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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闽浙边界惊天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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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烟云淡如水

事业千秋重于山       

 长江支队南下入闽,选择前方,风雨兼程,队员中有许多人连背影都未曾留下……他们生前得的勋章很少,而肩负的责任很重。为祖国海防对敌斗争,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而倾注全力,用生命演绎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故事。


1949年6至7月,以三野21军63师参谋长李光军率领189团,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从温州入闽,先后解放了福鼎、柘荣、霞浦、宁德等地。另外,以傅绍甫率领31军93师从泰顺进军闽东,先后解放了寿宁、福安等地。从而扫除了东翼的大部障碍。此后,189团撤至闽浙边界的福鼎县。


       1949年9月19日,长江支队第六大队抵达赛岐,与黄垂明(宁德人)带领福安县人民民主政府干部以及闽东游击队1000余人,在赛岐胜利会师。

        9月20日,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并正式宣布成立以王毅之(沁阳人)为书记的中共福建省第三地方委员会(11月改称中共福安地方委员会),作为福建省委在闽东的派出机构。

        24日,会师大会结束之后,第三地委第一次扩大工作会议在赛岐镇的天主教教堂里召开。地委书记王毅之向大会作《关于情况方针与任务的报告》,并作了当前工作部署。

        这次会议连续开了8天, 9月28日会议结束。会议期间,根据福建省委和福建军区的指示,成立福建省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挺(福安人,原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师师长)、政委王毅之。


    从 9月25日起,党、政、军机关先后进驻福安县城。

       9月28日,第六大队各中队徒步奔赴岗位,与各县地下党、游击队会师,组建县政权机构开展工作。

       11月,成立福安专署党组、公安局、民政科、财政科、人行专区专行、司法科等13个工作机构。专员康润民(清涧人)。福安专署下辖宁德、福安、福鼎、霞浦、寿宁、周宁、柘荣7个县。


第六大队进入闽东后,战争依然继续,国民党盘据闽东沿海的西洋、浮鹰、北礵、台山等岛屿。

       1950年1月,陆军二四九团进驻闽东协助福安军分区剿匪。2月,第三军分区警备团在福安县城组建,共691人。

       同年,解放军第七十四师二二二团奉命由海上乘船入闽,在由温州前往福建三都澳途中,以一个营的兵力向占据浮鹰岛的“福建海上保安纵队”所部海匪发起攻击,毙匪5名,俘匪71名,缴获各种枪187支。盘踞西洋岛之敌匪闻讯后逃往白犬岛。

        6月,霞浦县民兵一千多人分乘75艘渔船,向盘踞东安岛的海匪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俘匪13名,解放该岛。

        7月31日,解放军首次解放浮鹰岛,全歼国民党“福建省海上保安纵队”1个大队。

         8月12日,解放军首次解放霞浦县西洋岛(1952年7月,人民解放军再度解放霞浦县浮鹰、西洋岛)。

人民政权建立初期,不仅遭受敌机空炸、敌特登陆袭扰,还受到国民党残余反革命势力(即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的严重威胁。1949年至1950年8月,全区共有武装土匪特务四十多股,约万人之多。这些匪特在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配合下,从1950年正月初九起,相继在宁德县三都澳围攻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吕学政(高平人)与匪徒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在霞浦县沙江和大京杀死砍伤群众37人。尤其是3月份,寿宁县匪首范乃扬的“游击第三团”与驻马祖岛的国民党海防司令朱绍良部接上关系,扩编为“中国人 民救国军第三纵队闽浙边区游击总队”,范乃扬任总队长。这股土匪连续作案:在斜滩钱塘保金鸡山杀害农会会员2人;在南阳乡院洋、花岭等村杀害农会干部4人;袭击县大队押运军用物资的船只;枪杀了到寿宁执行任务的军分区独立团三连文化干事黄邦强及3名战士。为此种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破坏当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面对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长江支队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人民群众一道共同开展工作。首先做的两件大事:征粮支前、剿匪反特。为了军需民食,他们不惧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敌匪骚扰的不利环境,深入乡村发动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短短半年多时间里,筹积粮草上几千万斤,及时支援解放军肃清陆地、海岛上的国民党军残部,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他们注重建立农会组织,发展人民武装,组织乡村、海岛武工队,设立沿海情报小组,加强海防支前工作。组织民兵配合部队解放西洋、浮鹰、台山诸岛,协助部队实行围剿搜捕藏匿匪特。同时,在各地展开了群众性的剿匪反特斗争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其次,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开展了反霸减租减息运动。改善农民生活,确立农民在农村的政治优势。第三,各县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就立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接管和建设工作。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接着,各地委根据《土地改革法》,逐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由此,各县民主政权的建设及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开展。

然而,就在这严峻的军事、政治斗争环境中,福鼎县境内发生了一起在新中国南方的特大运钞遭劫案。

福鼎,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和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交界。福鼎中共党组织成立于1930年,属闽东(福安)特委领导。1935年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进入闽东、浙西南,福鼎划属浙南特委领导。1949年5月27日,第二十一军解放了温州城。溃逃的国民党李延年一部残兵,大约千余人经太顺县进入福鼎县城。6月11日,六十三师一八九团和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解放福鼎,福鼎成为福建省最早解放的县城之一。解放初期属温州地区管辖。

        9月底,贾镛(阳城人)率长江支队第六大队五中队抵达福鼎。10月,福鼎归属福建省福安专区管辖。11月,贾镛任中共福鼎县委书记(1950年,干部任免权划归福安地委)。至此,五中队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共同接管旧福鼎,建设新福鼎。

   1950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在福鼎县白琳“双春隆”茶馆旧址成立福鼎茶厂,随即迁址县城南校场观音阁,占地32亩,亟待资金。

  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行电示福鼎县支行已调拨给福鼎30亿元款。

        7月20日,福安中心支行又电示福鼎县支行派人及武装押运队前往取款。解放初期,既无直接划款转账的电子汇兑,尚且闽东又无一寸公路,运款全靠肩挑背扛。长途运款其安全性可想而知。

        福鼎县支行行长王昆山(女,沁源人)接到电话后,立即向县长郑衍宗(福鼎人)、武委主任杨什维(安邑人)汇报。

       由于,此前押运县贸易处的一批货物到温州地区的武装人员还未归来,县大队派不出人员。王行长转与县公安局长王勤业(沁源人)协商。这时,王局长同郑衍宗、杨什维也要到福安地委开会,遂答应从公安中队派出一个班的警力。至于,返程押运30亿巨款,王局长深感警力不足,不敢负责,遂发公函给福安中心支行,要求由武装部队押运。福鼎县支行也同时发函上报具情。


福鼎县支行在研究组织押运人选时,有一名干部因病不适应长途跋涉,王行长只好派支行统调员张辉(福安人)去负责。张辉平时表现不错,尚且张辉因妻子在福安赛歧也乐于从命。       

        另外,福鼎县支行又与货运公司负责人陈演兰、包工头许景生商洽挑夫等事宜,并达成协议。

        7月22日,福鼎公安押运武装队分两批从福鼎城关出发,4名公安队员与许景生一同护送县贸易处运往福安的布、茶油等货物; 2名公安队员护送到福安专署开会的县领导干部。张辉独自于23日早晨动身。

        福鼎至福安航空距离63公里,沿古道跋涉需行走160多公里。一条可容两人擦肩而过的千年古道连接闽浙,路东是高陂,路西峭坡下是山涧。从福鼎至福安沿途需经管阳、乍洋、柘荣、楮坪诸多危岭,海拔都在600米以上;山高林密,阴翳异常;林中山道,白日不见日光,地理位置十分险峻。尽管是一条遐载的商旅要道,然而村落之间相隔较远,镇、县之间距离更遐遥;这里层峦叠嶂,林大山深,正是土匪出没的地方。


从福鼎县城出发不久,天空乌云密布,下午两路人马到达古驿栈金钗溪村,因遇大雨入宿3天(张辉于次日赶到)。25日上午,大家又开始赶路,穿越云雾缭绕的闽浙交界山峰、山脊,走了7天7夜的路程,于7月29日到达福安城区。

        29日晚,十二位挑夫(福鼎9人、柘荣、管阳、金钗溪各1人)入宿“谢氏客栈”。许景生到客栈与挑夫们协商返程挑运货物工资(每百斤工酬为大米40斤),未说是运款。随后,许景生与一个姓谢的挑夫聊天时,说到返程是给银行运款。民工们知道了,认为风险大,工资低,不愿意挑运。协商不下,许景生即回到他住的“胡氏客栈”。当时运钞保密工作不严,亦留下严重隐患。

30日,福安中心支行又将追加给福鼎茶厂的20亿元捆装好,要求一同运往福鼎。这样,总共52亿元人民币(旧币1亿元折算新币为1万元。其中,2亿是挑运费)。数额如此巨大,在地委开会的福鼎三位领导干部立即向中心支行行长侯辅庭(沁水人)提意见,并要求有一个连的武装队押运。心孤意怯的侯行长,先找了康专员、王政委,最后请示陈司令员。此时,军分区参谋长吴立夏(霞浦人)率一部在寿宁县剿匪,军分区只留下不足一个连的兵力戍守,故派不出部队(加上当初口头请示,抑或口语歧误不详。案发后,军分区政治部陈帮兴付主任曾在福鼎说:“5亿,要是说50亿,那不成问题”)。这样,52亿元全新的钞票捆好又耽搁了一天。


最后决定:由福安县大队派出一个班配合福鼎县6位公安警员押运钞票。这笔款由9个民夫分成9担挑运,每担平均重50余公斤(重的120多斤,轻的也有103斤)。原先支行统调员张辉要求增加挑夫,但运输承包者不采纳其建议。

7月31日从福安县城开赴,途经财洪村后开始翻越峻岭。挑夫古铜色的肢体,伸展着充满力量臂膀;扁担压在肩上,挑起沉沉的巨款,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向上前行。登到半山腰,只见云雾缭绕,延绵不断,整座山几乎就藏匿在雾气里,白雾中隐约凸起一座座山峰。好在这一带土匪刚被剿击,稍许敛迹。

        押运队伍行至柘荣富溪村稍作休息后又向高岭跋涉。在接近苦溪村的路上,公安队发现山上有十几个人鬼鬼祟祟,公安战士们冲上山头时,已不见踪影。奇突险情未引起大家的高度注意。当晚入宿苦溪村。

次日早晨,运钞队伍继续向柘荣县城登道徒行,上午9时40分,到达柘荣县城。福安县护送部队按计划返回,调换柘荣县武装中队押运。此日,县武装中队欢度“八·一”建军节,故又逗留一天。

        8月2日早晨,柘荣县大队指派8个武装人员(其中付排长、班长各1人)继续护送。一路上,包工头许景生谈天说地,还对公安队员说:“这一程没有什么了,危险的地方已过了”。中午12时许,到达福鼎五区管阳乡。


然而,就在这一天,泰顺匪首杜谋平在泰顺县茂竹园村尖岭下召开秘密会议,将他们的**定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浙边区挺进军”,杜谋平自封为总指挥长,吴宗论为副指挥长。

        杜谋平,国民党一级特工。1949年5月带着台湾当局的使命,从福州潜入泰顺山区,纠合那里的反动势力,妄图凭借这里复杂的地理环境,从事罪恶活动的反共分子。

        正当匪首们讨论派出4人去台湾训练的经费如何解决的问题之时,突然闯进一个土匪密探谢庆新前来报信,说有13担布匹向福鼎方向挑运,晚上会在金钗溪一带入宿。匪首喜出望外,即令一股土匪马上动身,由谢庆新引路,赶往金钗溪。

运钞队伍在管阳乡稍歇,吃过午饭又开始赶路。

在历史的烟尘中,遗留下来的古道,往往夹在荒峦的山水间,充满未知的危险和诗意。古道承载的,不只是人挑马驮的货物,还有路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文明。

从管阳一路下坡阶,峡谷内的古道,两侧青山隐隐,壁立千仞,或雄起,或清幽。下午3时,队伍跨入“南天门”,进至金钗溪村。

这时,支行统调员张辉问挑夫:“最快今晚可走到什么地方?”挑夫答:“可挑到后溪”(距福鼎县城20里)。张辉认为后溪村小,又是穷山僻野;若赶不到后溪,中途夜宿大山村亦不放心。另外,再赶十几里到后溪,担子重的挑夫觉得吃力,不愿拚命赶路。于是,张辉决定提早收工,入住金钗溪村。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归咎于金钗溪这一个历史沧桑与古朴村落,优美的自然环境,林立客栈、商铺,让旅人恋栈不舍。

金钗溪,史称“鼎邑沛国郡”,其意先祖来自江淮地区“沛国郡”。它是横亘在闽浙交通之要道上的一个古村落。村民大多姓朱,朱氏族谱记载:始祖梦环公字符庆,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甲戍科进士,官授中正丞。元兵犯境时同陆秀夫护驾南下至崖山,元兵追迫甚紧,陆秀夫不忍受辱,负帝昺投海尽节而宋亡,公悲愤誓不仕元,由浙江三桥退居山林避隐金钗溪,迄今已有七百余载。

运钞队在金钗溪歇泊,有个别队员逛乡街的小道去了。天还末黑,包工头许景生就和一个警员到小酒铺喝起酒来。

    这时,匪徒们已集结在金钗溪附近的坑底自然村,并派王成周、谢庆新等3个匪徒,于傍晚潜入金钗溪探听消息。         

晚餐后,福鼎公安队几位警员到朱宝林(大骗子)家查访,不见其人,即问朱的妻子,其妻回答去管阳乡亲戚家了。警员们便返回客栈。

        当晚,奉命赶往福鼎赴任县长的荆利九(孟县人)也途宿于此。荆县长不知押运的是何货物,人面生疏,既无交语亦不多问。同样,谁也不知道客栈里还投宿有这位“县长大人”。

        夜幕悄悄地降临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渐渐的进入了梦乡。

午夜后,到金钗溪打探的3个匪徒复返坑底,向匪首汇报,说不是布匹,而是9担钞票;匪窝顿时发出一阵狂笑。于是,土匪夙夜策划,决定在距金钗溪5华里的花亭路旁设伏。

8月3日早晨六时,金钗溪云雾迷蒙,运钞队伍整装出发。走在前面的是柘荣县大队的8名战士;中间是9位挑着沉重担子的民夫;福鼎县公安队的6名警员续后压阵;张辉、许景生也尾末跟随,一齐朝着花亭村方向行进。

    花亭,是通往福鼎县城必经隘口,连山绝险,独路如门。土匪经夜谋略转移路线,并对设伏地形进行了现场踏勘,遂采取了兵分三路劫钞的方案:一股设伏在花亭狭地的一座房子的土坯墙门,两股设伏隘口左右山坡。


        早晨6点30分,从福鼎方向来了6位民工(挑着茶叶运往福安),在接近花亭的路上,被一个土匪暗哨阻截,匪哨问:“来的路上有没有看见解放军?”民工回答:“没有”。匪哨走了几步,又转身挡路,掏出手枪逼胁民工们到路旁一座破房子里,将门闩住。匪哨告诉民工:“我是国民党,等一会儿花亭有打枪,你们不要出来”。民工们手无寸铁,也就唯唯诺诺。


运钞队伍穿行于人烟稀少山间,茂密森林雾气弥漫,显得诡异、阴森;殊不知前方正隐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早上七时许,运钞队伍前锋队员走过花亭隘口的一个小亭子,突然枪声大作,一排排**朝着前锋队员飞射过来……埋伏在道路两旁的土匪居高临下发起射击,柘荣县大队的3名战士当场牺牲,班长陶郑春中弹负伤。

        此时的战场态势敌暗我明,局势瞬间就对我方不利;加上当时各县大队都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地方民兵武装,队员不仅缺少军事训练,更缺乏政治素质;战斗一打响,又缺少统一指挥调度力量;因而队员们惊慌失措,仓促应战。柘荣县大队的付排长也各自为战,边打边撤;还有个别队员不坚持抵抗,反而乘乱脱逃(譬如:福鼎公安队带队班长肖天资,临战退却)。张辉、许景生以及9个挑夫见状,弃款脱逃。土匪蜂拥而上劫走了52亿巨款。


这时,迟行约半个小时的荆县长正在路上,听到远方传来密集枪声,不由自主地脱口喊道:“不好,出大事了!”立刻拨出手枪,与勤务员飞奔前方。当他们赶到花亭狭地,土匪已销声匿迹。因人地生疏,束手无策,只好赶往县城。


上午10点40分,福鼎县委得到消息。县委贾书记已下乡,只有宣传部长李义(长子县人)在家。李义部长作出应急措施,一面上报事件;一面集合县大队2个排和1个区小队,由县大队阎某和1个中队长率队(共70多人),一齐随同第一八九团警卫连出发,赶往管阳。另外,抽调公安队4个干部、县政府抽调刘治国(晋城人)等3个科长,还有2个科员;县委抽调组织部干事王志新(襄汾人);公安队抽调4个干部;银行抽调2个干部;以及五区区长刘开庄带3个区干部配合追剿。


当天夜晚,中共福安地委接到福鼎案发报告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地委秘书长刘哲(长子人)指示正在值班的常怀文(沁水人)通知军分区陈挺司令员速来参加。会议决定组织善后工作领导小组。会后与温州地委、泰顺县委联系求援,通知福鼎、柘荣县迅速组织力量追剿;福安上白石区、寿宁南阳区区武装队配合行动。福安地区公安处长苏奋(运城人)率队赶赴发案地区,为剿匪追款工作争取战机。


花亭巨款遭劫事件震惊闽浙两省,高层指示:务必破案!

福鼎县委对追剿任务作出分工:第一八九团警卫连主要是追剿消灭土匪,尽一切可能追回银款;县大队配合部队追剿土匪;县、区干部配合部队,做好群众工作,为部队掌握、提供匪情,同时预备好追回的银款的清缴工作,以免不应有的损失;公安队主要从事善后工作。

        8月3日晚,第一八九团警卫连兵分两路追剿,在金钗溪会合,了解匪情后直奔管阳。福鼎县大队一中队当晚赶到西阳,但没有查问到土匪的去向。未料,此时土匪正在王家垟(距西阳10多里)更换挑工。因深山野林,匪迹难觅,而未及秉机。

       同时,福鼎县公安局和县大队干部途经茶洋村,查到了3个为土匪挑运赃款的挑工,缴回约100万元(土匪给挑夫的工钱)。由于,土匪劫款谋划谨密,组织严紧,行动诡速。他们得手后将劫去的9担人民币分成16担,由16人轻装挑运。逃窜路程分设多个接力站点,每经一站,即换掉挑工。这样,挑工只知道自己挑到哪一站,对下一站的去向以及其他事情一无所知。

        在福安公安处开会的王建业局长也连夜兼程,赶到金钗溪时将嫌疑人朱宝林逮回县局。随后,审讯股长席茂海(沁水人)组织力量,对朱宝林、许景生、张辉以及9位挑运民工进行审讯,逐一排查。


8月3日夜晚,浙江省泰顺县的武装部队接到通知后也立即配合行动。

        8月4日,有一股土匪正向泰顺方向逃窜。福鼎县大队一中队得报后迅速赶去,但土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调查,发现这伙人正是参加抢劫的土匪,他们劫得巨款后,用重金收买和强力威逼手段,要过路的挑茶民夫日夜兼程将巨款转移到泰顺王家垟村山上不被注意的坟坪里。

晚饭后,这伙土匪发现福鼎县武装部队赶来追剿,他们恐慌万分,即在坟坪分赃。除报信者、挑工的工钱及途中损失的两亿元外,剩下的48亿元由吴宗论、林宗远两股匪平分。林宗远股携带24亿逃到仕阳乡岩山村,各匪分去1亿元,其余赃款隐藏。吴宗论股将24亿元搬入王家垟山上的碗窑洞。吴宗论当夜赶到后,马上分赃,然后分散携款隐藏。

        土匪向岩山方向逃窜时,被仕阳农会主任撞见(22个土匪,手枪5支、长枪15支)。随后,农会主任速报匪情,福鼎县大队一中队闻讯赶到,时已夜晚,旋入仕阳村。

       同日早晨,第一八九团警卫连由福鼎县司法科长陈祖银带路从管阳出发,当晚赶至茂竹园闻悉土匪逃向,遂追奔王家垟村。

        5日下午,警卫连与福鼎县一中队、泰顺县西南区区中队在仕阳村会合,就地整休以制定计划。当晚侦悉土匪在翁山(距仕阳约80里)设宴肥吃海喝,还枪杀1名挑夫。

       6日清晨,三路人马速向翁山继续追剿。

       6日 晚间,福安行署康专员得到前方追剿讯息,示电“密切与泰顺县的武装部队配合,坚决追剿!”。中共福安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毅之与陈挺司令员商议,派驻军某团配合行动。与此同时,福安行署抽调熟悉泰顺地理环境和会说泰顺方言的干部支援追剿。


8月7日,温州军分区派泰顺县大队副政委曾升到福安军分区,商讨剿匪方案,并成立了“联合剿匪委员会”。

        同日,福鼎县公安局到金钗溪进行侦察,同时也对银行等单位内部以及有关客栈进行排查。

        疲于奔命的土匪窜入林木森森,四野苍莽闽浙边界山区。追剿队伍要搜索区域内每一个角落和缝隙,是属不易。何况,这股劫匪又长年生活在这一带丛林,地理环境熟悉,很擅长隐蔽和分散活动。追剿部队王家垟一带不断活动,化整为零小股土匪仍在转移分散劫款,这时也听到土匪把一部劫款分散借出。

        由于,闽东刚解放,偏远山区的群众思想觉悟并不高,加上土匪长年的骚扰,家家心有余悸。对此,福鼎、柘荣、泰顺等县组织干部深入管阳、西阳、天竹、楮楼、茂竹园、翁山等乡村,广泛发动群众,调察情况,搜寻线索。公安便衣队化装到土匪活动区域进行侦探。

        与此同时,开展生产备荒减租反霸等中心工作,进行群众性宣传教育,发动群众起来检举揭发坏分子,缴出土匪分借之劫款。在政治攻势下,在仕阳乡捕获嫌疑人、匪属、藏钞者24人,缴回一些劫款。对于普遍搜查中出现“左”的工作方法,中共福安地委下令及时纠正,以维持社会稳定。


8月10日,侦察人员获悉浙江桥墩门村住一商人携带500万元,且币号不乱。福鼎县政府即电告平阳县政府。经查明,此款买茶款并由泰顺泗溪区作出证明。同时,经侦察平阳市面上出现不少面额万元的钞票来自于泰顺,遂联系平阳县公安局协助查察。

       8月11日,福鼎公安队徐家友家属来讯息,说王家垟存有4担劫款。公安队徐家友、郑友权、刘开蕊、王登禄配合管阳五区武装队前住王家垟。经查明,土匪劫款后逃至王家垟亚贤大厅,由徐亚莲、徐亚钮煮饭给匪吃,将4担劫款藏在徐亚莲家。我追剿队包围后的第二天,劫款分散,徐亚钮家、茂竹园谢五大各分得一部。他们亦是给土匪转运劫款的雇工,三人已外逃。故通缉追捕。

       8月14日,从侦察汇总材料中提到:福鼎桐山人李琦(曾是国民党军的排长),在点头区一带当土匪。点头区反映土匪劫款曾转移点头一部分,与李琦有联系,并告知李琦的妻子近来与邻里说“我男人来信叫我去台湾”。据此,福鼎县公安局派员前往缉拿。

       8月中旬,在福安县上白石区相继出现收购金钿、银元的外地人,当地群众见一万元票面不敢用。得到群众举报后,区委书记梁学文(晋城人)带领区干部、武装队去巡侦澈查。21日,区武装部长魏锦荣(晋城人)率队到财洪村,抓获嫌疑人吴秀晖(本地人)。经审查,此人贪财好利,(不知情)替匪分售劫款。吴秀晖举报其款是吴阿珠(柘荣人)从匪穴直取的。区委具情电告柘荣县。

8月23日,福安地区公安处治安科长李林(巩义县人)率公安干部10人赶往柘荣县,对捕获的案犯章维洽(柘荣人,匪小分队长)进行突击审讯,争取线索尽快抢回分散的被劫钞票。随后,又捕获另一股土匪小分队长叶香振等人。案犯透露这股匪首的姓名、籍贯、特征(即抄报各地缉拿)。并告知福安县上白石有匪联络人员。公安处即派人与上白石区武装队一起走访调查,发现两家泰顺人开的商店有嫌疑,经审查,嫌疑人告知曾有泰顺、柘荣人来买银元,又告知寿宁县也有买银元的情况。

从寿宁县得到情报证实,寿宁匪首范乃扬分得一部分劫钞,并有外地人到寿宁用面额万元人民币收购银元。公安处办案人员疾奔寿宁,抓获通匪犯陈光乾(寿宁人)缴回70多万元(己卖出170元)。

范乃扬(斜滩人),化名范瑛。解放前夕,网罗斜滩、武曲、凤阳一带的地主武装,向过境的李延年残部购买大批枪支弹药,旋在斜滩成立"福安专区行署"。事败后,加入以福安穆阳赵祥荣为首的"福建人民谋生队"反革命组织。不久,该组织被我军解除武装。他率部潜回寿宁,组织"闽东反共游击第三团",自任团长。1950年初,在我剿匪部队的沉重打击下,范匪大部被歼。他拒不投降,一面与马祖岛国民党海防司令部取得联系,一面扩编队伍,改**为"中国人民救国军第三纵队闽浙边区游击总队",自任总队长。活动于闽浙边界地区,抢劫民财,**妇女,杀害解放军干部、战士及农会骨干28人、群众45人,抢劫物资不计其数。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杀人狂魔。


8月25日晨,泰顺匪党林宗远在闽浙边界的梨坪村流窜活动,遭到寿宁县剿匪部队的沉重打击,抓获小股土匪,缴获部分人民币,凭钞票面号码确认是脏款。但是,大部分匪徒逃散隐藏泰顺的深山密林中。

        同日,军分区政治部付主任陈帮兴(政和人)率福鼎县大队两个中队以及公安队进驻西洋、王家垟一带继续追剿。

      8月30日,福安中心支行派科长张念华(晋城人)赴温州地区,与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协商,得到极大的配合。通过打入“内线”掌握到一些线索,查得福安、柘荣、福鼎有73个商人携带钞票4亿元以上(其中有的属被劫款之票码,有的是从福安赛歧汇出),多已卖成货物。尚余部分现款予以登记扣留。对于携钞数额大的商人进行重点审查,并按款数清单调查寄款人,没问题的释放,迅速处理以免引起市场波动。

        同年8月中旬起,剿匪部队、福安军分区和各县大队、公安局协同采取军事打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策略,在福安地区展开全面清剿土匪。同时,温州地区剿匪部队密切配合。


9月初,参与劫款的柘荣匪首谢黄派吴阿秋等几人前往寿宁,途中遇到我剿匪部队遇阻击,打死匪徒2人,伤匪4人,俘虏匪交通员1人(系村农会人员)。缴回被劫款钞票300多万元。

 12月4日,寿宁县范乃扬匪部团长吴灿金率残匪11人窜到岩崩岭下黄竹林山上。象运村民兵发现匪情,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实行包围监视。周宁县武装大队和第四中队及时赶到对匪徒发起进攻,土匪占据山洞,依靠险要地形,拼命顽抗,战斗3天3夜,匪首吴灿金和6名匪徒被击毙,3名投降,1名被俘,剿匪 战斗中战士张裕应牺牲。

       1951年1月21日,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寿宁第二区(斜滩)李家洋村南马鞍山包围范乃扬残部,范乃扬因其负隅顽抗被击毙。26日,斜滩镇2000余人为剿灭范乃扬股匪举行庆功大会。

       1951年4月,福鼎公安局在管阳破获“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东纵队第三支队”反革命组织,当场击毙匪首孔昭经(西坑人),匪首陈家素(元潭人)被捕后伏法。接着,又在硖门破获“中国闽东忠义救国军”股匪,匪首郑存锟等三人被依法枪决。

        1951年上半年,福安县动员2万3千多名民兵,配合县大队、区中队开展声势浩大的“清匪”运动。民兵活捉匪首王神藩、李石木,配合区中队击毙匪首王长延。

       同年5月,寿宁下房民兵击毙范乃扬股匪参谋长柳权,生擒某部副司令陈文基。

       同年5月,泰顺一股匪头目潘士元化装乞丐到黄桥活动,被炉西民兵捕获。另一股匪大队长潘荣、林岳也化装乞丐,向民兵吴世雄妻子打听消息,吴妻报讯后,潘荣被民兵擒获。林岳逃至山林绝望中上吊自尽。燕溪民兵发现土匪秘书章文锦经常在山林习武,故在石郎山路边布控5天,最终出现,被民兵一刀斩首。

        6月,泰顺县剿匪指挥部设在匪患严重的三魁乡。

         7月,土匪枪杀泗溪乡坑尾村民兵队长包日龙。

         8月,三魁乡长刘世民被土匪杀害。

       随着剿匪部队在闽浙地区大举进剿、反复清剿,并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加速股匪的瓦解。在此基础上,剿匪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公安部队和民兵,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团结一切同情和支持剿匪的社会力量,孤立匪首和匪特骨干等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促使大批匪特分子弃暗投明。泰顺岩山村的林永如主动上缴500万元;土匪林培根在福安被捕后,存放在地主林家如那里的赃款被追剿回700万元左右;土匪钱铭送给原国民党乡长陶应旺1000万元赃款。不久,陶应旺被公安局和剿匪部队捕获后,缴回赃款650万元。

        在政治攻势的威摄下, 1951年10月,泰顺东溪乡蔡祈金等4名土匪向公安机关自首,并告知匪首吴宗论就在洲边村的山上。温州军分区独8营政委曾升立即组织东溪、三魁两乡民兵前往抓捕。搜山一天,未见匪迹。于是,谋划施计,把枪还给蔡祈金,让他重归匪窝,摸清吴宗论藏身之处。11月3日,蔡回来报告准确地点是在三魁薛宅祠堂的楼角上。当夜,独8营1个班和民兵包围了祠堂。时因天黑,以防不测,故决定待天亮时动手。4日凌晨,楼角里露出灯光,确定有匪情后,东溪民兵冲进祠堂,乡长蔡元家踩在民兵蔡吕家肩上,不顾个人安危,首登楼角,一枪击毙吴宗论外甥(土匪)。躲在楼角另一端的吴宗论掏枪还击,欲跳楼逃跑,被守卫祠门的战士谢世裕一枪击中左手。吴匪手枪卡壳,无以顽抗,遂被抓捕。1951年底,三魁乡召开万人宣判大会,罪大恶极匪首吴宗论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此时,泰顺县把抓捕和投案自首的土匪500余人,分别集中在东溪、洲岭、薛宅等地进行教育,动员他们讲清问题,讲出赃款的去向。土匪经过教育后开始坦白交待。东溪乡的几个土匪把赃款藏匿在陶罐、猪栏、地窖、坟洞、棺材和山洞里,先后也被举报出来,部队和民兵都一一搜查取出。仙稔乡有个土匪大队长徐正育,剿匪部队追踪他6天7夜都未能抓获,后经过亲属动员做工作,终于来投案自首。同时,破获土匪谢嵩的联络站。联络员是个女的,其女顽固不化,一直不肯供出谢匪的下落。泰顺公安局侦察股长韩金辉和土改工作队干部周家本进住联络站,经12天的思想工作后,她才讲出谢匪的下落。泰顺公安局组织干警包围了谢匪的住处,谢匪匪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最后将其击毙。


1951年12月,泰顺县公安局从土匪张书的老婆处缴回用匪劫币兑换来的黄金1两。由于,不少土匪已用赃款购买黄金、银元、药材、布匹等物资,只好将这些物资一并追缴归库。

        随着破案工作的深入,一条条可疑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总到善后工作组,经过甄别分折、查实,又一条条排除了。至1952年初,追缴工作才基本完成。


由于闽浙边界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解放初期的农村社会政治氛围尚未形成,破案工作任重道远。在一年多时间里,闽浙两地军民齐心奋力,共抓获劫匪700多人,涉案人员120多人;追回赃款赃物约合人民币30亿元,基本上挽回了损失(另外,据说一部劫款转出敌岛后作为特务活动金费,1956年流入福安,正遇旧币换新币,银行发现币码告知公安局,抓获敌特,又缴回一部分赃款)。虽然,被劫巨未能如数追缴归库,却顺带破获了许多土匪组织及陈年旧案。


运钞遭劫大案发生主要原因:

      1、新解放区的革命秩序初步建立,阶级斗争依然 复杂和尖锐。

       2、地、县以及有关部门领导者对解放初期的敌我矛盾尖锐性、复杂性估计不足,重视不够;思想麻痹,工作疏忽,事件前未能及时督促采取防范措施。

       3、柘荣县武装队、福鼎县公安队的队员平时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军事训练。

       4、福鼎县干部人事交接正处在有序推进之中,工作责任尚未压实。

       5、银行保密制度欠严谨,予匪有机可乘。

事件追责结果:

       1、福鼎县公安队肖天资被判处死刑,后改无期徒刑,1979年平反出狱。享受离休待遇,1996年去世。(岂不是开历史的玩笑吗?!)

       2、柘荣县武装队某付排长被开除公职(是否被判刑不详)。

      3、福鼎县运输公司包工头许景生以泄密罪被判刑。

      4、福鼎县支行张辉被定为泄密、失职罪,经福安专署1951年8月27日(51)专司刑字第17号判处死刑。因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后经复审,福安专署1953年2月21日(53)专司刑字第45号判决,撤销原判,定失职罪,改判有期徒刑三年。随后又多次提出申诉,宁德地区中级法院于1985年(85)宁地法刑二复字第8号改判,宣告无罪。恢复公职,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张辉于2018年10月逝世,享年92岁。

       5、1951年9月,中共福建省委纪委《关于福安运款50亿元“旧币”被劫案处理意见》中,决定中共福安地委书记王毅之、福安行署专员康润民、福安军分区司令员陈挺予以警告处分,并行政记大过。

       同时,福安中心行行长侯辅庭、福鼎支行行长王昆山、福鼎公安局长王勤业分别受行政处分。


时光带走了那一代人的青葱岁月,如今他们绝大多数已作千古。六十九年前的“花亭劫钞大案”犹如过眼烟云,亦伴随逝者渐渐地尘封于地下。

       然而,一种情怀在我心中缭绕,一份责任促使我搜寻、整理那一段史料。费时数月,终成初稿。由于,时年已久,加之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历史档案尚未解密,许多细节不得而知),讹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指正。


行文至此。

       谨祭在“花亭劫钞大案”中,为保护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战士们。

     谨志参与侦破“花亭劫钞大案”的闽浙两地剿匪部队、各地县武装队、公安队全体官兵以及干部、群众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谨敬中共福安地委书记王毅之(豫西老红军)、福安行署专员康润民(陕北老红军)、福安军分区司令员陈挺将军(闽东老红军),他们在侦破“花亭劫钞大案”中指挥有力、措施得当,为挽回经济损失所做出的努力。

       三位老红军战士虽因工作上的疏忽大意,受到处分,但瑕不掩玉,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与建设事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永远值得人们缅怀与敬仰。


参阅资料:

(1)、赵杨《解密:55年前50亿人民币遭劫》海峡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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