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肇端于1948年。这一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临近决战的历史关头。不仅东北、华北、西北、华东战场的国民党军主力被分割钳制在几个孤立的战略要点上，完全处于消极待变的被动境地，就连国民党军最为集中的中原战场，也由于防御体系的被打破开始转入被动。蒋介石在1948年8月3日召开的军事检讨会议开幕式上说:"就整个军事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1)。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这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转变。

为了适应这一个历史的转折，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和华北军区，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由此，调动一切力量完成华北区的统一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卓越工作，不仅解决了华北人民政府所急需的大量干部的来源问题，而且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被提上日程。中共中共1948年9月于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讨论了为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问题。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以便稳健有序地接管新解放区。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提出，未来两年内，新解放区五级政权及大城市共需各项干部五万三千人左右。其中“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要求分两期为新解放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准备整套机构，包括军事、党务、机要、政府、群团以及经济、财政、银行、贸易、通讯、报纸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干部，大量吸收工人、知识分子到新解放区工作，所有南下干部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2)

准备“一万七"干部南下的任务十分艰巨。主要是时间短，数量大，要求高，而沉浸在解放区欢乐之中的基层干部，大多数人不愿远离家乡，特别是华北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县区两级)均不满员。因此，华北局拟作全盘计划：即太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五个区党委，各配齐一个区党委架子，再由太岳和晋中(太行)两区党委共同配足一个区党委架子外，其余不足数，均由华北局党校准备。

10月29日，中共华北局做出《关于外调一万七千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号召“全华北党要以严肃的态度，全力完成中央给华北外调干部的伟大任务”，并对所属各区下发南调干部的分配任务。(3)

12月，华北局会议上，决定由太行、太岳选调一批得力干部，组建一个中共南下区党委（包括党、政、军、群）的成套班子。

机构配置方案：区党委、军区司令部（包括警卫连）、财政金融机构，基本上由太行调配；行署、区党委组织部、军区政治部，基本上由太岳调配。

南下区党委辖六个地委：由太行区调三个（编为一、三、五地委），由太岳区调三个（编为二、四、六地委）。每个地委辖五个县委成套班子，每个县委辖五个至九个区委成套班子，县的编制为120名。整个南下区党委成套班子干部3000多名，加上通讯、警卫、后勤人员共编制约4500名。

此时，辽沈战役和济南战役的胜利结束，战争实际进程比中央的预定计划快。毛泽东指示，原定的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4)。由此，中共中央军委改变了原定渡江南进的计划。渡江作战的时间也由“1949年秋季”，修改为“1949年5月或6月”。这样，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时间大大提前。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发表了和谈声明，妄图在和谈烟幕的掩护下，争取时间，调整部署，阻击人民解放军于长江以北，造成中国南北分割的局面。显然，人民军队是否渡江南进，关系到中共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是否成为南北朝的重大问题。献词中严正声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这是后来广泛流传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源头。)

革命战争向纵深发展，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干部配备则是巩固与建设新政权重要环节。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在1949年2月3日发出了《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指示要求“华北局所担任的一万七千名干部，亦应于二月底集中八千人于石家庄，加以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5)

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局的指示，太行、太岳区党委各自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南下区党委成套班子的组建问题。区党委分析了全区干部的情况和抽调南下干部的有利条件及困难，要求各地在对干部进行形势、阶级、党性教育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党性强、觉悟高、身体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独立工作能力”的条件，保证南下干部的质量。在进行南调干部的宣传、动员、座谈和讨论中，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等口号，很快传遍了太行、太岳区，并变成了两解放区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领导带头，自上而下，各级干部纷纷报名南下。

这次调干与以往不同，“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进入新区工作，中央规定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党委架子(从区委到区党委)，整体调出”(6)。中共太行、太岳区党委有领导、有计划地动员各级党政军群部门，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调干工作在两区范围扩展：

太行区所辖元氏、赞皇、临城、高邑、内邱、邢台、武安、涉县、沙河、磁县、和顺、左权、榆次、武乡、襄垣、昔阳、黎城、潞城、长治、平顺、壶关、长治县、温县、博爱、沁阳、陵川、林县、新乡、安阳、辉县、汤阴、淇县、汲县33个县、市选调组成的15个县和109个区的干部。

太岳区所辖沁源、沁县、屯留、长子、安泽、霍县、灵石、翼城、绛县、浮山、沁水、阳城、晋城、高平、济源、垣曲、孟县17个县选调组成的15个县和90个区的干部。

太行、太岳两区选调干部组成一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199个区的党政军群各级干部成套班子。

成建制抽调，即按照区党委、地、县、区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南下。其方式便于行军队伍的组织和管理，有利于迅速开展接管、建政等各项工作。

为了解决南调干部的后顾之忧，组织上作出四项决定：1、南调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2、家庭经济困难给予补助；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4、女干部结婚有孩子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

根据华北局要求，太行、太岳区各县在3月初基本完成了动员、报名、鉴定、审批、交接工作、欢送的任务。两区南调干部于3月下旬全部到达武安，进行整训。

从太行、太岳区选调的这些干部，都来自老根据地、老解放区。有的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党组织；有的在土地革命时期加入红军；有的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八路军、做过敌占区的工作；多数参加过上党、临汾、豫北战役，参加过1946年“中原突围”战略牵制任务、1947年支援“陈谢″大军渡黄河的民兵野战团；还有19%是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3月23日，在武安举行了太行、太岳南下干部会师大会，原太行区代理书记冷楚同志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分析了国共和谈情况,要求大家学习有关方针政策等文件，搞好军事训练，做好南下准备工作。

3月25日，中共中央及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北平。毛泽东、朱德当日在西苑机场举行盛大阅兵式。

3月30日，南下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冷楚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着，周壁同志布置学习，要求大家认真学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精神；弄清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学好军事知识。刘尚之同志宣布了中央和华北局的命令：由冷楚担任党委常委、书记组成的七人南下区党委。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区党委、行署下辖6个地专，改称6个大队，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30个县，改称30个中队，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教导员。199个区，改称199个小队，区长任小队长，区委书记任指导员。还有区党委、行署、军区3个直属中队和6个地专直属中队。会议还宣布了军区、各大队领导名单。(由于，漳卫军分区司令员陶国清奉命率部配合第四十二军攻打安阳、新乡，为四野大军南下扫除路障。同时，华北野战军第十三纵参谋长王远芬正在太原酣战。故陶、王未到职。)

4月6日，中共华北局在北平西山召开高干会议，长江支队领导人（冷楚、周壁）、冀南支队领导人（王任重）、晋中南下工作团领导(武光)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会上，薄一波、聂荣臻、刘澜涛作了讲话。同时，勉励各南下区党委到新区建功立业。

4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邓、饶、陈：“请饶漱石于9日乘专车到北平谈工作，13或14日返回。″（7）。

4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平西山召开会议，听取华北局薄一波、华东局饶漱石等有关平津接管工作、渡江战役准备工作的汇报。

在西山，饶漱石得知长江支队即将南下，找了冷楚、周壁谈话，称赞这一支来自太行山的队伍兵强马壮，并提出长江支队去苏南接管新解放区。冷楚回答说:“我们一切听从党组织召唤”。

为期八天的华北局会议于4月14日结束。王任重驰赴冀南支队(已达开封)。

4月15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双清别墅，接见了冷楚、周璧以及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毛主席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籍贯等基本情况，以及太行区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朱总司令询问了手工业方面的情况，冷楚等人分别做了简要汇报。接着，毛主席与他们畅谈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四面”是指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有双方，故称“四面八方”。这是针对新解放城市的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盲目、片面思想，甚至“左”的错误倾向而提出的，希望他们能够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主席向长江支队主要领导面授机宜，这对于南下干部到新区接管政权、开展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实践意义。（8）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渡江战役。

按照华北局的部署，长江支队在武安进行一个多月整训。

整训的目的：强化队员提高对形势的认识和坚定革命意志、争取南下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与执行纪律和制度的自觉性；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整训分政治、军事、常识三项，每天各上一节课。政治课主要进行党性、前途、时事教育和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军事课采取理论、示范、演练相结合，训练列队、口令、警戒、防空袭、遭遇战等技能、方法，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常识课分为工作、生活两方面。工作常识，主要学习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接管的事项。生活常识，学习掌握进入城市及乘火车、轮船应注意的交通事项。

通过整训，大家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为顺利接管好南方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4月23日，南下区党委在武安召开第二次南下干部大会。由冷楚同志传达了华北会议精神以及南下的部暑；确定长江支队由华东局分配，渡江后结集丹阳，南进目标预定在苏南。

同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4月24日上午，长江支队在武安城东门外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场面庄严，士气激昂。在响亮的口号中，先遣队出发 : 一部分由冷楚、李伟、王竞成等人乘坐中型吉普车，直奔中原局所在地河南开封；一部分由杨文蔚、赵源等组成战勤供卫队，负责支队的行程路线及粮秣供给。

4月25日清晨，武安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民群众纷纷涌向队伍途经的道路，为子弟兵送行，他们中有步履蹒跚的老人，有怀抱小孩的妇女，还有……

长江支队队员身着戎装，胸戴红花，同太行山父老乡亲挥泪作别，启程南下，“盼望你们早日胜利归来！”等欢送声不绝于耳。

出武安，大雨滂沱，队伍在泥泞的黄土路上，一哧一滑地徒步50多里，进至邯郸羊井村，队员们穿的棉衣、裤都已湿透，故择定宿营。4月26日，休息一天。

4月27日，到磁县夜宿湾漳营。

4月 28日，急行军85华里，按前方战区指挥部划定的临时路线，绕过烽火安阳城，夜宿水治镇。此时，四野第十四兵团四十二军已完成了东南面对安阳守敌的包围，正向安阳外围展开攻击。

4月29日，经过汤阴县城临时休息时，有计划地分批组织大家去参观岳飞庙，接受了一次民族气节的教育。宿营汤阴县宜沟镇。

4月30日路经淇县，夜宿汲县。

5月1日，在汲县欢度“五一”劳动节。

在平汉线上，喜逢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沿京汉路推进。因路窄人多，大家怕掉队都争先恐后夺路而行。其后，四野部队排成四路，长江支队两路，六路纵队并肩前进。 行进中大家很自然地互相组织拉拉队，歌声此起彼伏，一路高歌一路向前。

5月3日，行军80华里，绕过烽火新乡城，宿营合河村。

同日，先遣队马子明（阳城人）接到前线兵站列车调度通知，支队命令各大队务必于次日傍晚到达黄河北岸，赶乘火车。

5月4日凌晨3点钟，起床、吃饭。5点钟启行疾驰。中午进至嘉获，稍歇后，又逸奔。队员们一边啃干粮，一边飞跑，急行军130多华里，下午4时到达老田庵站。支队命令在黄河边草滩上休息，等候火车。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听见从茫茫河面呼啸着浩荡而来的涛声，队员们心里明白，过了黄河，意味着远远的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一时故土亲人的思念油然而生。而生当沙场征战客，再见故乡亦是诀别。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他们抬头北望，心中默默地发誓：我还会回来！

晚上七点时分，集合号吹响，全体队员迅速列队登上一列拉煤的火车。火车启行后，各大队以中队为单位检查人数，第二大队直属中队少了一位名叫李晚傲（长子人）的队员，大家认为他开小差了(实际情况是，这位队员在河畔草坪上鼾睡未听见哨声。当醒来发现队伍开走了，他边打听，边爬火车，一路讨饭当乞丐，终于追至南京归队)。

火车穿越黄河大桥，夜经郑州，转向陇海线。

5月5日上午10点，到开封，遇上冀南支队，大家相互问候，挥手告别，各奔一方。晚上，在徐州火车站休息。

5月6日，经宿县到达淮河北岸蚌埠。因淮河大桥空炸，下车徒步经浮桥过河。

5月7日，在蚌埠休整一天。

5月8日，从蚌埠乘火车到达嘉山县明光车站。明光以南铁道已遭破坏，凌晨3点钟长江支队遂沿三野八兵团前进线跋涉。

5月9日，经卞庄、金张、管店，抵达三界火车站。

5月10日，徒步经张八岭、沙河，疾行120里抵达滁县。

此时，上海被我军重重包围，京、沪、杭线已全面解放。总前委、华东局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的指示，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华东局财委在安徽怀远召开有山东、苏北、皖北地区领导干部和即将渡江到皖南、苏南、上海、浙江、赣东北、福建参加接管的领导干部会议，为解放上海后的经济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其中包括以傅秋涛为司令员的华东支前司令部，在苏皖沿江码头，存贮粮食、煤炭，除保证南下部队需用外，随时调运上海，保证上海市场供应。(9)

5月11日下午，华东局命令长江支队抽调一个大队到华东支前委行事支前工作。支队党委即时派出第六大队，划归华东支前司令部。

选调第六大队，考虑细致而周全。因为，第六大队是来自太岳三地委，多数干部是晋豫区各级班子骨干，他们曾经组织民兵护送朱德总司令安全渡过沁河、黄河前往洛阳谈判；援送王震、王首道率领以三五九旅为主的南进支队过毛田渡口；尤其是1947年，他们带领30万支前民兵支援陈谢大军渡黄河。他们支前工作经验丰富，运作也较为娴熟。加上，第六大队政委王毅之（沁阳人）同傅秋涛司令员是故交(延安党校学习时，同在一个党支部)。

5月12日，第六大队在滁县留滞， 遂行支前工作准备。其余五个大队继续南进，于当日抵达长江北岸浦口，傍晚乘轮船驶至下关码头，登岸行经挹江门步入南京城。

人民解放军战略跃进，健步如飞。从华北局选调的长江支队、冀南支队、二野五兵团南下支队（后称西进支队）以及晋中南下工作团，原先预定渡江后在丹阳等地集结，接管宁、沪、杭、芜湖等一带新解放区。这时，接管新区情况告变：

1、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东局迅速而秘密地从冀鲁豫、冀中、豫皖苏等老解放区抽调1000多名老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连同撤退到解放区的南京地下党和二野、三野的部分官兵，集结合肥整训。同时，组建了以中共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为负责人的“金陵支队”，5月1日开始对南京的全面接管。

2、1949年2月，三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蚌埠组织成立了以谭震林、谭启龙为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委会”。5月初，谭启龙负责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先后把“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张劲夫率领的“第一支队”，刘格平、周贯五率领的“第三支队”（一、二、四大队）调赴浙江全面接管。

3、1949年4月26日，苏南行署宣告成立。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率“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干部接管了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无锡直辖市和27个县市。

因此，4月3日从河北威县出发的冀南支队，4月14日到达开封待命。5月下旬，华中局决定支队党委架子撤销，王任重率领第五大队去了湖北，其余大队由郭森带到湖南。

从菏泽3月26日出发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到合肥后，仍随二野五兵团渡江，负责接管赣东北。8月，接到上级指示：移交工作，随兵团进军大西南。9月，组成“西进支队”，随二野五兵团接管贵州。

另外，4月29日从石家庄出发的“晋中南下工作团”，5月9日到达开封作短暂停留，然后抵达巩县待命。8月起进入湖南省，接管长沙、衡阳、会同等地区。

长江支队到达南京后，为了不扰民，全部住在下关车站附近原国民党中央联勤总部的仓库，一律打地铺，休整待命。

5月13日上午11点40分，宿营地遭受国民党2架飞机轮番轰炸，铁路被炸断；支队政治部宿营地钢筋混凝土大楼被炸蹋，周边数十间仓库、民房也被炸毁；有几位队员受伤，高兴库(涉县人)与营门外3位警卫战士（姓名不详）当场牺牲。南京军管会紧急命令长江支队转移到和平门九草山的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阴蔽在紫金山麓。

4月14日，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到九草山驻地，代表二野刘邓等老首长看望大家，并向冷楚等人介绍了南京的情况。

长江支队在南京的食宿等后勤保障，均由南京市副市长张霖之、二野供给部政委谭映月筹划。先前都由中原前线兵站负责。

在南京十天，各大队组织学习，做行军总结、个人鉴定、检查入城纪律。支队作出三条规定：一、白天在郊外防空、学习，夜间少数人不准外出活动；二、按小队进行个人总结，检查行军中的纪律；三、有计划分批组织参观南京的名胜古迹。大家先后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天文台、总统府、行政院。

一天，第一大队参谋长的王振海（赞皇人）和贾参谋一起到宿营地附近，瞧一瞧市容。沿街有一家“馄钝馆”很热闹，两人合计，决定尝一尝。没吃多久，忽然防空警报拉响了。王振海生怕宿营出现险况，跑步返回。敌机在空中盘旋了两圈向东飞走了，两人这才定下心来。这时，发觉吃馄饨的钱未付。于是，两人又折回馄钝馆还钱。店主感激地说:“这么危险，还没人敢来送钱呢！你们解放军真讲信誉呀！”话音刚落，就听见“轰隆”、“轰隆”两声巨响，调转回头的敌机丢下两枚炸弹，电线杆炸倒，砸向馄饨馆，“哗啦”一声馄饨馆倒蹋。好在是简易木构房，王振海和贾参谋一同把老板一家从倒塌的房子里救了出来……在南京的日子里，长江支队的故事还不少，队员们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嬴得了南京市民的信任和爱戴。

5月15日，第六大队从滁县出发，趁夜急行，次日拂晓抵达南京，进驻原国民党交通部大楼。此时，第六大队列入“华东支前司令部干部大队”建制。司令部给第六大队全体队员发换军装(县团级为黄色细布军装) 、白衬衫、军帽(徽) 、胸符、绑腿和粮带，补充了部分枪支弹药，还颁发一本《支前手册》。

第六大队在南京，先后在旧“总统府”、“行政院”的礼堂，听取华东局、支前司令部关于粮食、交通、支前和财政状况等报告。大家接连学习了《解放军布告八条》、《入城纪律十二条》等文件。华东支前委还抽调200余人去从事铁路运输支前工作，其余的队员进行了思想、军事各项准备，随时听候调遣。

5月23日下午，长江支队奉命从南京乘火车南进。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电报发往各野战军领导机关。要求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第二野战军（此时中野改称二野）的任务有了变化，“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10)。依此进军部署，毛泽东把进军福建的任务整整提前了一年。

筹备入闽干部，已成为华东局的要务。在调配入闽干部时，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十分看重长江支队。于是，“饶漱石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干部，希望把太行、太岳带来的干部都给福建，并说可以给一部分山东的支前干部随二野去西南。小平同志顾全大局，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们再另想别的办法吧。”(11)

5月24日，长江支队到达苏州，支队部驻苏州阊门原国民党青年军司令部，五个大队驻在张家花园旧军营等地，继续待命。

5月27日，上海解放。

5月底，冷楚等人乘吉普从南京赴上海。到了张浦镇附近，冷楚心脏病突发，移送苏州木渎镇华野第八野战医院，随后转到南京玄武湖疗养。冷楚在南京疗养期间，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以及时任南京市委委员、市委办公厅主任彭涛前来看望慰问。邓小平还对冷楚说：“像你这样的身体，就别去福建了，留在南京协助柯庆施工作吧。”冷楚婉言谢绝。冷楚并通过支队党委传示长江支队全体队员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需要，还告诉大家“你们先去福建，我随后就到”。冷楚的言行，传递了正能量，鼓舞了士气。(12)

6月初，华东局、华东军区、三野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部队师长政委以上、地方地委书记专员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长江支队领导和各大队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三野代司令员粟裕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示，正式宣布中央“提早入闽”的决定。确定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率领十兵团两个军执行进军福建的任务。会后，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积极调集干部、筹措接管工作等方面的准备。同时，温仰春副部长来苏州了解长江支队的干部情况，并传达了华东局指示。指示中决定原调给华东支前的第六大队，回归长江支队建制(上海战役后，华东支前司令部完成其光荣使命，改为华东运输司令部)。

上海战役结束，叶飞率三野十兵团撤至苏州、常熟、嘉兴等地集结，开始入闽准备。

在此期间，二野第十五军、十七军各一部于5月9日解放了崇安；随即挥戈直取建阳、建瓯、邵武、南平、政和、古田等12县，打开了进军福建的北大门。另外，三野第二十一军一部由浙南入闽，迅速解放福鼎、柘荣、霞浦等地，扫除了东翼的大部障碍。此后，二野转战大西南。

6月2日，中央军委再次电令:“二野入川应积极准备，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小平准备去四川。（13）”

由于，进军西南的南下干部来源问题没有着落。邓小平早在5月30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二野进军西南最大问题是手中无一地方干部队伍。拟从华东局抽出一部分干部，估计数目有限。我们准备动员一批京沪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14)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第二次全局性与战略性的干部大配备和大调动。其中，《指示》就关于进军西南的干部来源明确规定：“1、现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冷楚队（长江支队)三千老干部全部交二野。2、从南京现有的3000名干部中抽调一部分，加上抽调苏南工人和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配足2000人去西南。3、从沪宁吸收6000名大中学生及工人职员去西南”(15）。由此，邓小平接中央明确电示，在上海举行华东局会议，研究随军干部队伍的筹建工作，把从京（宁）、沪等地区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和职员的工作，纳入到解放大西南的总体战略部署。

6月12日下午，第六大队奉命从南京乘火车奔赴苏州。到苏州站后，徒步4公里至蠡口镇，在北栅头村宿营，重归长江支队建制。这一天，张鼎丞同志专程到苏州，与刘尚之、周壁等谈话 。张鼎丞同志给长江支队团级以上干部作《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专题报告。他还代表华东局作了鼓励长江支队入闽动员。并告诉大家说:“华东局报党中央批准，要我同大家一起去福建。福建山清水秀，有林有鱼是个好地方。虽穷，但是红旗不倒的苏维埃老区，福建人民奋斗几十年，老区人民觉悟高，一定会欢迎和支持我们去的。福建党和人民期待我们去工作、去战斗。大家去福建接管城市、乡村，借粮、借款，支援前线吃饱饭、打胜战，还要积极恢复生产，繁荣市场″。最后，张鼎丕同志勉励共产党员要发挥模范作用，听从党的调遣，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加强组织性，革命无不胜（14）。

会上，刘尚之要求各大队学习张鼎丞的报告，勉勉大家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大局着眼，去解放福建，建设福建。

随后，各大队传达了张鼎丞的讲话精神，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同时，继续组织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两篇文章，坚定入闽信心，做好入闽准备。

6月13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提出第十兵团因部队准备来不及，建议向福建进军延至6月25日开始行动。中央14日回电，“同意十兵团行动日期延至6月25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7月上旬亦可。(16)”

6月15日，上海市青工委组织340名闽籍学生，初现南下服务团雏形。伍洪祥即到苏州汇报工作开展的情况，张鼎丞听了很高兴，立即召集省委委员临时碰头会，研究入闽人员缺额大的问题。张鼎丞在会上提议继续动员，范围扩及所有上海青年学生。不久，《解放日报》登载上海知青南下服务团招生通告。

6月17日，华东局《关于福建工作问题的报告》函电中央。报告中提及准备接管福建的干部问题，争求中央批准长江支队入闽。（17）

6月19日，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复电中，批准以张鼎丞、曾镜冰、叶飞、韦国清、方毅等12人为省委委员，组成以张鼎丞为书记的中共福建省委。同时，批准长江支队入闽。（18）

同日，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成立。以张鼎承同志为书记的省委，根据提前解放福建的新形势，为解决接管干部准备不足的问题，向华东局提出以下建议：

1、将现驻苏州的长江支队的6个大队，4000余人，调归福建省委领导入闽，以接管福建的6个地区及其所属各县。

2、请华东局调配干部，组建华东南下纵队，搭好福州、厦门两个省辖市、省直20多个厅（局）和第七（永安）地区的接管班子。并由南纵司令部代表福建省委，统率全部入闽南下干部。

3、在上海各大、中院校和社会知识青年中，统一招收2000名学员，组成“华东南下服务团”，随军入闽，以充实全省各地接管单位。(19)

不久，华东局同意上述三项建议。

长江支队前进目标确定，在苏州开始新的一轮整训。

由于，接管地点迁易，原预定接管京、沪、杭地区，现转而南下福建，又听说福建有“三多”（雨多、山多、蚊子和蛇多），许多队员思想波动，还出现了个别队员擅自离队脱逃现象。面对干部队伍的艰难选择，支队党委要求各大队领导以身作则，强化思想工作，通过组织学习、访察交心等途径，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转化工作，消除队员思想顾虑。同时，要求各大队总结武安整训以来学习情况，起始熟悉接管福建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学习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华东局关于南进各级党委和南方游击队会师的决定，以及列宁“论经济工作和粮食工作”、“论机关人员工作和苏联共产党的结论”等文件和报告。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此时，三野十兵团为长江支队每人发了全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包括军装、白衬衫、军帽、帽徽、胸符、绑腿、背粮袋和补充部分武器以及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书籍。

6月21日，上海学联又在天蟾舞台举行规模空前的南下动员大会，三百余所学校八千余人出席。上海学联主席张渝民主持大会，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粟裕和南下服务团团长张鼎丞分别作动员报告。会后，全市青年和各校学生掀起报名参加南下（东南）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的热潮。

6月22日，第二野战军在南京召开总前委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进军西南的战略方针，研究部署进军西南的有关问题。会上，邓小平建议组建“西南服务团”，归二野政治部领导。此时，陈赓、陈锡联提出长江支队随军去大西南；邓小平说，长江支队还是去福建吧。（20）

由此，二野总前委会议决定由宋任穷、张霖之、曹荻秋、彭涛等负责筹建西南服务团工作，在上海大夏大学招收学员。同时，邓小平命令将在浙皖支前的华东支前司令部4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老干部召回南京，以及党中央从东北、华北等老区抽调川、滇、黔籍干部数百人全部编入西南服务团。

6月25日，第十兵团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华东局和三野领导人陈毅、饶漱石、张鼎丞等到会讲话，勉励第十兵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伟大战略决策，克服困难，完成解放福建、建设攻台基地的任务。

6月27日，十兵团发布了进军福建的命令，各部队整装待发。

6月28日，随军服务团的招收工作告一段落，南下（东南）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共录取5000余人。上海学生参加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简称南下服务团）的有2400人，其中大学生1000多人。南下服务团编为4个大队、21个中队，由张鼎丞亲自兼任团长，副团长陈辛仁、伍洪祥。

南下服务团知青有着较高的专业知识，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必要的军事训练，使他们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对此，张鼎丞说：“冷楚同志率领的长江支队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不是在苏州待命吗？可以抽调一批有青年工作经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来服务团当骨干，协助教育和管理”(20)。于是，华东局组织部通知，长江支队抽出150名干部急赴上海，编入南下服务团，担任大队长、政委、参谋长和中队长、指导员。

长江支队的干部与服务团战士一同学习、一同训练、一同行军。他们既是生活管理者，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

筹备入闽干部是张鼎丞之所急。当他听到谭震霖说浙江接管干部8000人，因而认为经营福建的干部差额很大。遂即找了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丞显商调了两套市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再通过华东局抽调华东干部，组建了以陈辛仁带队的“宣传文教大队”(300余人)、以许亚带队的“苏南大队”(500余人)、以方毅带队的“金融干部中队”(200余人)、以梁国斌带队的“公安大队”(500余人)、以王大川带队的“支前筹粮干部大队”。同时，抽调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所属的齐东、高青、益寿县的三个中队(包括调来的山东省立商业专科学校的干部、学员60人，华东财办从山东调干10人，华东工商干校20人，一个医务所8人。)共计440人；组成南下干部第七大队。以上这几批干部的人数大约2000人，他们与长江支队组成“南下干部纵队”；由中共福建省统一领导。

长江支队在苏州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组织整编。主要充实两部分人员，一是准备进驻上海接管工作的华东商专干部、学员30人，山东调干70人，华东局二部委贾秉勋、原鲁山等30余人，张格心、周超南等30余人以及公安干部14人，共计143人编为长江支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二是苏南区抽调的部分华东干部以及大中专学校的干部和学员。支队新增加人员约380人。

在苏州期间，程少康（武乡人）等20名在武安留守处的伤病员归队。另外，支队直属中队队员杨文跃(长子人)、第三大队二中队张有贵、第六大队二中队队员冯石头(高平人)因日夜兼程，劳累成疾，分别病故于苏州城西枫桥镇、蠡口镇。

7月1日，长江支队以大队为单位召开纪念建党28周年大会。大家联系实际，畅谈党的战斗历程，论讲党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的，以四海为家，革命种子播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同时，支队还邀请了福建地下党的领导同志黄国璋介绍福建党艰苦斗争的历史。会后，大家表示接受党的考验，服从革命，到福建去，同福建地下党的同志并肩作战，将革命进行到底。

随着入闽准备工作就绪，长江支队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参观苏州狮子林、拙政园、虎丘山、苏州面粉厂、纱厂、丝绸厂等。

7月2日，三野 十兵团在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率领下，从苏州出发，至嘉兴乘火车，7月5日到江山站，步行入贺村；再从峡口、廿八都、浦城，至水吉。不久，三军进入指定位置：第二十八军集结在建瓯，第二十九军集结在南平，第三十一军集结在古田，兵团部7月9日进驻建瓯。开始进入山地作战训练。

7月13日，长江支队从苏州出发。此时，沪杭铁路松江至枫泾间桥梁被炸毁，只好采取水陆并进：一部分队员乘船，沿着运河直下嘉兴；一部分队员徒步，朝吴江开赴南行；少数同志乘车取道杭州。连续三天进旅，一路上风雨兼程，酷暑行脚。第四大队队长温附山(沁县人)的妻子吴克勤怀孕，在行军途中，流产了。她一直隐瞒着，一声不吭。也无休息调养，依旧紧跟队伍。第二中队陈兰英(浮山人)左胳膊长了个毒疖子，发炎红肿发烧，病得头重脚轻。她咬着牙，一步也不落。

队员们连续两天冒着淋沥大雨行军，个个浑身湿漉漉，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只是踏着泥泞的道路向前，向前……

7月15日，到达浙江省嘉兴县宿营。

7月16日，从嘉兴站乘上一列闷灌火车向南疾行。由于，车厢振动剧烈，噪音变大；又逢夏天，车内温度高；不少队员出现头晕耳鸣、恶心呕吐。当火车前进到嘉兴长安镇时，遭遇敌机空袭。敌机从闷灌列车的前方低空飞来，机关炮不停地向列车猛烈扫射，第五大队乘坐的车厢被打穿，第五中队队员张振业(曲周人)当场牺牲，多名队员负伤。

火车行至杭州，队伍下站转车。第五大队派牛德胜（高平人）等几位同志留下处理善后工作，把伤员送往杭州医院治疗。对牺牲的同志在车站举行了悼念仪式，安葬于杭州公墓。

两个多小时后，支队在杭州换乘浙赣线的火车，继续向江山方向前行。

7月16日，由陈辛仁、伍洪祥率领的南下服务团从上海闸北出发，火车运行至莘庄遭遇敌机轰炸扫射，南下服务团4人牺牲，13人负伤。刚刚步入革命征途的团员们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从未畏惧和退却，继续前行(7月24日到达江山。8月9日至上饶，随后从铅山翻越武夷山脉北段的主峰，挺进福建)。

入闽路线选定方案是，从杭州至江山，起始兵分两路：一批干部大队沿着十兵团第二十九军前进线路，从江山乘火车至上饶站(有一部分是从杭州直达上饶)，徒步从铅山攀越武夷山脉北段的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过分水关入崇安(今武夷山市)经建阳，至建瓯、南平。另一批干部是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长江支队以及部分干部大队，沿着十兵团第二十八、三十一军前进线路，从杭州站乘火车直达江山县贺村站，再徒步从峡口经保安，翻越危崖密布,峭如刀斧的仙霞岭(海拔1413米)，由浦城进至建瓯。

7月17日下午，长江支队到达江山县贺村车站，再次遭遇敌机空袭，大队人马下车迅速疏散。敌机在空中朝列车投掷成串的炸弹，机关炮不停地向列车、向人群猛烈扫射，霎时车站周围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各大队急速步行20多里，到达“南纵”司令部指定的宿营地：第一大队进驻吴村，第二、三大队进驻棠板村，第四、五大队进驻市上村，第六大队进驻淤头村，支队部与“南纵”司令部同驻新塘边村。各大队进入休息地域后，加强疏散、防御配置，并组织武装连进入哨位，执行警戒。

新塘边镇与江西省玉山县接壤，浙赣铁路穿镇而过，是进军福建的最后一站，越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岭就到福建的浦城县。早在5月初，二野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于此卡住敌军南逃福建的咽喉，歼敌7000余人。前不久，三野第二十八军二四七团在新塘边火车站，与一股从玉山溃逃而来的敌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我军牺牲18位战士。

这个地处浙西的古朴小镇，地广人稀，山水如画。是国民党军统“江山子弟兵”中唯一女将军姜毅英的老家，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曾经在镇上当过两年小学教员。当地社情复杂，潜伏的匪特很多，时时乘机对我袭扰，夜里放“冷枪”。“南纵”司令部指示各大队要百倍提高警惕，单人不要自由外出，驻地营房要巡逻设岗，同时给各大队增加了枪支弹药。

7月21日，张鼎丞在新塘边镇召集了地委以上领导干部开会，研究部署进军福建的方略。会上，刘尚之向省委汇报了长江支队干部的情况。张鼎丞传达中共中央6月19日给华东局的电文，即批准以张鼎丞为书记组成的中共福建省委。会议宣布华北、华东南下干部统归省委领导，长江支队(南下区党委)建制撤销。并对南下区党委领导做了具体安排：冷楚(在南京养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尚之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壁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裕民任省实业厅厅长。会议还确定了长江支队6个大队入闽接管的地区：第一大队到晋江地区（今泉州市）工作，第二大队到建瓯地区工作，第三大队到南平地区工作，第四大队到闽侯地区工作，第五大队到龙溪地区（今漳州市）工作，第六大队到福安地区（今宁德市）工作。

在新塘边镇休整，原长江支队各大队仍保持军事化管理，各大队番号不变。十多天里，一直从事进军福建的各项准备工作。

时逢三伏天，气温高达摄氏38、39度，队员们不适应南方潮湿闷热天气，病员急剧增多。省委为此决定：一、迅速抽调干部去上饶、江山设留守处，重病号送上饶十兵团随军医院医治，身体不好难以跟队者连同孕妇送江山留守处；二、从江山进入福建要翻越几座大山，还有一段相当艰巨的路程，为了减少酷暑行军的负重，每人行李不超过5公斤重，凡可以不带的东西坚决就地处理，须带而又带不了的统一送留守处保管，待福州解放后，由组织负责交还本人；三、进入福建的这段路程山高林密，国民党散兵和土匪众多，按中队选调精干武装人员，组成配备机枪、长枪的战斗队，行军时担任队伍的前后卫，保护队伍行军、宿营的安全。

7月24日，张鼎丞和方毅等省委主要领导先行出发。省委机关和6个地专及30个县的大批人马，于7月24日起分三批进军。长江支队第二、三大队于24日从棠板出发，第一、四、六大队于30日分别从吴村、市上、淤头村出发，第五大队于8月5日从市上村出发，向福建挺进。

南进队伍浩浩荡荡，有十几个大队(地专)级单位，省直机关直属大队因辎重多而难以趋利，遂调配几十辆汽车，并由一个野战营护卫。“南纵”副司令员兰荣玉、参谋长王兴钢乘吉普车作前导，一些省委领导干部乘坐大车跟进，长江支队的部分领导干部乘坐的是第七辆汽车（21）。其余，轻兵出道，跋涉前行。

队伍启程，经茅畈、凤林徒步约20公里，下午抵达峡口村。由于，一路奔驰，不少队员的鞋子已破烂不堪,光着脚丫子赶路，行军速度完全是靠意志去支撑。在峡口宿营地，队员们用布包好被扎穿的鞋垫，打草鞋，为登越仙霞岭做好准备。

翌日清晨，队伍从分岔处开始穿行在崇山峻岭中。越过窑岭，登陟仙霞山脉北端的保安村。群山连绵，浓雾弥漫的保安乡村，是军统头子戴笠家乡。打前站的武装队员，一路侦察，一路设防，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上午十时许， 队伍走过仙霞岭第一道关口。从仙霞关到枫岭关，是整个古道上最险峻的一段。古道两侧大山夹峙，岭隘陡峻，曲折盘绕，仅容一马。

队员们沿着蜿蜒的仙霞岭古道拾级而上，海拔千余米的峦峰让人走的筋疲力尽。尤其，攀跻1195级石阶，每上升一阶都十分的艰苦。沿途中常有老蛇、蜥蜴出没，时见被击毙的残敌尸体，腐臭难闻。更令人讨厌的是山里的蚊子，大白天也咬人，一叮一个大红包，使本来就十分疲惫的队员们心烦不安。

酷暑行军，不少人中暑、水土不服。有的过度劳累，双腿打颤，跌跌爬爬。一路上，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搀扶，以超凡毅力和精神艰辛跋涉20多公里，晚七时到达廿八都。

“都”，宋代曰：村。廿八都，即是第28个村子。此处深山僻壤，峰峦层叠 ，按理说是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可是，自唐末黄巢起义军“刊山开道"以来，这里历经过数不清的刀光剑影、血的较量，一次次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仿佛都会在此留下历史的痕迹。1926年的北伐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肖劲光，1935年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都曾转战于此。此时此刻的仙霞岭古道，同样也挡不住从太行、太岳南下的这一支队伍的前进步伐。

第三天启曙，队伍翻过枫岭关，山下乃九牧乡，顺阶而下，进入庙湾村北侧龟山凹处的古隘口——“中原入闽第一驿”。

武夷山远哉遥遥之时，第四大队二中队通信员刘奇(浮山人)一头栽下，再也没起来(执着跟队，带病坚持）。年仅17岁的汉子，从此长眠于梨岭山中。

过梨岭，直抵九牧，夜宿村庄。

第四天离开九牧，仍沿着曲折盘绕古道，时而下山，时而爬坡，艰苦徒行。途经渔梁、仙阳乡，黄昏抵达仙霞古道的南侧终点——南浦溪渡口。再乘坐敞篷车，驰进浦城县城关，就地休整。

8月1日，各大队于所在位置，欢庆“八一”建军节。第五大队在江山县市上村广场集会，庆祝建军节。李承尧、雷绍典以亲身经历，向第五大队同志们叙述了当年红军长征中的故事，鼓励大家战胜困难的意志和决心。

8月5日启曙，第五大队从市上村向仙霞岭挺进。同日，先行的第二、三大队进至建瓯。

率先入闽的省委大队在建瓯与闽浙赣游击队会师，新省委班子和闽浙赣省委进行了交接，张鼎丞宣布新省委正式成立，并在建瓯大戏院举行了战斗前的誓师大会。会上，张鼎丞作了进军福州和解放全福建的动员报告。富有激情地提出了著名的“吃饱饭，打胜仗，解放全福建”口号，大大提升了战斗士气。同时，叶飞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确定了各军的先后动作，并就敌情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和我军应付的办法提出了预案。

8月11日，在建瓯县城前街大戏院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江支队与坚持游击战及地下斗争的地方干部会师大会，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鼎丞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从当前形势与任务到会师的重要意义，都作了精辟的阐述。他对地方党坚持几十年斗争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党中央派来的长江支队，不远千里到来，表示欢迎。并勉励大家要相互团结、取长补短，共同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做出贡献。支持三野十兵团“吃饱饭，打胜仗”，省委决定长江支队第二、三大队的干部迅速到闽北建瓯、南平地区开展工作。

同日，福州战役打响。右路第二十九军先后攻占永泰、福清、长乐，切断守敌南逃之路；左路第三十一军先后攻占三都澳、丹阳、闽安、连江、马尾，控制闽江北岸，切断守敌海上逃路；正面第二十八军先后攻占闽清、雪峰、大湖、小北岭、徐家村，完成对福州的合围之势。

8月16日晚，守敌弃城而逃，解放军于17日进占福州。接着，第二十九军、三十一军以正面攻击与两翼迂回相结合向闽南攻击前进。

8月中旬，长江支队各大队先后抵达建瓯。初入福建，一路看到敌军溃退时留下的战争伤痕，房屋被烧倒塌，汽车翻在沟里。建阳县城遭敌匪纵火，沿街商铺、民房毁之一炬，只剩下断壁残垣和满地的碎砖瓦砾。

8月20日，省委直属大队进入福州。

8月25日，福建省政府、省军区在福州宣告成立。

9月1日长江支队各大队行程130余里，分两路迅速南进至闽江上游的南平、莪洋。

9月5日，分别从南平、莪洋乘船航行约160公里到达福州。

长江支队从太行山出发，远涉3200多公里路程，胜利到达福建省会。南征历时207天，其中，徒步48天，行走2500多公里；乘车船14个昼夜，行程1950公里；休整、待命145天。穿越中条山、太行山、武夷山，横渡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沿途经过晋、冀、豫、皖、苏、浙、赣、闽等8个省65个县。

9月7日，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英华中学礼堂召开欢迎大会，欢迎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入闽工作。省委书记张鼎丞、省政府副主席方毅、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等作了重要讲话。张鼎丞十分了解南下干部的艰辛与不易，赞扬长江支队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南调干部的决定，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到达福建。张鼎丞要求长江支队同志们发挥优势，团结地方干部，完成当前的四大任务：一是把粮食征集起来，支援前线。二是协助部队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三是打垮散兵、土匪、特务，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四是打垮地主恶霸势力，建立农民优势，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叶飞希望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精诚合作，建设福建。

会后，张鼎丞、叶飞和长江支队各大队领导干部一一握手，亲切会见全体队员向大家表示问候。队员们心里甜滋滋的，油然生出一种回家的亲切感。

至此，长江支队各大队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和省委布署的战略任务，奔赴预定的各自岗位、地区，开始了接管政权、经济建设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