京-—福建沿途

长江支队到苏州后，二中队驻在苏州城郊吴江县劙口镇，在此，领导根据中央指示要二中队继续进军福建。这一突然变化大家感到意外，因为过长江以来一直传闻是在京（当时是南京的简称）、沪、杭三角地区工作。经过大队、中队、小队各级领导的动员，学习讨论，大家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京、沪、杭已经解放，地方工作已有人接管，我们就应该服从命令听指挥，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战斗。

大家都表了决心，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党中央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福建是东海前哨，斗争艰苦复杂，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这些人去。党信任我们，我们绝不辜负党的期望，一定要把老解放区的光荣传统带到新区去。

过去大家对福建非常陌生，这时都争阅福建地图，研究该省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进而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

7月13日，离开江南鱼米之乡继续向目的地前进。在进军福建前组织上又派来部队转业干部5名加入二中队。

在此期间，杨浩林同志奉命率少数同志赴上海带领南下服务团，地委派来的民运部长侯景域同志暂代杨的工作，父亲便与侯景域同志带领全中队继续南下，到达福建省宁德县不久候景域同志就回地委工作。

从苏州到嘉兴的铁路中断，步行了三天到达嘉兴市，休息二天后，又乘火车向杭州方向挺进。快到杭州时突然遭敌机偷袭，听说别的大队有三位同志中弹牺牲，有五、六个同志受伤。二中队在后面车厢，只见车头甩下车厢开走了，一架敌机在头上盘旋扫射，二中队同志们在父亲的带领下，都临危不乱，秩序井然地隐蔽疏散。经历重重艰险困苦，他们到达靠交通工具南下的终点站——浙江省江山火车站。此时福州尚未解放，二中队就在江山县大埂村休整待命。

江山县位于福建与江西、浙江交界处，也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和毛森的故乡，有较强的反动势力基础，加之刚刚解放，还有散兵游勇（据说国民党一个师在这里被打散了），山上又有土匪，他们相互勾结，持续袭击、谋杀我们的工作人员。下乡帮助催粮的同志被杀害，在河边洗衣服的同志被偷袭，到树林中解手的同志被抓走。因为这时的主力部队已进军福建前线了。鉴于这种情况，领导上决定长江支队组织武装班，搞好自卫，大队还从部队运回一批枪支弹药，每个中队抽出几位身强力壮、意志坚定，有一定武装斗争经验的同志组成武装班，保卫全队的安全。

当时正值三伏天，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讲，酷热难当，加上长途行军跋涉，连续疲劳作战，许多人生了病。当时，一个大队才配两个卫生员，又没多少药品，医疗条件很差，看一次病要走好几里路。这就更加重了一些人的思想负担。在这种艰苦条件下的困难时期，父亲充分发挥其他领导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率先垂范，时刻关注同志们的思想动态，及时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白天出门要几个人一起去，晚上安排站岗放哨，在江山县休整了十多天，经过上级领导的周密部署，确定了每个大队、中队的工作地区位置，准备进入福建后以大队为单位，各自奔赴接管地区。确定一个中队接管一个县。

 

九、父亲南下征程之三---胜利进军福州

1949年7月下旬，支队终于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大队、中队进行紧张的动员，准备出发。个人所带的物品再次进行轻装，规定不得超过7斤。

7月31日，二中队从江山县的大埂村步行出发进入闽、浙、赣交界的仙霞岭山区，福建当时没有铁路，由浙入闽只有从江山到浦城一段单车道山区公路，长江支队就是沿着这条公路入闽的。在这条蜿蜒曲折坎坎坷坷的公路上，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向福建进发。一些生病的同志由大队组织了留守处，留浙江省江山县城关休养。闽北山区山高水冷，大队分发了生姜、红糖，进入仙霞岭深山峻岭后，每天熬喝一次姜糖水防病。这时解放军已打进闽西北，他们离长江支队很远。这里重山峻岭，沿途附近的山中还有国民党残匪试图袭击骚扰，大队发了自卫枪支，各中队的武装班全部真枪实弹走在每个中队的前列，以防匪特袭击，保卫行军安全。

时值盛夏，烈日如焚，路上的沙砾闪烁生光，冒起一股股热浪，蒸腾逼人，火烧火燎的使人感到窒息。这是南下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大家挥汗如雨，浑身湿透，个个都走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许多同志中暑，拉肚子，打摆子（疟疾）。

二中队病号达半数以上，父亲和中队委的其他领导都让出自己的马匹，给同志们驮行李，这也只能减轻少数体弱病残同志的负担，大部分同志仍自己背着行李拄着拐杖坚持前进，或由同志们搀扶着走。这对于没有经过山路锻炼的北方同志来讲，无疑是十分艰难的。经过5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达福建省最北面的浦城县，后又经水吉（已撤县制）、建阳等县。

8月上旬,随十兵团到达福建省建瓯县。长江支队从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动身，历时六个月，途经晋、冀、豫、鲁、皖、苏、浙、赣8省43个县，跨越千山万水，行程五千余里。至此，终于胜利完成了南下征程。

可是，就在此时，父亲接到上级指示，另有重任，不得不离别了与之朝夕相处的长江支队。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了。同志们欢呼雀跃，整理行装，准备赴省会福州市参加长江支队会师大会。而此时此刻父亲已受命来到了古田溪水电站，被任命为军事代表。

据长江支队五大队的南下干部段英力在《红色记忆》中讲：“在赶往莪洋上船的这天，大队安排了几辆汽车，陆续从古田送往谷口，由于我们第五中队是全大队最末尾的一个中队，所以安排最后走，哪知汽车没有了。步行赶去，需要两天时间，这样就会耽误坐船。大家都很着急，我们打听到古田水电站有汽车，就跑去找原霍县县长梁东初（梁东初当时已被派去接管古田水电站了），才借来了一辆汽车，及时登船和全大队一起抵达福州。”——这可能是父亲为长江支队做的最后一次贡献吧。

8月下旬，支队决定六大队负责接管闽东，即当时的福安地区，二中队接管福安地区的宁德县。

9月13日二中队从福州出发奔向宁德县。福建省东临大海，自古以来，海上交通十分发达。但是国民党军残部仍盘踞马祖列岛，双方敌对隔海对峙，时有战事，海道中断。二中队同志们只得乘船至连江县琯头镇，换海轮出闽江口北航，一百多公里路，走走停停。

9月19日才到达目的地——宁德县城，完成最后征程。

初到福建宁德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县委书记杨浩林，县长杨杰、秘书朱壮英、社会部长康平、组织部长 悦子文、民政科长王秉太、宣传部长李天瑞、武委会主任姜怀喜、农会主席王培珍、县委秘书秦新民。

南下进福州后，梁东初县长留省委待分配工作。杨杰同志在宁德任县长不久，就与当时福安县长黄垂明对调。

4000多人的长江支队抵达福建后，都按原计划分配到各市（县）、地区开展地方行政管理工作，唯有我父亲被上级提前挑选出来接管古田溪水电站。

这很可能与父亲在河南孟县黄河边同邓小平政委的谈话及造船有关。父亲具有文化水平、知识面广、熟悉黄河、了解水系、工作作风热情、雷厉风行，这都给邓小平政委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就把国家十分重要且唯一的古田溪水电站委以父亲接管。

从此以后，父亲就离开了地方行政领导岗位，而与全国大型的水力发电工程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以后，父亲就离开了地方行政领导岗位，而与全国大型的水力发电工程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的前身

抗日战争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与福建省建设厅就有开发古田溪等水力资源的计划。

1946年5月，福建省建设厅组织勘测队，勘测古田溪水力资源。

1947年1月福建省建设厅在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的指导下，编写《古田溪第一段水力发电工程计划》，5月10日编制开发工程概算。10月设立古田溪水力发电工赈工程处，负责施工前准备工作。

1948年6月5日，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处长发布训令：令主任工程师覃修典等筹组古田溪工程处。7月1日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隆重成立，任命覃修典为主任，朱宝复任副主任。

1949年2月，由于经费无着落，只完成少量施工用房和一小段进场公路，前期工程被迫停工。

1949年6月14日古田县解放，旧中国开发古田溪水力资源的计划画上句号。

 

十一、父亲接管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

1949年6月14日古田县解放，同年8月9日，驻扎于福建省建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军事管理委员会发布委令：“兹委梁东初同志为古田军事代表仰即到职视事为荷此令”。

父亲奉命于当天率潘仲鱼、窦章桂、殷孝友、陈心湛及随行人员樊忠义和贾新利以及张鹏等十多人和一箱钞票，在朱宝复的陪同下，乘车到达古田溪工程处所在的半坑亭，着手接管准备工作。《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志》第四节“企业领导体制”中记载：

1949年8月由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代表接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古田溪工程处，建立并命名为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原工程处正副主任留用。领导体制以军事代表为企业核心，工程处的生产、经营、政务等活动，统由军事代表指挥。

1949年8月10日被历史确认为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1956年工程处改为工程局）的诞辰日。

1949年8月14日，父亲函告古田县人民政府，通报他尊照建瓯军事管理委员会的委令，于8月10日抵古田县工程处“到职视事”（见影印件）。同时成立工程处党支部，最初党员仅14名，支部活动是秘密的，党员的身份不暴露。父亲为该工程处的第一届党支部书记。

 

图1父亲到职视事的影印件

【图2】：据《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志》记载父亲任支部书记。

 

图2父亲任党支部书记

                 

 

 

 

 

                                                        

图3父亲和覃修典、朱宝复合影            图4

母亲对我讲：“1950年，上级安排南下干部家属随其丈夫赴福建省。你父亲的警卫员樊忠义负责回山西省来接我和孩子。从霍县出发，坐人力车、汽车、火车、乘船，还得经常徒步行走，经过很多天的艰难行程，终于到达福建省古田县。到古田后，‘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安排我去人事部门上班，你爸不同意，要让我去图书馆工作，就因为这，我就和资料管理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

 

十二、父亲领导建设曹洋溪水电站

为了方便阅读，先将父亲1949年8月至1956年在古田溪工作时的职务介绍一下：

·1949年8月10日至1952年11月26日，父亲任军事代表；

·1952年11月至1953年6月，父亲任工程处监委（原派驻企业的军事代表改为工程处监委，代表福建省人民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督和领导）；

·1952年12月7日至1954年11月19日，父亲任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101工程处监委、副处长；

注：1952年12月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成立。因为古田溪水电站工程被国家计委列入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中第101个项目，所以，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改称为“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101工程处”。

·1954年11月19日至1956年3月20日，父亲任燃料工业部古田水力发电工程处和电力工业部古田水力发电工程处处长。

 

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是集勘测、规划、设计、施工为一体的水电建设企业。新工程处成立后，不断招集原工程处的人员归队，到1949年年底相继归队的工作人员有48人，使总人数为95人，其中干部45名，固定工人39名，临时工11名。

当时工程处机构设置为：第一工务所、第二工务所、工务课、器材课、会计课、总务课、机电测量队及福州办事处。

1949年9月1日，为解决古田溪水力发电站大规模施工的动力电源问题。首先要在下游修建一座小水电站——曹洋溪水电站。父亲同覃修典、朱宝复向福建省党政军张鼎丞等领导汇报古田溪水电站施工计划，建议在附近先建曹洋溪小水电站，以解决古田溪水电站施工的能源动力，该建议得以采纳。

据原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职工吴有青同志在《中国水利发电史料》1996年1期撰写的《怀念梁东初同志》的文章中讲：

“我有幸在东初同志领导下工作了六个年头。他对工作严肃认真，极其负责，作风民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重视调查研究，正确掌握方针政策。

“他处理问题沉着稳重，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爱护同志，关心群众。他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善于放手和支持干部工作。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难得的好领导，是我的良师益友”。

1949年10月12日，曹洋溪水电站（当时称为曹洋溪营造动力）动工兴建，它是在缺乏资金、材料，没有电力照明和施工机械的情况下开工建设的。

吴有青讲：“东初受命于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刻。当时是‘六缺’即：资金缺、技术工人缺、技术干部缺、管理人员缺、建筑器材缺、施工机具缺，可以讲是样样都缺，困难重重。

“东初同志深知是受党之托，人民之托，再困难也要承担。他以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一个领导干部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全体职工顽强拼搏。施工用的曹洋溪水电站，在古田溪下游的一条小支流曹洋溪上，那里地处偏僻山沟，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工作条件相当艰难，且当时在场的同志谁也没有建设水电站的实践。东初同志紧紧团结依靠广大工人和技术干部，艰苦奋斗，夜以继日地工作。”

兴建曹洋溪水电站，全部是人工运作，坝基开挖和堆筑围堰用农用水车排水和水桶戽水，夜间用煤油灯点火作施工照明。基础开挖、采石备料，人工打炮眼，用八磅大锤和钢钎打孔，用导火索、黑色炸药人工点火放炮，土箕挑运、人工扛抬出渣，仅抬石头的工人，高峰时达到1000人。父亲经常亲临施工现场，与工人们一起劳动。当时国家钢材奇缺，曹洋溪水电站以木代钢建造拦河坝和输水管，建设一座木框填石坝。在施工初期，许多工人翻山越岭进入施工现场，另一部分职工用人力凿岩开山，修建通往厂房的简易公路。

1949年冬，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支持下，购得两台美国制造的200千瓦卧式水轮发电机组，从上海装车，运至江西上饶站卸车，再改用5辆汽车运抵曹洋溪水电站工地（当时福建未建铁路）。那时由于社会治安十分混乱，运输还要派武装军警押运。

1950年4月30日，在父亲和其他领导的带领和指挥下，经过200个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曹洋溪水电站终于比原计划提前半个月建成并发电了。电站虽小，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水电站，两台机组总装机容量400千瓦，这在解放初期是自动化很高的电站了，它是古田溪电厂建设初期动力供给电站。曹洋溪水电站的建成发电，为古田溪电厂的开发，积累了大量施工经验并奠定了良好的建设基础，它所创造的施工经验和艰苦奋斗精神，对我国水电站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图1父亲坐在工地的石头上    图2在工地，父亲位前排右一

 

图3为木框填石坝

 

图4职工们参加庆祝大会

 

曹洋溪水电站的投产发电，充分体现了工程领导和建设者群策群力、艰苦创业、开拓奋进、白手起家的顽强精神。得到中央燃料工业部的贺电，也得到第一次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1950年8月）的表彰奖励，并为古田溪工程处颁赠“群策群力”的锦旗一面，以资鼓励。

各级领导对曹洋溪小水电站成功发电的表彰，是对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所有职工顽强拼搏的革命干劲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父亲的领导才能和工作业绩的充分肯定。

曾先后担任福建省副省长、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在《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志（序）》中讲到：“建国初期，我对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特别了解：他们既有移山填海、雷力风行的英雄气概，又有一丝不苟、精雕细刻的实干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曹洋溪水电站提前发电，简直是奇迹，名垂史册”。

在此期间，由于福建省地处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全省还有残留国民党军队、土匪、特务等反动组织等10多万人。由于古田地处贫困山区，加上旧社会反动政权的掠夺和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贫穷，社会治安混乱。国民党和土匪等敌对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把破坏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作为重点，经常进行轰炸和抢掠。

1950年3月，一伙匪徒持枪到工地抢劫了四户职工，给广大群众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也间接影响到工程建设。为了保障水电站工程的顺利推进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年8月，古田县人民政府派出警卫部队进驻曹洋溪、古田溪水电站工地。

【图5】：曹洋溪水电站的提前建成，荣获第一次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表彰并颁赠的锦旗。曹洋溪水电站面貌。

 

 

图5锦旗和曹洋溪水电站

 

图6水电站职工们与“群策群力”锦旗合影父亲位前排右二

 

十三、父亲领导建设古田溪水电站一级一期工程（引水隧洞）

在建设曹洋溪水电站的同时，父亲不仅担负着企业总指挥的重任而且兼任施工室主任，林枫、谭靖夷为施工室副主任。

1951年3月1日，经过紧张筹备，古田溪水电站一级一期引水隧洞工程开工建设。

隧洞设计从海拔1629米的塔山底下通过，地质构造十分复杂，当时非但没有从事过此项工程的技术人员，而且省内、外也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只能自力更生，一切从零开始，摸索前进。

如何打通1920米长的隧洞？这是摆在领导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吴有青讲：“东初同志呕心沥血，紧张工作，精心指挥，组织施工，时刻掌握施工进度情况，无论白天黑夜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隧洞开挖，风钻机打不出炮孔，岩石也难以炸下来，刚开始平均每天仅挖进20厘米左右。然而，东初同志并不气馁，他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一方面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他讲：‘我们能用机械钻孔，并把洞内的石头炸下来就是胜利，石头炸下一块就等于前进一步。隧洞是一定要打通的，也一定能够打通。’另一方面他深入现场和工人、技术干部一起找出问题、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制定措施，摸索前进，终于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采取从引水隧洞的两头同时挖进。”

吴有青讲：“东初同志的工作是扎扎实实的，从不乱指挥，他很少坐办公室，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地现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对干部也是这样要求的。有一次一位干部下工地回来，东初问他：‘你去工地发现了什么问题？了解到什么情况？你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位干部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东初同志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干部讲：‘去工地的目的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工地遛一遛就回来，可不要做工地的二遛子呀，工人是很讨厌这样的干部的。’”

“东初讲的‘不做工地的二遛子’对我们震动很大。隧洞开挖一段时间卡钎严重，直接影响进度，东初同志要求我和工会主席徐承秀同志去调查。我们就同风钻工一起劳动，对风钻手工操作钻机每一个动作，每钻一个孔，每换一次钎，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卡钎，工人是如何处理的等等都一一做了比较，深入调查了解并详细记录，尔后向东初同志作了汇报。最后召开会议，宣布改进措施，卡钎现象就少多了。”

由于隧洞工作面窄小，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风钻开动后粉尘弥漫，水雾横飞，操作风钻的同志一个台班下来，全身里里外外都湿透了，满脸满身全是石渣粉末。

如何解决放炮后的散烟出洞、出渣和打钻时的正常通风。面对这些新的课题，父亲与职工们集思广益，吸收了10余名解放前在浙江长兴煤矿失业的老工人，他们曾下井采煤，打过风钻，放过炮等，另外请一位过去曾在日本的铜矿打过架钻的工人彭长修，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当师傅，经过一系列安全教育和反复研究实践，并采用水钻打眼，防止矽尘作业，施工安全有了保障，使隧洞开挖顺利推进，开挖进度不断刷新。

1952年9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创出我国解放初期水电系统月掘进202米的最高纪录，同年底，引水隧洞凿通。

时任福建省工业厅厅长梁灵光说：“古田溪水电站一级一期工程于1951年3月1日动工，揭开新中国水电建设的序幕。电站主体工程引水隧洞全长近两公里，洞径5米（衬砌后直径4.4米的隧洞），是当时全国开工最早、挖掘最长的地下工程。1952年11月25日提前挖通全国最长（1920米）的隧洞，经仪器测量检查，两头对接上下没有偏差，边侧仅偏6厘米，达到设计要求，其精确程度不言而喻。”

1954年底隧洞工程全部竣工。

有人曾疑惑，父亲原是一个外省的地方行政干部，是如何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那么短的时间内，让工程处的原国民党技术人员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指挥，并与广大职工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

听母亲讲，在古田溪工作初期，父亲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压力非常大。但是父亲个性很强，从不屈服，他特别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官架子。在工作中，他以身作则，经常亲临施工现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虚心学习请教，不断积累掌握工作经验，处理问题沉着冷静。在技术管理方面，父亲尊重科学，尤其尊重人才，信任和支持干部工作，勇于承担责任。

父亲还大胆重用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任的技术干部覃修典主任和朱宝复副主任等，经常同他们讨论工作，研究问题，并充分尊重他们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让他们放手大胆工作(正因为如此，父亲后来被戴上“右倾”帽子)，使他们时时感受到党和祖国是欢迎和需要他们的，不仅有效地拉近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旧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而且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建设祖国的干劲，使他们心甘情愿、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中。

同时，父亲还经常派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任干部去北京等地开会、学习、受教育。在生活管理方面，父亲对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非常关心和照顾，即使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尽可能的给他们的家庭配备伙夫和保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工作。

母亲说：“咱们家与覃修典和朱宝复都是邻居，覃主任的儿子小名叫龙龙，很淘气。朱副主任有个女儿，梳两条小辫子，很可爱。你父亲很喜欢小孩，对他们的孩子也特别喜欢，经常买些糖果、点心分给他们吃，有时还和孩子们一块做游戏。使几个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的太太都有文化，个子高挑，长的很漂亮，很爱打扮，常穿旗袍。”

母亲说和她们在一起时，总感觉自己穿戴的挺土，但与她们相处都很融洽。

父亲正是以他正直无私，虚心好学、诚恳待人的人格魅力；以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红专兼具的职业道德；以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优良品质，团结带动了广大干部和职工保障了各项工作的进展。

1952年12月，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成立。同时，古田溪水水力发电站被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101号重点建设项目，由此，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改称为“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101工程处”，由燃料工业部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直接管辖。

1953年2月5日，燃料工业部任命覃修典、梁东初为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同年4月6日，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改名为“水力发电建设总局”。

同年6月18日总局任命梁东初为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兼101工程处副主任。

 

  

图1父亲在大会上讲话

 

图2代表大会合影

 

图3为1952年父亲位二排右三

  

图4和图5父亲（左一）与苏联专家在古田溪水电站工地             

 

十四、父亲领导建设古田溪地下发电厂

古田溪水电站地处福建前线，五十年代初期，因朝鲜战争爆发以及福建与台湾军事对峙，美蒋飞机经常骚扰空袭。1953年4月间，半坑亭厂房工地遭到台湾国民党飞机机枪扫射。为了战备形势的需要，确保电站安全，福建省副省长梁灵光讲：“福建是前线，国民党的飞机正在不断轰炸沿海城镇，我们的空军还没有进驻福建，如果电站的机房摆在露天之下，国民党军飞机很容易发现目标，一下就被炸掉了。我们只有这么一个电站，一炸掉全省就要停电，那么损失就太大了。

“水电站的筹建处主任梁东初是华北下来的一个军队干部，原来不是搞水电的，经过几年摸索，对打山洞掌握了一套技术和经验。总工程师覃修典，是留学美国的一个水电技术专家，在国内很有名气。他们手下有3个很得力的工程师——朱宝富、杨德功、李景沆，都是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当时应华东局的调派，到福建来参加古田溪水电站建设。建议他们重新研究设计一下，把发电厂搬进山洞。他们经过研究以后，认为我的建议是可行的，决定改变原来的设计方案，把发电厂搬进山洞。我报告叶飞上将，他表示同意。”

按照梁副省长的指示，1953年12月福建省工业厅101工程处自行设计的古田溪水电站地下厂房开始开挖。该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在我国尚属首创。

地下厂房，位于古田溪右岸版坑亭处的岩洞中，全长83米，宽12.5米，高29.5米。包括主厂房与辅助厂房，厂房正面有运输隧洞，全长140米，接通对外公路。南面辟有（电缆）出线洞，全长170米，地下厂房一次开挖完成。

建设地下厂房比露天厂房要复杂得多，工程除了主、副厂房、出线、运输洞外，还有鼓风房、闸门井、尾水管等约100个分项目，施工项目繁多，施工手段、技术难度很大。

吴有青讲：“地下厂房交通洞开挖时，有一天深夜由于运转工操作失误，卷扬机钢索折断，六部斗车从洞口冲向洞内工作面，致使六、七名工人受伤。东初同志闻讯后立即赶到出事现场，指挥抢救伤员和安排恢复生产，一直忙到凌晨，他顾不得休息又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分析事故原因，并提出防止事故发生的具体措施。他对工作就是这样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吴有青讲：“东初同志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风钻工在开挖隧洞、地下厂房时，洞内工作面水雾石粉弥漫，钻机凿岩声震耳欲聋。进洞时一身干，出洞时满身满面石渣粉末，一身里里外外湿淋淋的。东初同志为了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不知操了多少心，他专门派工会负责人王玉同志去上海，请厂家专门为风钻工设计既是工衣又能防水的工作服。当工作服从上海运回来发给风钻工时，职工们欢天喜地高兴万分。工人们穿着工作服成群结队喜气洋洋步行七公里到古田县城照相，个个激动地讲：这是党对我们的关怀呀，照个相永远留念吧。”

吴有青讲：“我们这些干部从原来“供给制”改为“包干制”，每月津贴费12万元旧币（约等于现在的12元），除了每月伙食费和零用钱外就所剩无几了，要做一件衣服是困难的。当时我们也都没有什么衣服。这个问题东初同志一直挂在心里，有一天他对我讲：‘小吴，我已经给总务科谈了，你去总务科剪一块布，去做一套衣服吧。’当时我感动万分，布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粗布，但这是领导对下级的关心呀，穿起来觉得特别温暖，可是东初同志自己却穿着补丁的衣服。东初同志对大家是关心备至，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而且在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上他都关心到了。”

父亲非常睿智，独具慧眼，在众多的人群中，他能很快地发现人才，并加以重点培养委以重任，大胆启用。

据《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文中记载：1954年秋天，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王鲁南院长和福建古田溪工程处党委书记梁东初为青年工程技术人员谭靖夷的去留问题产生分歧。全国解放不久，为了国防需要，国家水电总局从古田溪工程处抽调了60余名技术人员进京。一年后，北京相关新建项目首期设计任务圆满完成，为加强北京设计院力量，总局决定将抽调的60余人全部留下。

听到消息，父亲匆匆赶到北京，对王鲁南院长讲：“别人都可以留下，但谭靖夷得回古田，不然，就任我从北京院挑选三位工程师。”因为早在1950年时，父亲就发现谭靖夷独具特色，任命他为施工室副主任，作为自己的副手，在工作中言传身教，有意培养锻炼他。而今，自己的得力干将就要被挖走，当然着急了。在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去留由谭靖夷自己选择。走，还是留？虽然留在北京条件远胜工地，但谭靖夷最终还是决定回古田溪。

在古田溪以及以后的岁月里，谭靖夷就像一匹奔驰的千里马，驰骋在祖国水力发电的大江南北，为国家的水电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如今，当年的“施工室副主任”谭靖夷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相信，父亲在天之灵知道的话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1954年11月19日，福建省工业厅转省委组织部通知：任命梁东初为古田水力发电工程处处长，张加清为副处长。同年12月，古田溪一级水电站地下厂房完成开挖。

1955年3月至12月地下厂房交付安装，厂房100多项建设工程及各项结构物资装修全部完成。

【图5】：为《中国水力发电史料》1996年1期封面。

【图6】、【图7】、【图8】：为《中国水力发电史料》1996年1期中吴有青文章“怀念梁东初同志”全文。

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对作者吴有青叔叔表示衷心的感谢！

 

 

 

 

 

 

图1地下厂房开挖初期

 

 

 

 

 

 

 

图2地下厂房开挖中期          图3地下厂房挖通

 

 

 

 

 

 

 

 

图4为一级电站地下厂房入口

图5

图6吴有青的文章

图7吴有青的文章 

图8吴有青的文章

 

十五、古田溪水电站成功发电

1956年2月2日，在各级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在父亲的直接带领下，经过全体职工多年的艰苦奋战，古田溪水电站一级一期工程2台6000千瓦机组充水正常运行。

为庆祝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和自行制造设备的水电站建成发电，国家电力工业部、全国电业工会、铁道兵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及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等分别发来贺电贺信，送来锦旗。

1956年3月1日，古田溪水电站终于成功发电了。电站工地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福建省党政军领导和中央电力部代表，苏联专家及福建省各部门、党派、团体代表200多人和电站建设者2000多人参加庆典。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江一真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时任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为电站剪彩。

同年3月7日《福建日报》发表题为“庆祝古田溪水电站第一期工程竣工”社论。

古田溪水力发电站是由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安装的水电工程，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列入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古田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座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325平方公里，总库容约6亿立方米，坝型为混凝土宽缝重力坝，坝顶高程384.5米，坝长412米，最大坝高71米，在电力生产蓄能、调峰和闽江下游防汛、防洪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共和国百废待兴，中央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将古田溪水电站列为全国第“101”个重点建设工程。从此，地处福建偏僻山区的古田县名扬全国，成为国人瞩目的水电大县。

古田溪水电站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水电站，是我国最早自行设计、施工和制造设备的一个水电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1956]电基水工字第164号文）。

古田溪的成功发电，不仅标志着新中国水电事业发展的新水平，更为我国水电工程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101工程处）就像一所大学校，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学习、锻炼、深造，然后又被派往全国各重点水电建设工地，他们大多数在不同的地区和岗位担任领导或技术骨干职务。古田溪就像播种机一样播撒水电工程技术人才的种子，水电站也被誉为新中国水电人才的摇篮。父亲不愧为我国第一批水力发电的开拓者、建设者和奠基人。

1949年8月至1956年，在这六年期间，父亲参加领导建成的古田溪水电站，创造了五个全国第一：

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梯级水电站；

解放后全国第一个开工的重点水电建设工程；

建成了当时国内最长的引水隧洞1920米；

创造了当时国内水电建设月掘进隧洞202米的最高纪录；

建成了全国第一座地下厂房。

图1、图2为地下厂房内安装的发电机组。

 

十六、发展壮大的古田溪水力发电队伍

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总人数由1949年底的95人发展到1956年的2635人，其中干部528名，工人2107名。

管理机构设置为：技术室、施工室、劳动工资科、干部科、保卫科、教育科、机械科、机电科、供应科、检查科、计划科、财务科、秘书科、行政科、卫生科15个科室。

生产机构设置：土木建筑队、机械工厂、曹洋电厂、机械开挖工程队、混凝土工程队等5个单位。

党群机构设置：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团委、工会。

1949年至1956年，父亲作为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的主要领导者，他在做好工程建设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职工子女的培养教育，以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

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地处偏僻山沟，离县城较远，职工队伍的迅猛增长，使职工子女的入托和上学问题日益突出。父亲安排后勤部门，就地成立了水电站的托儿所。

1952年创办“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职工子弟小学校”，该校为水电建设队伍的职工子弟就读而兴建，仅有6名教师。由于当时为解放初期，学校教师特别缺，父亲就充分调动原国民党留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动员他们的太太（她们大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出任子弟小学教师，其中工程技术人员李金海的太太汪季耀就来到学校任教。

二姐梁河阳告诉我她的童年经历：“咱父亲对单位的各项管理工作都很重视，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参加单位的各项活动。记得1953年儿童节，托儿所表演节目。在拔萝卜节目中，我扮演老太婆，当时我掂着脚，抻着袖子，伸长下巴上台了，那形象逗得台下哈哈大笑，我走了大约10米，一眼看见爸妈坐在第一排，高兴地笑着。于是，我忘了一切，喊叫着：‘爸爸、妈妈’，就跑到舞台边上吵着要回家。当时咱妈一个劲摇手，不让我过来，咱爸赶紧走到台前，要我听老师话，继续演拔萝卜，答应演完就可以回家。”

二姐梁河阳说：“1954年时我六岁就开始上小学了。当时我们学校在家对面的半山腰上，一排平房，周围都是防空壕。那时，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只要一听见警报声，我们就赶紧躲进去。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学校被炸塌了，好在是星期天，没伤着学生。随后学校放假了。我一个人曾偷偷地到学校去，看见教室没有屋顶了，被炸断的屋脊大梁斜插天空，到处是破砖烂瓦、碎玻璃，根本看不到其他人，我突然害怕起来，赶紧跑回家。在上二年级时，新学校搬到一个山坳里，是楼房，很漂亮，大树遮天蔽日。”

1955年10月到1956年12月，这期间古田溪水电站取得的显著成绩，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父亲受中央电力工业部的指派，到苏联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水电部考察实习。

 

图1父亲位前排左三

 

图2父亲在前苏联考察学习，位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