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1926年出生于山西省泽州县下村镇岳南村。青少年时期，参加了柳树底村民兵组织，投入到反“扫荡”的抗战洪流中。1944年，八路军太岳军区772团，在县大队配合下，一举攻克了寺庄、马村据点，随后乘夜奔袭柳树口拔除日伪据点。此时，日军基于解决其战略物资供应，加紧掠夺晋城的钢铁和煤炭，将产出的大量煤炭运往河南、长治等地。为了切断日军解决其战略物资供应，晋城各地组织区干队和各村民兵，进行捣毁炼铁炉、煤矿，保护煤矿资源的斗争。一次，为阻击日军掠夺本地资源，区小队兵分两路，两人一组到矿口进行凿石装药---“布雷”。不料，在夜间里紧张凿石时，同伙的一磅锤不不小心砸在父亲的手上(据父亲回忆说，当时不知是寒冷而麻木，还是充满抗日的热情；他仍然坚持着)。天亮时，才发现手背上和大拇指与掌心之间起了两个类似“玻璃球”大的静脉管疙瘩。事后，用当地土草药敷疗，也未经任何手术。就这样，父亲侥幸地带着手伤，参加了“上党战役”、“临汾战役”，一直战斗到福建解放。
南下福建，父亲在福安县二区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区委书记。因工作出色，1953年底，调省委“对敌斗争办”工作。解放初期的东南沿海，敌对情势极其严峻，福州时常遭到敌机空袭，有时一天空袭好几次，三天五天就闹火灾。加上特务用潜伏电台指引，故敌机多采用针对性的燃烧弹来破坏。当时省委办公厅、 省公安厅（母亲单位）负责保卫台江百货大楼，我的父母也常在此起彼伏警报声中忙碌着。

我父亲在第三排左二位置

尤为严重的1955年1月，蒋机十多架，滥炸台江、小桥一带居民区，投弹几十枚，炸死许多市民，顿成一片火海。市委书记兼市长韦国清、省“对敌斗争办”主任刘培善将军等有关领导到现场指挥。幸而大批部队出动，工兵用炸药爆破强制隔开火海，才熄灭了大火。

父亲与老领导，战友侯景域

由于，父亲公务十分繁重，奔忙于地方与军事机关之间的联络、文件传递，省委办公厅唯有的一部英国制自行车几乎成为他的“专用”。正因为频繁骑车的缘故，他手上的那两块静脉疙瘩渐渐“发作”。接着，握笔都有困难。此时，对敌斗争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敌斗争办”经常夜间开会，将军们都是荷枪入会，气氛严肃。父亲从事专职秘书工作，每次会议不容缺席，会议记录保密性强，且不可疏忽。每当伤痛时，父亲总用手绢垫着写字，坚持独立完成会议纪要。

父亲与“海政”文工团演员握手

一天，刘培善主任看见我父亲手上红红的“疙瘩”，十分关心，询问原因后，即吩咐王明章(时任省委办公厅负责人)让父亲请病假去医院诊断。当到省协和医院就诊时，李温仁院长告诉父亲：“这样的静脉疙瘩一旦破裂，二十分钟内不及时抢救乃晚矣”。于是，在教授规劝下动了手术。

为了留住那段“历史记忆”，父亲坚持割除掌心的那个“疙瘩”，保留了手背上的“疙瘩”，作为后来教育我们的“政治材料”。
的确，父亲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除供我们蔽衣果腹而外，别无长物。然而，情志不同，爱亦有别。父亲赋予我们的是一颗心，一种情，一部历史。尤其，父亲手背上的“疙瘩”，夯实了我们人生的路基。给予了我们无穷的力量与精神“食粮”，且时刻激励我在逆境中永不颓唐，在顺境中也永不耽于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