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吕书记同是长江支队六大队南下闽东的，他在一中队分配到福安，我在四中队分配到寿宁。1955我调福安专署公安处，他1957年调寿宁任县委书记，后调宁德地区任地委书记，我在地区法院、检察院任副院长、检察长，后他调省人大任常委兼农经委主任，离休后任省老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和省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会长。2000年宁德市长江支队研究会成立，我任副会长，请他当顾问，这样耳闻亲历，近六十年，他的为人做事，给我教益匪浅，印象甚深，他的精神业绩值得一书。
吕居永1926年8月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南岭乡后河村。家庭一贫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从小讨过饭，当过长工，下过小煤窑，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1943年又遭天灾，粮食颗粒无收，呆在家中坐以待毙,了无生计。17岁的他想的是，在家饿死，不如去保家卫国，战死沙场。毅然参加了八路军。
他先在县独立营当兵，后编入三八六旅二十团三营一连当通讯员，征战在太岳和太行山区。当时我军与日军打仗，采用的是游击战、麻雀战，占的是“人地两熟”的优势。他机智勇敢，在首长身边成长很快，带领一个小分队日夜与敌人周旋：白天敌人进山扫荡，他们就躲进深山隐蔽休整，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十扫九空”；夜幕降临，部队与民兵一起上阵打“地雷战”，用石头、磁罐、玻璃瓶等自制各种地雷、拉雷，埋在村口、路口、门口处处设防，使日、伪军胆战心惊。在夜色掩护下，在敌人驻地周围，这里投几个掷弹筒，那里打他几枪，搞得鬼子不得安宁，晕头转向。“麻雀战”着实令敌人更加疲惫不堪。破坏铁路、公路和桥梁，把敌人的装备优势变成累赘，为我军争取战机、争取胜利更是少不了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也是最艰苦卓絕的时期，他活跃在太岳、太行山区，留下了少年抗日勇士的身影。
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进攻解放区，他在上党战役中光荣负伤，奉命退伍回乡当民兵队长，后任村武委会主任，区武委会干事，积极带领民兵支前。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岁月的磨炼，铸就了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太行山革命精神。
1949年初，他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大军南下参加解放福建、接管福建、建设福建。到闽东老区福安县担任甘棠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等。
1957年吕居永调寿宁老区任县委副书记，那时寿宁没有公路，肩背行李步行三天才到寿宁。初到寿宁，看到那里长期受到自然条件限制，人们走不出大山，信息不通，严重制约着寿宁经济发展。到县委报到后，他听了县委情况介绍，与各部委办局领导见面后，马上带铺盖下乡调查研究，头戴草帽，身穿一套旧中山装，脚穿一双旧解放鞋，深入基层与广大群众在一起，进一步了解到广大山区人民希望修路的迫切心愿。当1959年省道公路通到寿宁城关，中央也有“以工代赊，民办公助” 拨款支援老少边地区修筑公路时，他在一次县委会上提议说：寿宁要想富，必须先修路。他带领寿宁人民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筑路。他勤劳实干，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克服千难万险，大干了好几年，崇山峻岭乡乡修通了公路，实现了寿宁人走出大山的夙愿。这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个奇迹。从此，寿宁文化与经济开始与外界交流更方便了，走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致富之路。
1960年，吕居永提任寿宁县委书记。他深感当好父母官的责任，他思索着如何让广大人民过上温饱的日子，他与县委一班人商量后作出决定，根据寿宁山区实际情况，带领群众办小水电，种茶叶。他亲自在千米高山的竹管垅乡，与乡长兰亦发一道创建了规范的茶叶高产园。至1966年“文革”前，寿宁县一年已生产和出口茶叶2万多担，在全省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同时，全县70%左右的行政村办起了小水电,告别了用煤油点灯照明的昏暗岁月。他推广水稻种植，因地制宜，采取“旱田改水田，高秆改矮秆，串灌改轮灌”及适当密植等有效措施，粮食产量也翻了一番，全县人民大都吃上大米干饭，这对寿宁人民来说也是历史性改变。他重视培养本地干部，常下基层，在县、区、村开会，总是宣讲党的宗旨，强调参加革命是自愿的，积极工作靠自觉。干部不能只动口、不动手，要带头干实事、做实绩。他说寿宁干部更要吃苦耐劳、自力更生，不能向上级“等靠要”，不能等组织派干部。他在任期间，培养了大批本地干部。从寿宁飞出了两头金凤凰：郑义正和陈增光。前者在省人大副主任任上退休，后者在省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都是他当年培养提拔的。他当了十三年寿宁县委书记，每年有十个月都在基层与农村干群一块奋斗实干，连创公路、茶叶、小水电、粮食四项历史奇迹。大家称他为戴“草帽的”实干书记。
1972年7月吕居永被国家选派到圭亚那任农业专家组组长。全组共12人，其中翻译2人，水稻专家5人，棉花专家5人，同去还有河北省烧砖瓦专家组8人。一项全新的工作摆在他面前。圭亚那地处南美洲赤道附近，面积有我国浙江和福建两省加起来那么大，而人口不过70多万。当时该国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提出“三自”的口号，即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和住房问题。吕居永带领的专家组就是在此时踏上万里之外的异国，肩上的重担可想而知，而恶劣的气候环境，对人也是严酷的考验：常年高温，有时高达40多摄氏度，天气无常，蚊虫又多，田里还有一种会咬人的蚂蚁。
中国专家组在圭亚那政府的安排下，到各地视察，给当地农民上课，到田间实地指导。为了让当地农民尽快掌握种植水稻的技术，他们脱掉鞋袜下到水田，手把手地教，不料大家都被什么虫子咬得腿肿脚青。后来询问当地老百姓，才知道是被当地的一种蚂蚁咬的，可以抹一种特殊的植物油加以防护。在商定的3年时间里，双方密切协作、共同努力，圭亚那的水稻亩产便从100斤提高到300多斤，农民也学会了种植水稻和棉花的技术。
当时圭亚那总统的华裔夫人，十分重视农业。她亲自办了一个农场，常请专家组到农场视察和给工人上课。她觉得中国的专家没有架子，又有技术，真心实意为圭亚那人民谋幸福，便向中国政府请求让农业专家组多留一年。这样，老吕在圭亚那住了4年。事后他幽默地说：“出了4年国，干的是田间活。洋扶贫与土扶贫同样艰苦，不一样的就是语言不通，但大家的心还是相通的。”在路途或田头与农民相遇都是笑脸相迎，并伸出大母指，表达对中国专家的好感。后来圭亚那总统到我国访问时，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们的无私援助，使我们人民吃饱了饭、穿上衣、住上了房子。他还要求中央领导代问吕专家好。他们的努力为党增了光，为国添了彩。
吕居永回国后不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老吕先后担任古田、连江等县的县委书记和宁德地委副书记、副专员，1983年被任命为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地区背山面海，居全国沿海海岸线的中点，而且山最高，海最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范式人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建了被誉为“红旗不倒”的闽东苏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闽东的投入最少，开发最慢，成为全国有名的“老、少、边、岛”贫困地区。已在闽东工作了20多年的吕居永，深感自己责任重大。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老吕深知仅靠过去“一锄头一锄头挖”的苦干是远远不够的，等待上级救济更是不行的。应当从区情实际出发，进一步拓宽思路，千方百计引进项目和资金，把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产业优势。但是，历史的惰性也是巨大的，不仅当地不少干部群众仍存在严重的“等、靠、要”思想，而且上级一些部门也并不了解和支持闽东。当老吕带人向省里反映要求安排投资项目时，有人说，“闽东路、电等基础条件不具备，投资怎么有效益？”当闽东要求安排资金支持修路办电时，有些人又说，“闽东没有工业项目，修路、办电又有什么用？”这个思想“怪圈”，成为闽东发展的严重障碍。不改变上级一些部门的看法，闽东经济发展就没有希望。一向温和谦让、讲究团结、顾全大局的吕居永，经过反复考虑和酝酿，他终于下定决心，采取了一项石破天惊的举动—1983年省人代会召开时，作为宁德地区人大代表团团长的吕居永，向省政府提出“质询”，要求省一些部门对上述问题给个说法。人大代表“质询”政府，在福建历史上从无先例。新当选的胡平省长十分重视，马上带一批厅长到宁德代表团驻地听取意见。人大会后，胡平省长又带一批厅长，到宁德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并明确表态：“闽东过去发展慢，省里也有责任。现在应当发动大家都来了解闽东，支持闽东，宣传闽东，用各种方法扶持闽东老区发展。宁德地区也要弘扬老区人民敢于开拓和拼搏的闽东精神，在红色土地上开展创业活动。”
自此以后，省里对闽东的投入、支持显著增长。周宁芹山电站、飞鸾岭隧道、宁德三都澳港口的开发，福温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开始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入了调研、论证阶段，为以后的正式开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吕居永又同地委一班人共同研究，提出要弘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闽东老区精神。他先后深入基层，发现、树立和宣传了柘荣农民郑邦德、福安社口坦洋村等体现闽东精神的先进典型。这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闽东精神，为以后历任地委书记所继承和发扬，并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成为“滴水穿石、人一我十”的精神，鼓舞闽东老区人民在创业的道路上，不断勇往直前。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组织的力量，思想立场的重要，当了一辈子领导的老吕和老伴深明其义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自中央到省市县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他和老伴怕子孙们出问题，有点危机感。全家共有十六人，有十三个是党团员其中省级一人，县处级六人。二老认为自身都已离休，且八十多岁了，保持晚节一般不会出问题了。最重要的是对儿孙要做好八小时以外的家庭监督。他俩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党的兴衰，党员有责；勤政反腐，干部有责；子女教育，父母有责。因此他俩动议成立一个家庭临时党支部。趁大家都回来过春节，就开了个家庭会议，讲了他们的想法：要求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己人，开展父子，夫妻，互相监督，以自律自省为先。大家都没有异议，当即选黄老为支部书记，吕老为纪检书记，组织委员吕卫宁，宣传委员吕小宁。每年在逢年过节团聚的时候，至少要安排三次支部生活会，主要内容是：学习党章、党规、国法、政纪；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还有漫谈对看电视、看报纸，街谈巷议听到的事的思想看法；忆苦思甜等。每个党员，每年按中央组织部规定再交一份党费，用于奖励小辈。长期在家中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如吕老评为全国先进个人和全省先进工作者等，都组织全家学习。有的子孙被评为优秀团干、“三好学生”的支部都给予表扬、奖励，以促上进，防止腐败。2008年12月，我到省检察院开会，吕老的小儿媳妇陈颖来闽江饭店看我，问到她家庭情况，她说家中人都好，小吕前些日子，到南平市税务局挂职当支部书记，临走时我给他约法三章：一是为民服务要实干；二是金钱不能贪；三是美女不能粘。并说这是我按公公在临时支部会上布置夫妻互相监督才这样做的。2010年9月，她这个小家被评为五好家庭。
1993年12月，吕老从省人大离休，1994年1月出任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秘书长的工作很具体，大事、小事都得亲自去做。他既是秘书长，又是值班员，也是公勤员。每天最早上班，来了就扫地，打开水。省老促会是一个特殊的社团组织，副省级以上的顾问，原来就有42人。按照省老促会章程规定，会长办公会、常务理事会、顾问理事会和设区市会长座谈会等，一年要开10次之多，都要他亲自筹办。每年要组织3到5次深入老区调查研究，都要他具体组织。9个设区市. 61个县（市、区）老促会的简报、报告每年至少有300到400份之多，都要他亲自看。省老促会每月2份简报和调研报告，以及向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建议，都要他最后把关。省老促会有7位老同志住会，规定半天上班，秘书长是全天值班。因此10年来，除了下乡、生病以外，他每天都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与他年龄相仿的老同志都在家里陪小孙子玩，他却难得有这个清福。因此2004年过生日时，小外孙女给他写了个贺卡说：“蜗牛的壳每天背在身上，是他的家。我的老爷爷喜欢工作，每天把办公室背在身上，当成自己的家。”
10年来，吕老深入老区调研、开会，共走了54个老区县（市、区），96个老区乡（镇），237个老区自然村。与省老促会其他同志共同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专题报告49篇，其中被采用的有30多篇。他和常务副会长许集美，为老区四处奔波，牵线搭桥多方筹集资金3170多万元，为老区修建希望中、小学校112所。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老促会还帮助解决了34000多个革命“五老”提高生活定补标准，使他们能安度晚年。促进解决了8000多个老区行政村的“五通”问题，使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帮助贫困生上大学700名，上高中、中专6900名，上小学200名。2010年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老促会“扶贫开发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十几年来，吕老情系老区人民，时刻关注与研究老区的发展，他个人捐献给老区人民修路、通水、修革命纪念碑、救灾、抚养孤儿、帮助贫困生上学等约有15余万元。
吕老2012年7月，卸任省老促会职务。2013年3月，他又出任福建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几年来领导全省长江支队研究会作了几件大事：一是除宁德市2000年已建立长江支队研究会外。促使福州、厦门、漳州、龙岩、三明、平南、莆田、泉州八市建立了长江支队研究会。二是组织全省编辑了长江支队人物志。三是编录了“永远的长江支队”十二集记录片，在福建电视台连续播出，宣传了长江支队精神。四是在福州市森林公园，建设省长江支队纪念园，漳州市在漳州市公园，也建设了长江支队纪念园。五是在福州、长治、泉州分别召开三次长江支队精神理论研讨会，收集论文100多篇。六是编辑出版了“长江支队研究”刊物，已出二期。七是组建了省长江支队艺术团，已到全省一些市和山西省一些县巡回演出多场，效果甚佳。
2015年4月省长江支队换届，他已90岁，对新任会长李榕说，虽然我不当会长了，现在还会走路会说话，我要当一名志愿者，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就来找我，尽力而为。
透过吕老这位老南下一桩桩、一件件舍己为人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他关爱老区，关爱老区人民那种无私奉献精神的伟大与崇高。他用奉献的成就铸成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吕老离休后，二十多年来，不求名、不图利、为革命老区默默奉献的精神多么可贵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的宗旨。平凡孕育着伟大，奉献酝酿着崇高。2001年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吕老“先进社团工作者”荣誉称号，2004年吕老被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2005年，全省老干部“双先”表彰会在福州隆重召开，吕老作为福建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一心为民，永葆共产党人本色”的发言，他“做人要正，办事要实，为官要清”的体会和事迹，引起在场的省委领导及与会全体同志的由衷赞许。了解吕老的人都说 “老吕来自老区，不忘老区，他的心永远系在老区人民身上”。2006年，吕老被评为“福建省十大公益老人”，2010年被评为“福建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老促会系统先进个人”；2013年，又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
从吕老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感到了充满长江支队的太行山革命精神。他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好领导；他是福建活着的谷文昌，他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写于2015年8月吕老九秩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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